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的夏天,我卷走所有的铺盖,转身告别缙云山下的西南师范大学(今西南大学)。从来没想过那些教授过我的老师会以怎样的姿态凝望我的人生,万千学子聚聚散散,我本微尘。
2005年冬天的一个下午,我走进中国传媒大学的某处会场,那里正在举行一场有关传媒的高峰论坛。在无数颗后脑勺中间,我看到了一个白晃晃的光头,那不是西师的虞吉老师吗!我本科时的电影史老师!多么熟悉的光头,他无数次回身在黑板上写字,留给我们的就是这样一个光头的背影。
就这样,毕业6年后,我有了与虞吉老师在北京的深夜谈话。
之后10年,10多次长夜之饮,成了我和虞吉老师交往的仪式。或重庆,或长沙;或小店,或街边。
2015年的一天,我因事独住北京怀柔区一处偏僻小镇的宾馆,想不到又遇见一场中国电影史的全国年会在那里召开,自助餐厅里竟然再次邂逅前来开会的虞吉老师。
于万千人海中的相遇,是莫大的缘分。
每一次向虞老师开口,总是这样那样的求助,他从来都是尽力给予原则之内的关照。受他的感召和鼓励,我的十几位本科学生得以考进已经更名为西南大学的母校继续深造。
两个人的师生情,派生出许多人的西师缘,这或许就是大学的意义之一吧,让师承成为一种不断延续的文化行为。
北碚那座小城,不断堆砌着我和我的后辈、学生们的青春故事,并在这样的青春故事里,永不毕业。
也是在2015年,我选择到四川大学文学院进修,只因那里有我曾经的本科老师李怡先生,他从西师调到了川大,担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
整整20年没见,再见李怡先生,还是当初那般睿智而敏博,在他不经意提高的嗓音和接连而至的爽朗笑声中,学者的雅量丝丝入心,沁我心脾。
这些年中,他常常谦称我为“某某兄”,雅气而亲切。令人失望的是,我的博士后出站报告一而再地拖延,并且写得十分不尽如意。每次见面,李怡先生没有半句指责,甚至语气重一点的词都没说,换作别人,早就雷霆了。
于人于事,他从来都是建设性的态度。他不会批评学生,只有鼓励和指点。可是你要是觉得他是浆糊先生,那就错了。在我几次开题报告、中期检查和出站答辩中,他都邀约了四川学术界有名的“毒舌”学者前来把关,苛刻、严谨……说多了都是泪,连那些已经是博导的学生,脸面都有挂不住的时候。
今年8月的大学毕业20周年聚会上,我终于再次见到王本朝先生。王本朝先生是“闻名之如露入心,共语似醍醐灌顶”的大家。
50多岁的先生,面容稍比记忆中的容颜苍老些许,可是那张重庆腔的嘴巴,还是那样真诚、善谈。
那天,我和本科时的同学安燕围着他坐下,他侃侃而谈,三五句话就能高屋建瓴,时不时地不忘穿插着透漏几件秘闻趣事,有着并不讳言的旷达,也如他的上课,充满了学术的严密,同时不乏叙事的风趣与生动。
1999年本科毕业那一年,我报考王本朝先生的研究生,那是他带研究生的第二年,复习过程中多次在他拥挤的家里、在课后的教室、在幽静的校园马路上向他请教。
因为英语2分之差,我错失跟他深造学习的机会。那年初春,他介绍我千里迢迢去广西师大他的老友处办理调剂,我竟然因为不够上心,没有把握好这次机会,让我的人生拐了一个个大弯。
这些年,因为工作关系,我路过很多名牌大学,在我心里,它们总不如我的西师、我的大学老师们。“你样样好,样样比她强,你只有一个缺点,你不是她。”这是金庸武侠小说里的一句话,我总拿这句话来表达我对母校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