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的夏天，我卷走所有的铺盖，转身告别缙云山下的西南师范大学（今西南大学）。从来没想过那些教授过我的老师会以怎样的姿态凝望我的人生，万千学子聚聚散散，我本微尘。
2005年冬天的一个下午，我走进中国传媒大学的某处会场，那里正在举行一场有关传媒的高峰论坛。在无数颗后脑勺中间，我看到了一个白晃晃的光头，那不是西师的虞吉老师吗！我本科时的电影史老师！多么熟悉的光头，他无数次回身在黑板上写字，留给我们的就是这样一个光头的背影。
就这样，毕业6年后，我有了与虞吉老师在北京的深夜谈话。
之后10年，10多次长夜之饮，成了我和虞吉老师交往的仪式。或重庆，或长沙；或小店，或街边。
2015年的一天，我因事独住北京怀柔区一处偏僻小镇的宾馆，想不到又遇见一场中国电影史的全国年会在那里召开，自助餐厅里竟然再次邂逅前来开会的虞吉老师。
于万千人海中的相遇，是莫大的缘分。
每一次向虞老师开口，总是这样那样的求助，他从来都是尽力给予原则之内的关照。受他的感召和鼓励，我的十几位本科学生得以考进已经更名为西南大学的母校继续深造。
两个人的师生情，派生出许多人的西师缘，这或许就是大学的意义之一吧，让师承成为一种不断延续的文化行为。
北碚那座小城，不断堆砌着我和我的后辈、学生们的青春故事，并在这样的青春故事里，永不毕业。
也是在2015年，我选择到四川大学文学院进修，只因那里有我曾经的本科老师李怡先生，他从西师调到了川大，担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
整整20年没见，再见李怡先生，还是当初那般睿智而敏博，在他不经意提高的嗓音和接连而至的爽朗笑声中，学者的雅量丝丝入心，沁我心脾。
这些年中，他常常谦称我为“某某兄”，雅气而亲切。令人失望的是，我的博士后出站报告一而再地拖延，并且写得十分不尽如意。每次见面，李怡先生没有半句指责，甚至语气重一点的词都没说，换作别人，早就雷霆了。
于人于事，他从来都是建设性的态度。他不会批评学生，只有鼓励和指点。可是你要是觉得他是浆糊先生，那就错了。在我几次开题报告、中期检查和出站答辩中，他都邀约了四川学术界有名的“毒舌”学者前来把关，苛刻、严谨……说多了都是泪，连那些已经是博导的学生，脸面都有挂不住的时候。
今年8月的大学毕业20周年聚会上，我终于再次见到王本朝先生。王本朝先生是“闻名之如露入心，共语似醍醐灌顶”的大家。
50多岁的先生，面容稍比记忆中的容颜苍老些许，可是那张重庆腔的嘴巴，还是那样真诚、善谈。
那天，我和本科时的同学安燕围着他坐下，他侃侃而谈，三五句话就能高屋建瓴，时不时地不忘穿插着透漏几件秘闻趣事，有着并不讳言的旷达，也如他的上课，充满了学术的严密，同时不乏叙事的风趣与生动。
1999年本科毕业那一年，我报考王本朝先生的研究生，那是他带研究生的第二年，复习过程中多次在他拥挤的家里、在课后的教室、在幽静的校园马路上向他请教。
因为英语2分之差，我错失跟他深造学习的机会。那年初春，他介绍我千里迢迢去广西师大他的老友处办理调剂，我竟然因为不够上心，没有把握好这次机会，让我的人生拐了一个个大弯。
这些年，因为工作关系，我路过很多名牌大学，在我心里，它们总不如我的西师、我的大学老师们。“你样样好，样样比她强，你只有一个缺点，你不是她。”这是金庸武侠小说里的一句话，我总拿这句话来表达我对母校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