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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的年味

徽州的年味


“过年喽——”“过年喽——”当春节二字象冬阳一样撕裂凛冽的北风,在徽州就会上演一出温暖吉祥喜庆的大戏,尤其是在乡村、在村庄,当时光的脚步一踏进腊月,春节的大幕就徐徐拉开了。

“千日捡柴不够一餐腊八粥”这是徽州的一句俗话。小时候,一进腊八,乡村里家家户户都要熬煮腊八粥。一个寒冬,北风咆哮,当我们哥仨还在被窝里呼呼大睡时,能干勤劳的母亲,半夜三更就悄无声息地摸黑起床,开始熬煮腊八粥。草草地洗了把脸,母亲就弯下腰,把一把松软的松毛塞进锅灶中。而后擦亮火柴,一炉火焰就熊熊燃烧开来。当水沸腾之后,就将洗干净的花生米、红豆、红枣、菌菇、干豆角、萝卜、火腿肉等,一一倒进铁锅内、“咕嘟,咕嘟”,随着一阵阵芬芳扑鼻的香气,大哥二哥和我一股脑儿从被窝里跳了出来。三步并作两步地跑到厨房。“好没好哇?”“好了。”母亲的话还落地,压根儿就没想到洗脸,我就迫不及待抄起一只蓝边碗,勺了又勺,喝了又喝,直把小肚皮喝成了锣鼓。再给叶奶奶一碗,再给哈大伯一碗。左邻右舍也相继品尝了口感香滑厚稠的腊八粥。光棍汉哈大伯一把夺过我手上的腊八粥,头也不抬一下,呼呼啦啦、三口两口就碗底朝天了。再给我来一碗?哈大伯一脸的向往。你自己没脚啊,我不高兴地呛他一句,生怕家中的腊八粥被人吃得个一干二净。吃饱喝足。我高高兴兴地举着绑在竹竿上的鸡毛掸,在母亲的带领下,兄弟三人齐心合力、擦窗子、扫庭院。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里里外外,忙得热火朝天。很快,上上下下,屋里屋外,焕然一新。

春节是一出大戏,自然要准备些“行头”。杀猪喽。村村落落,隔三叉五,大树下,场院内,一个大木桶,热气腾腾,“嗞啦——嗞啦——”,杀猪师傅手拿刀具,如刮胡子一般上上下下一通,乌黑的猪毛纷坠,不一会就现出白胖的身子。再把猪往木架上一抬,利索地一刀,如拉练一样,徐徐地开膛剖肚。一切收拾妥当,主人自嘲地一笑说:“有钱没钱杀头肥猪过年。”此刻暮色渐合,炊烟四起,左邻右舍,亲朋好友,济济一堂,美味十足地吃起了杀猪饭,划起了快乐拳:“拳啦,六六大顺,五金魁哇。”。

做一缸米馃,平平安安、福福泰泰。将晾晒的米粉蒸熟,用特制的木模做成人形和元宝形。鲤鱼跳龙门,红红的,呼之欲出。福禄寿,白白胖胖,如意吉祥。既便是普通的圆米馃,也令人心醉神迷。

打一锅冻米糖,欢欢乐乐、甜甜蜜蜜。把晒干的冻米放入滚烫的铁锅内,快速地一搅一拌,如有神助,冻米的身子骨立马“高大肥壮”起来。“打糖”,再搅拌,起锅……,一切水到渠成之后,做米糖的师傅高举锋利的大菜刀,“咔嚓——咔嚓——”,划条切块,刀锋所指,所向披靡,一条条米糖列车一样徐徐“出站”。当“白色汽笛”消散之后,主人们一脸甜蜜地把冻米糖横平竖直地码在洋铁箱内。想吃啦,盖一掀,一股芬芳扑面而来……光有行头还不够,还得描描眉、勾勾脸,大张旗鼓贴春联。大门贴,窗户贴,猪圈、牛栏都要贴。贴得红红火火,贴得喜气洋洋。我父亲写得一笔好字,一张红纸铺开,一点,一撇,一抐,楷、行、草随心所欲,笔墨所到之处,莺歌燕舞、桃红柳绿。写春联可是过年重要的一环,岂能轻视。大宅也好,小舍也罢,谁能忘怀?作为全村唯一的笔杆,父亲一天到晚自然忙得个团团转。张家请,李家接。钱是一分不收的,酒是来者不拒的。歪歪倒倒地回到家,还在不住地吼唱:“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我家的春联呢,直到年三十的中午,父亲才抖抖酸胀的胳膊,展开事先剪好的红纸,不假思索地挥洒:“风调雨顺,人寿年丰”。有一年,我将春联贴歪了。父亲并不责怪,只是眯着眼、微笑说道:“歪有福,直有寿”

“盼望着,盼望着,”在一片渴盼的目光中,大年三十像一只神话中的金凤凰,放射着五彩的霞光,姗姗降临。来了。来了。令人垂涎欲滴的春节,在一片喜庆的鞭炮声中,粉墨登场了。按徽州的习俗在年夜饭开吃前,要码上鱼肉、米饭和酒等祭品,要摆上香炉、点燃香火,祭拜仙逝的长辈和祖宗。因处于横扫一切“封资修”的特殊环境,那些用于祭祀的蜡烛、檀香之类的传统材料基本上无人敢“点染”,但春节大戏开场的序幕——放鞭炮是必不可少的。通常场景是父亲带着我们兄弟几个“一、二、一”地走进院子。然后,父亲把一捆大炮仗、也称二踢腿拆开,将其中的三、四门“大炮”放在地上,再用火柴点燃大铁桥或者丰收牌牌香烟,猛吸一大口,弯下腰,夹着烟的右手小心翼翼地伸出,我们兄弟则躲在一旁观望。只听“嗞嗞……”地一阵声响,炮仗直挺挺地冲向半空,“呯啪!”, “呯啪!”一阵硝烟袅袅。接着父亲又把一窜名为小百子的小炮仗摊开、点燃。“噼哩啪啦”地四处响跳。不等“云消雾散”,我们就奋不顾身地冲上去,抢一些没有响动的炮仗,你争我夺不亦乐乎。

在此起彼伏的鞭炮声中,年夜饭鸣锣登场。金黄的肉圆是必须的,团团圆圆。鱼当然不能少,但头和尾是动不得的。寓意年年有余。青菜也不能忽略,做人要像青菜青青白白啊。父亲呷着老白干,笑咪咪地。母亲不住地问我们“好吃吧,好吃吧。”我们哥仨没功夫回答,头也不肯抬一下,因为满眼都是红烧肉、红烧鱼、肉圆、炒猪干等“千呼万唤始出来”的“红粉佳丽”呀。鱼有剌,吃起来麻烦,我们兄弟像是在比赛似的向红烧肉发起冲锋,你一块我一块,争先恐后,不一会一大碗红烧肉就去了大半。

年饭吃罢。父亲说他要守岁。只见他东飘一下西荡一下,一阵风似的就把房间和厨房的灯都拉得灯火通明。而后坐在古旧的太师椅上与母亲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有时聊到村子里的人和事,声音放得低低的,生怕被我们听到传出去后而惹事生非。我们哥仨则不停地剥花生嗑瓜子,桌上地下四浇溅。剥着、嗑着、吐着,我的眼皮渐渐地耷拉下来,两个哥哥也不住地打着哈欠。于是一个个哈着嘴巴上了床。哪里睡得着?肚皮撑得像小山一样高,更何况枕头旁高耸着用红纸包裹着的压岁钱?一张、两张、三张,一角、两角、五角,这对于平时连一分钱也要“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我来说,无疑是巨额馈赠了?翻过来覆过去,我摸摸“大钞”,揉揉肚皮,满脑子甜滋滋、红彤彤的一片。摸摸、揉揉,揉揉、摸摸,最终还是甜甜地进入了梦乡。

大年初一,徽州有地方的风俗是不外出拜年的。照例小孩一大早起床,拜长辈,拜父母,再兄弟姐妹互拜,嘴上不住地说“新年好,新年好。”拜长辈,拜父母,有红包,兄弟姐妹互拜,有笑脸。再喝上一、两碗寓意为“早早得利”的栗枣汤,再呑下两、三个 “金元宝”(鸡蛋),孩子们就像一群关不住的小鸡,叽叽喳喳地冲出门外,东家走西家转,回来时,一脸的喜悦:小口袋不仅装满了花生瓜子,而且还有三、四个红包呢。

从初二开始,拜年的人们就川流不息了。在村庄,在小路,在田埂,在山坡,三三二二,你来我往,一拨又一拨。有拎两包普通的麻酥糖,有提较为珍贵的寸金糖的,但都方方正正,红红艳艳。亲戚中,母系为大。小时候我们拜年的第一站就是外婆家。一进门,喊一声。外婆就一一沏上了茶水。而后,端出满满的一大碗茶叶鸡蛋,热情地剥下蛋壳,不停地说“再吃一个,再吃一个。”果子盘是早以敞开的,有麻酥糖,冻米糖,还有花生、瓜子。肚皮还没休息片刻,一大碗油花花、香喷喷的浇头面又上了桌,我们自然又是一番风扫残云。放下碗筷,大人们家长里短,我们则在村庄乱转。酒是大人的事情,中午的饭桌上,我们的主攻方向是红烧肉,一块又一块的精肉一转眼功夫就去了“他乡”。

“赶上九去。”每年农历正月初九,徽州最大传统的岩寺庙会开始隆重上演。那时商贾云集,人山人海,摩肩接踵,喧闹鼎沸,盛况空前。乡村的也罢,周边区县也罢,不约而同地从阡陌、从田埂、从公路,一拨一拨地涌向岩寺,买卖的,观光的,唱念做打的,男女老少,像赶一个盛大的节日,把沿街的街道挤得水泄不通,整个集镇像一条欢乐的河流,喧哗着,淌着,潺潺不息。你只要置身摩肩接踵的人流,你就会恨不得爹娘给你再生一双眼睛、再生一副耳朵、再出一个鼻子,让你看个透、闻个够、嗅个饱。庙会上,有买木器的,有铁器的,还有耍猴子变戏法的。离岩寺只有一剪之地的我家,就像开了个小饭店,亲戚们、好友们,大大小小,老老少少,男男女女,来往不息。桌子不够怎么办?岔开安排,轮流上桌。我们则成跑堂和伙计,只不过不会像电影中的跑堂,腰扎白围裙,手托托盘,软软溜溜地吆喝“来嘞,肉丝面一碗。”

“呯啪,呯啪”在徽州一直要到过了元宵,春节的大戏才落下帷幕。现在的徽州,有的年俗虽已日渐式微,但由于生活日益提高,一些传统的庆祝活动开展得更加如火如荼:跳钟魁,舞狮子,唱乡戏,赶庙会,欢乐如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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