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年前的九月，我结婚了。没有迎亲的队伍，送亲的伴娘，甚至没有一身合适的婚服，我带着一纸结婚证，义无反顾地和新婚丈夫踏上了西去的列车。
素不相识的一群人挤在列车上，操着各地方言，或坐或躺，身散容倦，妆发凌乱。几十个小时的车行，车窗外，山岗荒凉，偶有几缕炊烟。火车在一个小站点停靠，我们出了车站，满目荒凉。
要到丈夫所在部队的驻地冰凌沟，我们便转乘轿车，在去冰凌沟的山口下了车。山路险阻，不知有几重弯。我踩着高跟皮鞋，深一脚浅一脚，实在快不起来。看着满天乌云翻滚，丈夫急坏了，他鼓励我走过了一个又一个电线杆。我脚疼得不愿往前走了，他只能不断给我打气，却不敢告诉我，冰雹躲在云层里正追着我俩。这时，一辆吉普车从山下开来，车轮扬沙，烟雾弥漫，可他一眼就认出了是军牌。当我们坐车赶到部队矿部时，零散的冰雹当头砸下。
矿长率所有战友，把我们让进简易的房子，一间极简的婚房。房顶、墙壁被白纸糊了个严严实实，屋顶四角挂着彩纸拉花。墙上贴着剪错的大红喜字，桌子上摆着一对红色钢皮暖壶。两张单人床拼凑的婚床上，没有大红被子，也没有花生核桃枣，只雪白的床单上整齐地放着两床被子，一条绿军被，一条白色卫生被。墙角是熊熊燃烧的火炉，旁边是黑色的水缸，凳子上放着脸盆。
政治部主任问：谁结婚？矿长笑着说：你把新郎新娘拉来的，你问谁？政治部主任立马态度严肃地说：没领证不能在一起。我俩立刻拿出结婚证，上面没有结婚照。丈夫出差路过老家，临时提出结婚，我们行程匆匆，未及照相，办结婚证还是走了后门。他听完，拿出相机，为我俩补拍了一张结婚照，并且随口说：择日不如撞日，下雹子又出不去，干脆你俩把事办了。他拿起结婚证就宣读，十几名官兵为我们见证。
我们的婚礼，没有黄金首饰，没有得体的衣服，甚至连一个漂亮的发卡都没有，只有随身穿的红毛衣，让我觉得自己像个新娘。我们的婚礼，没有喜糖喜烟，瓜子花生，只有几杯白开水，大家却喝得有滋有味。我们的婚礼，没有轰鸣的礼炮，绚丽的烟花，悠扬的音乐，然而有官兵们震耳欲聋的掌声，有来自天宫的冰雹奏乐。更刻骨铭心的是，在举办婚礼过程中，新房竟被冰雹打漏了，北面临窗的顶棚塌了下来。看着小如蚕豆、大如砖头的冰雹，我想，如此独特的婚礼，可遇而不可求。我不觉得委屈，只觉得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