现代散文作为人的发现的成果与思想启蒙的工具,现代散文欣逢“五四”、个性解放的时代契机,在短短10年内就冲破了古典文言散文“征圣”、“宗经” 的传统与“呜呼嗟夫” 的桎梏,取得了几乎超出小说、诗歌、戏剧之上的成功.然而,“五四”散文事实上又是在一个不自由的体制下借助于人的思想和情感的相对解放和自由而成长起来的.当一个统一的专制政权建立起来,以更大的血雨腥风挤压作家的思想和言论自由时,现代散文的发展便走上了一条“更分明的挣扎和战斗”的路.
舒婷写的是《镜》，没有写过《镜子》，而写的《镜子》是艾青，不知道lz要的是哪一个
1.镜
舒婷
暗蓝之夜
旧创一起迸发
床再煎烤这些往事时
是极有耐心的情人
台钟滴滴嗒嗒
将梦蹂躏得体无完肤
沿墙摸索
沿墙摸索一根拉线开关
却无意缠住了
一绺月色
鳞鳞银鱼闻味而来缘根而上
你终于
柔软一池
在一个缓慢的转身里
你看着你
你看着你
穿衣镜故作无辜一厢纯情
暧昧的贴墙纸将花纹模糊着
被坚硬地框住
眼看你自己一瓣一瓣地凋落
你无从逃脱无从逃脱
即使能倒纵过一堵堵墙
仍有一个个纵不过的日子堵在身后
女人不需要哲理
女人可以摔落月的色斑，如
狗抖去水
拉上厚窗帘
黎明湿漉漉的舌头搭上窗玻璃
回到枕头的凹痕去
像一卷曝过光的胶卷
将你自己散放着
窗下的核桃树很响地瑟缩了一下
似乎被一只冰凉的手摸过
2.镜子
艾青
仅只是一个平面
却又是深不可测
它最爱真实
决不隐瞒缺点
它忠于寻找它的人
谁都能从它发现自己
或是醉后酡颜
或是鬓如霜雪
有人喜欢它
因为自己美
有人躲避它
因为它直率
甚至会有人
恨不得把它打碎
在“五四”以来的现代散文创作中，最早发端和得到发展的是议论性散文。
由于当时正在展开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启蒙运动，这种说理的文字就特别发达起来，当时除有很多政治性、社会性的论文之外，也出现了一些具有文学色彩的议论文字，象《新青年》杂志刊登的李大钊的《青春》、《今》，和陈独秀的《偶象破坏论》、《克林德碑》就是这样的作品。
《新青年》杂志从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起，还增设了“随感录”这个栏目，陆续发表陈独秀、刘半农、钱玄同等人撰写的短小精悍的议论文字，猛烈地攻讦了封建主义的痼疾。其中，刘半农的文章，在抨击论敌时嬉笑怒骂，寓庄于谐，极尽揶揄与夸张之能事。
与此同时，还有不少重要的报刊杂志也都增设类似的栏目，在这一年12月创刊的《每周评论》和1919年 8月创刊的《新生活》，就都设有“随感录”的栏目。
在这类有关社会和文化思想的评论文字中，有不少都写得生动晓畅，淋漓尽致，很有文学意味，它们的大量出现，促进了议论性散文的发展和繁荣。
在《新青年》“随感录”中最精辟的文字，是由鲁迅所撰写的。
他尖锐地抨击那些吹嘘保存“国粹”的顽固派，“都是‘屠杀者’”（《随感录五十七·屠杀者》），“没一件不与蛮人的文化恰合”（《随感录四十二》），如果还要保存“国粹”，将会发生的严重后果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随感录三十六》），识见精深，启人深思。
鲁迅还发表了不少篇幅略长的议论性散文，对封建专制制度和它所造成的腐化与愚昧，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剖析。这些作品充满了深沉而炽热的感情，不仅思想深刻，在艺术上也很有魅力，将议论性散文提到了前所未有的境界。
他终生都撰写这种议论性散文，作为鞭挞反动派以及旧制度、旧思想的武器，以独创的艺术形式，广泛地总结了有关社会与文化思想斗争的经验和规律。
议论性散文是鲁迅的文学遗产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由鲁迅参加奠基和开创的这种议论性散文，后来通常都被称为“杂文”。这种文体在现代散文史和现代文学史上都有极重要的地位。
抒情性散文在“五四”时期常被称为“美文”，它的出现和成长，对于保卫和繁荣新文学创作有着重要的意义。证明“旧文学的示威，在表示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鲁迅《小品文的危机》）。它的出现稍晚于杂文，然而在后来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冰心是较早撰写抒情性散文的作者，她的《笑》、《往事》与《寄小读者》，奠定了她在散文创作中的地位。她经常赞颂的主题是母爱、童心和美好的大自然风光，这本身就是对于冷酷和僵化的封建伦理观念的冲击。她的文笔也委宛隽秀，清新明媚，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比起冰心来，叶绍钧的散文创作更能跟上时代的发展，他的散文集《剑鞘》（与俞平伯合著）和《脚步集》中那些吟味社会人生的文字，写得谨严切实，朴素隽永。他在“五卅”以后的有些作品，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
周作人是“五四”时期提倡抒情性散文最力的作者，他的《美文》一文对于此类散文的创作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收录于《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和《谈虎集》中的抒情小品，写得苍劲古朴，舒徐自如，往往于淡泊之中显出一股凌厉之气，发生过不小的影响。但那些品赏草木虫鱼，沉溺于说理谈玄的作品，却流露出封建士大夫式的闲情逸致。
在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中，朱自清也是一个重要的散文作家。
他具有多种文字风格，像《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写得绮丽纤秾，情景交融；《荷塘月色》和《绿》，运用对于音乐和色彩的感受，进行巧妙的比喻和联想；《背影》却以白描的文字，勾画了父子离别的凄切场面；《执政府大屠杀记》则是细致曲折地描绘“三·一八”惨案的实况。
朱自清在思想和艺术上作了严肃认真的探索，写出过不少出色的小品散文，为中国现代散文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贡献。
创造社的主将郭沫若，用一种激荡和奔腾的情调，写出了自己在人世的坎坷，控诉社会的罪恶，倾诉内心的悲愤，《星空》、《橄榄》、《水平线下》等集子，所收入的就是这类作品。
郁达夫的散文具有更大的影响，《还乡记》、《还乡后记》、《日记九种》等篇章，诅咒丑恶的社会，渴望真挚的情爱，坦率地剖析着内心的苦闷与愤慨，写得清新流畅和富有激情。
他写于30年代的《屐痕处处》、《达夫游记》等作品，则又俊秀圆润，富有神韵和气势，而且还表达出憎恶黑暗现实的沉痛和愤激的感情。
以“新月派”诗人闻名的徐志摩，他的散文在20年代也产生过不小的影响。这些作品直抒胸臆，较多表达了他作为自由主义者的思想情趣，艺术上刻意追求，注重锤炼字句，但有的内容伤于轻佻，文字也因追求辞藻的华丽而显得过度的铺张繁复。
“五四”以后，还兴起了一种篇幅短小、更多地省略了叙事因素、同时又具有较多诗意的抒情性散文，即散文诗。
许地山的《空山灵雨》是这类创作首次较大的结集，它抒发情怀，探索哲理，既执著人生、谴责黑暗，又怀疑现世、畏惧斗争，反映了当时某些追求进步与正义的知识分子，也有着软弱和遁世的一面。
在这之前，鲁迅的《自言自语》、郭沫若的《我的散文诗》和刘半农的《老牛》、《晓》等篇什，都是散文诗创作的最初的尝试。至于鲁迅的《野草》，更是散文诗创作中的名著。王统照当时写的一些散文诗，也以激昂的感情打动过读者。30年代从事散文诗创作的还有丽尼和陆蠡。
“五四”前后的散文创作，大都洋溢着反封建的思想感情，体现了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文学研究会的作家大都表现出了这种倾向，主张浪漫主义的创造社作家在这方面自然表现得更鲜明和突出。
随着社会主义思潮的不断传播和工农革命运动的逐渐高涨，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将个性解放的要求与对于社会主义的向往结合起来了。
“五四”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开始分化以后，坚持反封建斗争的杂文创作依旧在前进着，1924年创刊的《语丝》（见语丝社）周刊，登载的文字就“大抵以简短的感想和批评为主”，1925年创刊的《莽原》周刊，也是为了进行“‘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
除了鲁迅之外，周作人和林语堂也是《语丝》的重要作者，围绕着“三·一八”惨案等事件，他们也曾写过一些很有思想锋芒的杂文。但是与此同时，两人也开始表现出妥协和自由主义的消极情绪。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许多革命作家向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左翼或进步的文学刊物都重视刊登杂文，在当时还出版过一些以登载杂文为主的刊物。
鲁迅这个时期的杂文，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为了冲破国民党反动派当局严密的文网，他不得不经常变换笔名，写得较为隐晦曲折，虽是“带着枷锁的跳舞”（《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却说明他运用这一武器，达到了熟练的地步。
瞿秋白最早认识到鲁迅杂文的重要意义，认为在“这里反映着‘五四’以来中国的思想斗争的历史”（《〈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对于鲁迅杂文的成因、特征和社会作用，进行了精辟的分析。
这一时期，他自己也写了一些杂文，像《民族的灵魂》和《王道诗话》，就都是精粹的作品。郭沫若、茅盾、郁达夫等，也写了不少抨击时弊的杂文。由于杂文创作在30年代的广泛发展，从青年作者笔下涌现出不少成功的作品。
像唐弢的《推背集》、《海天集》，写得犀利劲遒；柯灵的《市楼独唱》，写得简练深切；徐懋庸的《打杂集》，写得质朴隽永，都为战斗的杂文创作增添了光彩。
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之间，出现了一批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抒情小品作者。
丰子恺的《缘缘堂随笔》、《车箱社会》，洗练流畅，颇具神韵；梁遇春的《春醪集》、《泪与笑》，娓娓而谈，吟味人生；
李广田的《画廊集》，散发出泥土的芳香，显得绚丽而又浑厚；何其芳的《画梦录》，以令人眩目的色彩，勾画着朦胧和缥缈的图景；
陆蠡的《竹刀》，时时在美丽动人的景色中，编织着令人悲愤的故事；
吴伯箫的《羽书》,善于从生动的形象中，展开海阔天空的遐想。还有钟敬文、靳以、丽尼、缪崇群等，也都各具自己的风格。
广阔地反映生活的散文，是由一批著名的小说家写出的。茅盾的《上海的大年夜》、《故乡杂记》，以深切透辟的文笔，描写出中国城乡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下，走向萧条和败落的情景；
蹇先艾的《城下集》，愤懑地揭露着麻醉和堕落的社会；
鲁彦的《驴子和骡子》、《旅人的心》，以忧郁的调子诉说着苦难的人生；
巴金的《旅途随笔》、《短简》，愤怒地诅咒黑暗和热情地追求光明；沈从文的《湘行散记》，在舒徐的牧歌情调中，呈现了纷繁的社会小景；
叶紫的《夜的进行曲》、《长江轮上》，象是用皮鞭抽打着腐败和残暴的旧世界；
萧红的《商市街》和《桥》，描写自己在饥饿与死亡线上挣扎时，闪烁出青春与理想的光芒；
吴组缃的《黄昏》、《泰山风光》，淋漓尽致地描绘着各种世态，对于性格的勾勒尤其逼真。
在散文创作获得丰收的时候，林语堂于1932年创办《论语》（见论语派），1934年出版《人间世》，1935年刊印《宇宙风》，提倡离开现实斗争的“幽默”、“性灵”和“闲适”的小品文，形成一时的风尚。
鲁迅和茅盾等左翼作家，及时地批评了他有违于新文学战斗传统的不良倾向，并支持前进的小品文刊物《太白》的工作。
由于时代的需要，叙事性散文也在20年代应运而生，并迅速地产生了比较成熟的作品。
象瞿秋白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记载了十月革命后俄国的真相，以悲壮的史实、昂扬的诗意、激荡的感情和坦率的内心独白，交织成清新奔放和雄浑沉着的艺术风格，表现了作者对于社会主义理想的赤诚追求，是中国出现得较早的报告文学作品。
又如反映“五卅”惨案的《五月三十一日急雨中》（叶绍钧）、《暴风雨》（茅盾）、《街血洗去后》（郑振铎），也都满怀激情地描写了这一重要和难忘的历史场面。
叙事性散文进一步繁荣的标志，是30年代出现了大量报告文学作品。其中，柔石的《一个伟大的印象》，就是较为成功的作品，它以明丽和刚健的笔墨，写出了在革命斗争中锤炼出来的具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新人。
韬奋的《萍踪寄语》和《萍踪忆语》，是他游历欧洲的记录，以朴素平易和真挚隽永的文字，写出了资本主义世界种种无法克服的矛盾，却又肯定它在发展生产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就；
写出了资产阶级民主虚伪和残缺的一面，却又认为它比尚未摆脱封建专制的国民党政权，具有无法比拟的民主，表现出严肃认真和实事求是的文风。他的这些作品引起了广大读者的注意，被认为是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游记格调。
这说明由于时代和社会的需要，有些游记体裁的作品发生了从侧重于抒情的小品文类型，向侧重于叙事的报告文学类型的转化。
与此相类似的，还有刘思慕的《欧游漫记》，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以朴实苍劲和议论横生的文字，揭露了当时的黑暗，渲染出日本侵略者强兵压境的危急气氛，激励了许多读者的爱国情绪。他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报道，更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936年是报告文学的丰收年，在当时涌现出来的大量作品中，《包身工》（夏衍）和《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宋之的）是尤为出色的篇章。《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以揶揄的笔墨和别致的结构，写出了山西省的反动统治者推行“防共”措施的恐怖统治；
《包身工》则通过几个令人战栗的人物，揭露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相互勾结，对包身工进行压榨和蹂躏的罪行。这两篇作品，将新闻的真实性和报告的文学性结合在一起，长期以来成为报告文学的示范性作品。
扩展资料：
中国现在散文的创作演变：
从抗战爆发直到解放战争时期，随着社会的动荡和时代脉搏的变化，散文创作的面貌也发生了变化。
虽然整个说来，这个时期散文创作的成绩较之20、30年代要逊色一些，但仍然有自己的特点。首先杂文创作继续取得了新的收获。巴人和他周围的一群作者曾在号称“孤岛”的上海，用杂文作武器同日本侵略者及汉奸走狗战斗，著有《边鼓集》、《横眉集》等。
在大后方的作者中，聂绀弩的《历史的奥秘》、《蛇与塔》，观察犀利，分析透辟，揭露出许多封建主义的痼弊。冯雪峰的《乡风与市风》、《跨的日子》，抨击了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造成的精神创伤，颇具哲理。
夏衍的《此时此地集》、《长途》，孟超的《未偃草》，宋云彬的《破戒草》，秦似的《感觉的音响》，朱自清的《标准与尺度》，林默涵的《狮与龙》等杂文集，都尽了抨击黑暗和歌颂革命的任务。
这个时期里杂文写得最多的是郭沫若，有《羽书集》、《蒲剑集》、《今昔集》、《沸羹集》、《天地玄黄》等集子，以昂扬的激情，智慧的预见，激励广大读者为民主和自由的新中国而奋斗。
相形之下，这一时期的抒情诗与记叙散文数量较少，但很多有成就的作者依旧写出了一些佳作。茅盾是这方面收获最丰富的作者。他的《白杨礼赞》、《风景谈》，就是激荡着时代风云，蕴含着哲理意味的作品。
在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成长起来的大批作家中，也开始写出了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品，像孙犁的《识字班》、《织席记》等，写得清新朴素，优美动人，达到了相当成熟的地步。
这一时期，由于时局的动荡和客观形势的急遽变化，为读者所关心的报告文学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成为散文创作中最为重要的样式。
继抗日战争前夕茅盾主编的《中国的一日》之后，抗战初期，又出现了梅益等主编的《上海一日》，解放区也曾出现过《五月的延安》、《冀中一日》等报告文学的集体著作。
抗日战争期间，几乎所有的作家都运用这种最具战斗性和群众性的文学样式，敏捷地反映千变万化的现实生活，像丘东平的《第七连》、《我们在那里打了败仗》，对抗战初期硝烟弥漫的气氛、国民党军队的腐败、下级官兵的抗日要求以及敌军的暴行等等，都写得栩栩如生；
曹白的《这里，生命也在呼吸》、《在敌后穿行》，写出了人民群众强烈的抗日要求，以及国民党救亡机构的腐败；萧乾的《矛盾交响乐》、《血红的九月》，以洒脱、秀丽的文字，反映了战时英国的景象。
由于国民党当局加强野蛮的书报检查制度，揭示真实情况的报告文学曾经一度沉寂下来。抗战胜利后，郭沫若的《南京印象》和茅盾《苏联见闻录》，都是值得注意的报告文学著作。
在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报告文学创作始终在蓬勃地发展着，丁玲的《陕北风光》，以朴素、亲切的文字反映了边区人民的新生活、新风尚；
周立波的《晋察冀边区印象记》和《战地日记》，以一种简洁和严峻的风格，写出了很多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故事；
刘白羽的《环行东北》和《历史的暴风雨》，以昂扬的激情抒写了解放战争时期的激烈战斗，跃动着振奋人心的时代脉搏。
此外，《日本人的悲剧》（何其芳）、《新人的故事》（叶以群）、《铁骑兵》（杨朔）、《陈赓将军印象记》（荒煤）等，也是引人注意的收获。
沙汀的《随军散记》，以深切感人的抒情气息，绘声绘色地写出了贺龙将军坚韧、豪爽、诚挚、开朗和富于同情心的鲜明性格，给读者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在这一时代环境中，还有不少年轻的报告文学作家成长起来，写出了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品。
象黄钢的《开麦拉前的汪精卫》、《我看见了八路军》，有着生动的描绘、辛辣的讽喻和充满鼓动力量的政论性，显出了壮阔的气势；华山的《窑洞阵地战》、《碉堡线上》，在描写艰苦的战斗岁月时，洋溢着质朴的泥土气息和诙谐的乐观主义精神。
近数年来出现了第四种散文――讲究弹性、密度和质料的一种新散文。在此我们且援现代诗之例， 现代散文称之为现代散文。 所谓“弹性”，是指这种散文对于各种文体各种语气能够兼容并包融合无间的高度适应能力。文体和语气愈变化多姿，散文的弹性当然愈大；弹性愈大，则发展的可能性愈大，不至于迅趋僵化。现代散文当然以现代人的口语为节奏的基础。但是，只要不是洋学者生涩的翻译腔，它可以斟酌采用一些欧化的句法，使句法活泼些，新颖些；只要不是国学者迂腐的语录体，它也不妨容纳一些文言的句法，使句法简洁些，浑成些。有时候，在美学的范围内，选用一些音调悦耳、表情十足的方言或俚语，反衬在常用的文字背景上，只有显得更生动而突出。 所谓“密度”，是指这种散文在一定的篇幅中（或一定的字数内）满足读者对于美感要求的分量。分量愈重，当然密度愈大。一般的散文读者，或因懒惰，或因平庸，往往不能维持足够的密度。这种稀稀松松汤汤水水的散文，读了半天，既无奇句，又无新意，完全不能满足我们的美感，只能算是有声的呼吸罢了。然而在平庸的心灵之间，这种贫嘴被认为“流畅”。事实上，那是一泻千里，既无涟漪，亦无回澜的单调而已。这样的贫嘴，在许多流水帐的游记和瞎三话四的书评里，最为流行。真正丰富的心灵，在自然流露之中，必定左右逢源，五步一楼，十步一阁，步步莲花，字字珠玉，决无冷场。 所谓“质料”，更是散文作者从不考虑的因素。它是指构成全篇散文的个别字或词的品质。这种品质几乎在先天上就决定了一篇散文的趣味甚至境界的高低。譬如岩石，有的是高贵的大理石，有的是普通的砂石，优劣立判。同样写一双眼睛，有的作家说“她的瞳中溢出一颗哀怨”，有的作家说“她的秋波暗弹一滴珠泪”。意思差不多，但是文字的触觉有细腻和粗俗之分。一件制成品，无论做工多细，如果质地低劣，总不值钱。对于文字特别敏感的作家，必然有他自己专用的词汇；他的衣服是订做的，不是现成的。 现代散文的年纪还很轻，她只是现代诗和现代小说的一个幺妹，但是一心一意要学两个姐姐。事实上，在现代小说之中，那散文就是现代散文，司马中原的作品便是一个例子。专写现代散文的作者还很少，成就自然还不够，可是在两位姐姐的诱导之下，她会逐渐成熟起来的。 在风格上，散文不只是橄榄、清茶，因为“韩潮苏海”原为古文可羡之境界。在篇幅上，我认为散文甚至可到六七千字或更多。散文不必守住轻工业，也可成为重工业。在语言上，我认为酌量使用文言与西化句法，可增加文体的弹性。我的文体观是：白以为常，文以应变，俚以见真，西以求新。文体富于弹性，散文家才能呼风唤雨。 无论是诗或散文的创作，我取法的典范首先是中国的古典，其次才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与西方文学。古文教会我如何掌握凝练、整洁，白话教我如何做到自然、亲切，英文教我如何经营层次井然、长而不乱、富而不杂的复合句法。我致力追求的文体，是用女娲炼石补天的洪炉来炼仓颉的方砖，与源出希腊、罗马的西欧拼音文字相融。我相信只要得法，混血更美，合金更贵。 在散文的语言技巧上，更追求多元的弹性，认为语言应文白互补，句法应长短相济，分段忌四平八稳，题目应别出心裁。不少作者西而不化，句法冗长，标点太少。英文用标点，为方法所需；中文标点，不可拘泥文法，而应依照文气。其间的差别，许多散文家似乎从未留意。
中国现代文学馆有胡适文库，王蒙特别以胡适为例介绍，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有出版社想出版胡适的文集，曾经引起过不同意见，但现在各种各样的胡适文集已出版很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高悬着胡适的画像，虽然据我所知，这是目前(中国内地公共场合)悬挂的唯一一幅胡适画像。
在“五四”以来的现代散文创作中，最早发端和得到发展的是议论性散文。
由于当时正在展开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启蒙运动，这种说理的文字就特别发达起来，当时除有很多政治性、社会性的论文之外，也出现了一些具有文学色彩的议论文字，象《新青年》杂志刊登的李大钊的《青春》、《今》，和陈独秀的《偶象破坏论》、《克林德碑》就是这样的作品。
《新青年》杂志从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起，还增设了“随感录”这个栏目，陆续发表陈独秀、刘半农、钱玄同等人撰写的短小精悍的议论文字，猛烈地攻讦了封建主义的痼疾。其中，刘半农的文章，在抨击论敌时嬉笑怒骂，寓庄于谐，极尽揶揄与夸张之能事。
与此同时，还有不少重要的报刊杂志也都增设类似的栏目，在这一年12月创刊的《每周评论》和1919年 8月创刊的《新生活》，就都设有“随感录”的栏目。
在这类有关社会和文化思想的评论文字中，有不少都写得生动晓畅，淋漓尽致，很有文学意味，它们的大量出现，促进了议论性散文的发展和繁荣。
在《新青年》“随感录”中最精辟的文字，是由鲁迅所撰写的。
他尖锐地抨击那些吹嘘保存“国粹”的顽固派，“都是‘屠杀者’”（《随感录五十七·屠杀者》），“没一件不与蛮人的文化恰合”（《随感录四十二》），如果还要保存“国粹”，将会发生的严重后果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随感录三十六》），识见精深，启人深思。
鲁迅还发表了不少篇幅略长的议论性散文，对封建专制制度和它所造成的腐化与愚昧，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剖析。这些作品充满了深沉而炽热的感情，不仅思想深刻，在艺术上也很有魅力，将议论性散文提到了前所未有的境界。
他终生都撰写这种议论性散文，作为鞭挞反动派以及旧制度、旧思想的武器，以独创的艺术形式，广泛地总结了有关社会与文化思想斗争的经验和规律。
议论性散文是鲁迅的文学遗产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由鲁迅参加奠基和开创的这种议论性散文，后来通常都被称为“杂文”。这种文体在现代散文史和现代文学史上都有极重要的地位。
抒情性散文在“五四”时期常被称为“美文”，它的出现和成长，对于保卫和繁荣新文学创作有着重要的意义。证明“旧文学的示威，在表示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鲁迅《小品文的危机》）。它的出现稍晚于杂文，然而在后来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冰心是较早撰写抒情性散文的作者，她的《笑》、《往事》与《寄小读者》，奠定了她在散文创作中的地位。她经常赞颂的主题是母爱、童心和美好的大自然风光，这本身就是对于冷酷和僵化的封建伦理观念的冲击。她的文笔也委宛隽秀，清新明媚，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比起冰心来，叶绍钧的散文创作更能跟上时代的发展，他的散文集《剑鞘》（与俞平伯合著）和《脚步集》中那些吟味社会人生的文字，写得谨严切实，朴素隽永。他在“五卅”以后的有些作品，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
周作人是“五四”时期提倡抒情性散文最力的作者，他的《美文》一文对于此类散文的创作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收录于《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和《谈虎集》中的抒情小品，写得苍劲古朴，舒徐自如，往往于淡泊之中显出一股凌厉之气，发生过不小的影响。但那些品赏草木虫鱼，沉溺于说理谈玄的作品，却流露出封建士大夫式的闲情逸致。
在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中，朱自清也是一个重要的散文作家。
他具有多种文字风格，像《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写得绮丽纤秾，情景交融；《荷塘月色》和《绿》，运用对于音乐和色彩的感受，进行巧妙的比喻和联想；《背影》却以白描的文字，勾画了父子离别的凄切场面；《执政府大屠杀记》则是细致曲折地描绘“三·一八”惨案的实况。
朱自清在思想和艺术上作了严肃认真的探索，写出过不少出色的小品散文，为中国现代散文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贡献。
创造社的主将郭沫若，用一种激荡和奔腾的情调，写出了自己在人世的坎坷，控诉社会的罪恶，倾诉内心的悲愤，《星空》、《橄榄》、《水平线下》等集子，所收入的就是这类作品。
郁达夫的散文具有更大的影响，《还乡记》、《还乡后记》、《日记九种》等篇章，诅咒丑恶的社会，渴望真挚的情爱，坦率地剖析着内心的苦闷与愤慨，写得清新流畅和富有激情。
他写于30年代的《屐痕处处》、《达夫游记》等作品，则又俊秀圆润，富有神韵和气势，而且还表达出憎恶黑暗现实的沉痛和愤激的感情。
以“新月派”诗人闻名的徐志摩，他的散文在20年代也产生过不小的影响。这些作品直抒胸臆，较多表达了他作为自由主义者的思想情趣，艺术上刻意追求，注重锤炼字句，但有的内容伤于轻佻，文字也因追求辞藻的华丽而显得过度的铺张繁复。
“五四”以后，还兴起了一种篇幅短小、更多地省略了叙事因素、同时又具有较多诗意的抒情性散文，即散文诗。
许地山的《空山灵雨》是这类创作首次较大的结集，它抒发情怀，探索哲理，既执著人生、谴责黑暗，又怀疑现世、畏惧斗争，反映了当时某些追求进步与正义的知识分子，也有着软弱和遁世的一面。
在这之前，鲁迅的《自言自语》、郭沫若的《我的散文诗》和刘半农的《老牛》、《晓》等篇什，都是散文诗创作的最初的尝试。至于鲁迅的《野草》，更是散文诗创作中的名著。王统照当时写的一些散文诗，也以激昂的感情打动过读者。30年代从事散文诗创作的还有丽尼和陆蠡。
“五四”前后的散文创作，大都洋溢着反封建的思想感情，体现了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文学研究会的作家大都表现出了这种倾向，主张浪漫主义的创造社作家在这方面自然表现得更鲜明和突出。
随着社会主义思潮的不断传播和工农革命运动的逐渐高涨，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将个性解放的要求与对于社会主义的向往结合起来了。
“五四”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开始分化以后，坚持反封建斗争的杂文创作依旧在前进着，1924年创刊的《语丝》（见语丝社）周刊，登载的文字就“大抵以简短的感想和批评为主”，1925年创刊的《莽原》周刊，也是为了进行“‘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
除了鲁迅之外，周作人和林语堂也是《语丝》的重要作者，围绕着“三·一八”惨案等事件，他们也曾写过一些很有思想锋芒的杂文。但是与此同时，两人也开始表现出妥协和自由主义的消极情绪。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许多革命作家向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左翼或进步的文学刊物都重视刊登杂文，在当时还出版过一些以登载杂文为主的刊物。
鲁迅这个时期的杂文，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为了冲破国民党反动派当局严密的文网，他不得不经常变换笔名，写得较为隐晦曲折，虽是“带着枷锁的跳舞”（《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却说明他运用这一武器，达到了熟练的地步。
瞿秋白最早认识到鲁迅杂文的重要意义，认为在“这里反映着‘五四’以来中国的思想斗争的历史”（《〈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对于鲁迅杂文的成因、特征和社会作用，进行了精辟的分析。
这一时期，他自己也写了一些杂文，像《民族的灵魂》和《王道诗话》，就都是精粹的作品。郭沫若、茅盾、郁达夫等，也写了不少抨击时弊的杂文。由于杂文创作在30年代的广泛发展，从青年作者笔下涌现出不少成功的作品。
像唐弢的《推背集》、《海天集》，写得犀利劲遒；柯灵的《市楼独唱》，写得简练深切；徐懋庸的《打杂集》，写得质朴隽永，都为战斗的杂文创作增添了光彩。
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之间，出现了一批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抒情小品作者。
丰子恺的《缘缘堂随笔》、《车箱社会》，洗练流畅，颇具神韵；梁遇春的《春醪集》、《泪与笑》，娓娓而谈，吟味人生；
李广田的《画廊集》，散发出泥土的芳香，显得绚丽而又浑厚；何其芳的《画梦录》，以令人眩目的色彩，勾画着朦胧和缥缈的图景；
陆蠡的《竹刀》，时时在美丽动人的景色中，编织着令人悲愤的故事；
吴伯箫的《羽书》,善于从生动的形象中，展开海阔天空的遐想。还有钟敬文、靳以、丽尼、缪崇群等，也都各具自己的风格。
广阔地反映生活的散文，是由一批著名的小说家写出的。茅盾的《上海的大年夜》、《故乡杂记》，以深切透辟的文笔，描写出中国城乡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下，走向萧条和败落的情景；
蹇先艾的《城下集》，愤懑地揭露着麻醉和堕落的社会；
鲁彦的《驴子和骡子》、《旅人的心》，以忧郁的调子诉说着苦难的人生；
巴金的《旅途随笔》、《短简》，愤怒地诅咒黑暗和热情地追求光明；沈从文的《湘行散记》，在舒徐的牧歌情调中，呈现了纷繁的社会小景；
叶紫的《夜的进行曲》、《长江轮上》，象是用皮鞭抽打着腐败和残暴的旧世界；
萧红的《商市街》和《桥》，描写自己在饥饿与死亡线上挣扎时，闪烁出青春与理想的光芒；
吴组缃的《黄昏》、《泰山风光》，淋漓尽致地描绘着各种世态，对于性格的勾勒尤其逼真。
在散文创作获得丰收的时候，林语堂于1932年创办《论语》（见论语派），1934年出版《人间世》，1935年刊印《宇宙风》，提倡离开现实斗争的“幽默”、“性灵”和“闲适”的小品文，形成一时的风尚。
鲁迅和茅盾等左翼作家，及时地批评了他有违于新文学战斗传统的不良倾向，并支持前进的小品文刊物《太白》的工作。
由于时代的需要，叙事性散文也在20年代应运而生，并迅速地产生了比较成熟的作品。
象瞿秋白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记载了十月革命后俄国的真相，以悲壮的史实、昂扬的诗意、激荡的感情和坦率的内心独白，交织成清新奔放和雄浑沉着的艺术风格，表现了作者对于社会主义理想的赤诚追求，是中国出现得较早的报告文学作品。
又如反映“五卅”惨案的《五月三十一日急雨中》（叶绍钧）、《暴风雨》（茅盾）、《街血洗去后》（郑振铎），也都满怀激情地描写了这一重要和难忘的历史场面。
叙事性散文进一步繁荣的标志，是30年代出现了大量报告文学作品。其中，柔石的《一个伟大的印象》，就是较为成功的作品，它以明丽和刚健的笔墨，写出了在革命斗争中锤炼出来的具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新人。
韬奋的《萍踪寄语》和《萍踪忆语》，是他游历欧洲的记录，以朴素平易和真挚隽永的文字，写出了资本主义世界种种无法克服的矛盾，却又肯定它在发展生产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就；
写出了资产阶级民主虚伪和残缺的一面，却又认为它比尚未摆脱封建专制的国民党政权，具有无法比拟的民主，表现出严肃认真和实事求是的文风。他的这些作品引起了广大读者的注意，被认为是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游记格调。
这说明由于时代和社会的需要，有些游记体裁的作品发生了从侧重于抒情的小品文类型，向侧重于叙事的报告文学类型的转化。
与此相类似的，还有刘思慕的《欧游漫记》，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以朴实苍劲和议论横生的文字，揭露了当时的黑暗，渲染出日本侵略者强兵压境的危急气氛，激励了许多读者的爱国情绪。他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报道，更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936年是报告文学的丰收年，在当时涌现出来的大量作品中，《包身工》（夏衍）和《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宋之的）是尤为出色的篇章。《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以揶揄的笔墨和别致的结构，写出了山西省的反动统治者推行“防共”措施的恐怖统治；
《包身工》则通过几个令人战栗的人物，揭露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相互勾结，对包身工进行压榨和蹂躏的罪行。这两篇作品，将新闻的真实性和报告的文学性结合在一起，长期以来成为报告文学的示范性作品。
朱自清是我国现代散文家，他的散文在现代文学史上有较高的地位。他的散文名作，已成为小学、初中、高中、大学语文课本的范文，可以说是名家名篇，例如，小学课本中的《春》，初中课本中的《背影》，高中课本中的《荷塘月色》，大学课本中的《桨声灯影中的秦淮河》，脍炙人口。
古代：唐宋八大散文家：韩愈、柳宗元、苏轼、苏辙、苏洵、王安石、欧阳修、曾巩近代：鲁迅：散文：朝花夕拾 散文诗集：野草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梁实秋林语堂史铁生余秋雨余光中萧红张恨水现代：张晓风席慕容毕淑敏于丹白落梅安意如林清玄刘心武鲍尔吉·原野马德冯骥才朱成玉
是因为朱自清的散文一是以写社会生活抨击黑暗现实为主要内容的一组散文。二是叙事性和抒情性的小品文，主要描写个人和家庭生活，表现父子、夫妻、朋友间的人伦之情，具有浓厚的人情味。第三，则是以写自然景物为主的一组借景抒情的小品文，是其代表佳作，伴随一代又一代人喜怒哀乐。后两类散文，是朱自清写得最出色的，其中《背影》《荷塘月色》更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其散文素朴缜密、清隽沉郁，以语言洗炼，文笔清丽著称，极富有真情实感。
朱自清在散文史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是新文学初期继冰心之后又一位突出的小品文作家，以他“美文”创作的实绩，打破了复古派认为白话不能作“美文”的迷信；他在古典文学的础石之上和五四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之下，创造了具有中国民族特性的散文体制与风格；尤其是他具有极高艺术成就的散文作品，为白话美文提供了典范，为培养文学青年和繁荣散文创作提供了宝贵的艺术经验。
朱自清散文，追求一个“真”字，以真挚的感情，写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求得逼真的艺术效果。“真”是朱自清散文的艺术核心。讲真话，写真情，描绘实景，是他散文艺术的最高成就。
春秋时，齐国的管仲与鲍叔牙是好朋友，但是两人各事其主。后鲍叔牙侍 奉的公子小白为被立为齐桓公，鲍叔牙却向齐桓公荐管仲为相而自己甘居其下。
在管仲的辅佐下，齐国日益强大，最终成为“九分诸侯，一匡天下”的霸王。
成功后的管仲十分感慨地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俞伯牙摔琴谢知音：浪说曾分鲍叔金，谁人辨得伯牙琴
于今交道奸如鬼，湖海空悬一片心。
古来论交情至厚，莫如管鲍。
管是管夷吾，鲍是鲍叔牙。他两个同为商家，得利均分。
时管夷吾多取其利，叔牙不以为贪，知其贫也，后来管夷吾被囚，叔牙脱之，荐为齐相。这样朋友，才是个真正相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