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喽——”“过年喽——”当春节二字象冬阳一样撕裂凛冽的北风，在徽州就会上演一出温暖吉祥喜庆的大戏，尤其是在乡村、在村庄，当时光的脚步一踏进腊月，春节的大幕就徐徐拉开了。
“千日捡柴不够一餐腊八粥”这是徽州的一句俗话。小时候，一进腊八，乡村里家家户户都要熬煮腊八粥。一个寒冬，北风咆哮，当我们哥仨还在被窝里呼呼大睡时，能干勤劳的母亲，半夜三更就悄无声息地摸黑起床，开始熬煮腊八粥。草草地洗了把脸，母亲就弯下腰，把一把松软的松毛塞进锅灶中。而后擦亮火柴，一炉火焰就熊熊燃烧开来。当水沸腾之后，就将洗干净的花生米、红豆、红枣、菌菇、干豆角、萝卜、火腿肉等，一一倒进铁锅内、“咕嘟，咕嘟”，随着一阵阵芬芳扑鼻的香气，大哥二哥和我一股脑儿从被窝里跳了出来。三步并作两步地跑到厨房。“好没好哇？”“好了。”母亲的话还落地，压根儿就没想到洗脸，我就迫不及待抄起一只蓝边碗，勺了又勺，喝了又喝，直把小肚皮喝成了锣鼓。再给叶奶奶一碗，再给哈大伯一碗。左邻右舍也相继品尝了口感香滑厚稠的腊八粥。光棍汉哈大伯一把夺过我手上的腊八粥，头也不抬一下，呼呼啦啦、三口两口就碗底朝天了。再给我来一碗？哈大伯一脸的向往。你自己没脚啊，我不高兴地呛他一句，生怕家中的腊八粥被人吃得个一干二净。吃饱喝足。我高高兴兴地举着绑在竹竿上的鸡毛掸，在母亲的带领下，兄弟三人齐心合力、擦窗子、扫庭院。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里里外外，忙得热火朝天。很快，上上下下，屋里屋外，焕然一新。
春节是一出大戏，自然要准备些“行头”。杀猪喽。村村落落，隔三叉五，大树下，场院内，一个大木桶，热气腾腾，“嗞啦——嗞啦——”，杀猪师傅手拿刀具，如刮胡子一般上上下下一通，乌黑的猪毛纷坠，不一会就现出白胖的身子。再把猪往木架上一抬，利索地一刀，如拉练一样，徐徐地开膛剖肚。一切收拾妥当，主人自嘲地一笑说：“有钱没钱杀头肥猪过年。”此刻暮色渐合，炊烟四起，左邻右舍，亲朋好友，济济一堂，美味十足地吃起了杀猪饭，划起了快乐拳：“拳啦，六六大顺，五金魁哇。”。
做一缸米馃，平平安安、福福泰泰。将晾晒的米粉蒸熟，用特制的木模做成人形和元宝形。鲤鱼跳龙门，红红的，呼之欲出。福禄寿，白白胖胖，如意吉祥。既便是普通的圆米馃，也令人心醉神迷。
打一锅冻米糖，欢欢乐乐、甜甜蜜蜜。把晒干的冻米放入滚烫的铁锅内，快速地一搅一拌，如有神助，冻米的身子骨立马“高大肥壮”起来。“打糖”，再搅拌，起锅……，一切水到渠成之后，做米糖的师傅高举锋利的大菜刀，“咔嚓——咔嚓——”，划条切块，刀锋所指，所向披靡，一条条米糖列车一样徐徐“出站”。当“白色汽笛”消散之后，主人们一脸甜蜜地把冻米糖横平竖直地码在洋铁箱内。想吃啦，盖一掀，一股芬芳扑面而来……光有行头还不够，还得描描眉、勾勾脸，大张旗鼓贴春联。大门贴，窗户贴，猪圈、牛栏都要贴。贴得红红火火，贴得喜气洋洋。我父亲写得一笔好字，一张红纸铺开，一点，一撇，一抐，楷、行、草随心所欲，笔墨所到之处，莺歌燕舞、桃红柳绿。写春联可是过年重要的一环，岂能轻视。大宅也好，小舍也罢，谁能忘怀？作为全村唯一的笔杆，父亲一天到晚自然忙得个团团转。张家请，李家接。钱是一分不收的，酒是来者不拒的。歪歪倒倒地回到家，还在不住地吼唱：“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我家的春联呢，直到年三十的中午，父亲才抖抖酸胀的胳膊，展开事先剪好的红纸，不假思索地挥洒：“风调雨顺，人寿年丰”。有一年，我将春联贴歪了。父亲并不责怪，只是眯着眼、微笑说道：“歪有福，直有寿”
“盼望着，盼望着，”在一片渴盼的目光中，大年三十像一只神话中的金凤凰，放射着五彩的霞光，姗姗降临。来了。来了。令人垂涎欲滴的春节，在一片喜庆的鞭炮声中，粉墨登场了。按徽州的习俗在年夜饭开吃前，要码上鱼肉、米饭和酒等祭品，要摆上香炉、点燃香火，祭拜仙逝的长辈和祖宗。因处于横扫一切“封资修”的特殊环境，那些用于祭祀的蜡烛、檀香之类的传统材料基本上无人敢“点染”，但春节大戏开场的序幕——放鞭炮是必不可少的。通常场景是父亲带着我们兄弟几个“一、二、一”地走进院子。然后，父亲把一捆大炮仗、也称二踢腿拆开，将其中的三、四门“大炮”放在地上，再用火柴点燃大铁桥或者丰收牌牌香烟，猛吸一大口，弯下腰，夹着烟的右手小心翼翼地伸出，我们兄弟则躲在一旁观望。只听“嗞嗞……”地一阵声响，炮仗直挺挺地冲向半空，“呯啪！”， “呯啪！”一阵硝烟袅袅。接着父亲又把一窜名为小百子的小炮仗摊开、点燃。“噼哩啪啦”地四处响跳。不等“云消雾散”，我们就奋不顾身地冲上去，抢一些没有响动的炮仗，你争我夺不亦乐乎。
在此起彼伏的鞭炮声中，年夜饭鸣锣登场。金黄的肉圆是必须的，团团圆圆。鱼当然不能少，但头和尾是动不得的。寓意年年有余。青菜也不能忽略，做人要像青菜青青白白啊。父亲呷着老白干，笑咪咪地。母亲不住地问我们“好吃吧，好吃吧。”我们哥仨没功夫回答，头也不肯抬一下，因为满眼都是红烧肉、红烧鱼、肉圆、炒猪干等“千呼万唤始出来”的“红粉佳丽”呀。鱼有剌，吃起来麻烦，我们兄弟像是在比赛似的向红烧肉发起冲锋，你一块我一块，争先恐后，不一会一大碗红烧肉就去了大半。
年饭吃罢。父亲说他要守岁。只见他东飘一下西荡一下，一阵风似的就把房间和厨房的灯都拉得灯火通明。而后坐在古旧的太师椅上与母亲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有时聊到村子里的人和事，声音放得低低的，生怕被我们听到传出去后而惹事生非。我们哥仨则不停地剥花生嗑瓜子，桌上地下四浇溅。剥着、嗑着、吐着，我的眼皮渐渐地耷拉下来，两个哥哥也不住地打着哈欠。于是一个个哈着嘴巴上了床。哪里睡得着？肚皮撑得像小山一样高，更何况枕头旁高耸着用红纸包裹着的压岁钱？一张、两张、三张，一角、两角、五角，这对于平时连一分钱也要“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我来说，无疑是巨额馈赠了？翻过来覆过去，我摸摸“大钞”，揉揉肚皮，满脑子甜滋滋、红彤彤的一片。摸摸、揉揉，揉揉、摸摸，最终还是甜甜地进入了梦乡。
大年初一，徽州有地方的风俗是不外出拜年的。照例小孩一大早起床，拜长辈，拜父母，再兄弟姐妹互拜，嘴上不住地说“新年好，新年好。”拜长辈，拜父母，有红包，兄弟姐妹互拜，有笑脸。再喝上一、两碗寓意为“早早得利”的栗枣汤，再呑下两、三个 “金元宝”（鸡蛋），孩子们就像一群关不住的小鸡，叽叽喳喳地冲出门外，东家走西家转，回来时，一脸的喜悦：小口袋不仅装满了花生瓜子，而且还有三、四个红包呢。
从初二开始，拜年的人们就川流不息了。在村庄，在小路，在田埂，在山坡，三三二二，你来我往，一拨又一拨。有拎两包普通的麻酥糖，有提较为珍贵的寸金糖的，但都方方正正，红红艳艳。亲戚中，母系为大。小时候我们拜年的第一站就是外婆家。一进门，喊一声。外婆就一一沏上了茶水。而后，端出满满的一大碗茶叶鸡蛋，热情地剥下蛋壳，不停地说“再吃一个，再吃一个。”果子盘是早以敞开的，有麻酥糖，冻米糖，还有花生、瓜子。肚皮还没休息片刻，一大碗油花花、香喷喷的浇头面又上了桌，我们自然又是一番风扫残云。放下碗筷，大人们家长里短，我们则在村庄乱转。酒是大人的事情，中午的饭桌上，我们的主攻方向是红烧肉，一块又一块的精肉一转眼功夫就去了“他乡”。
“赶上九去。”每年农历正月初九，徽州最大传统的岩寺庙会开始隆重上演。那时商贾云集，人山人海，摩肩接踵，喧闹鼎沸，盛况空前。乡村的也罢，周边区县也罢，不约而同地从阡陌、从田埂、从公路，一拨一拨地涌向岩寺，买卖的，观光的，唱念做打的，男女老少，像赶一个盛大的节日，把沿街的街道挤得水泄不通，整个集镇像一条欢乐的河流，喧哗着，淌着，潺潺不息。你只要置身摩肩接踵的人流，你就会恨不得爹娘给你再生一双眼睛、再生一副耳朵、再出一个鼻子，让你看个透、闻个够、嗅个饱。庙会上，有买木器的，有铁器的，还有耍猴子变戏法的。离岩寺只有一剪之地的我家，就像开了个小饭店，亲戚们、好友们，大大小小，老老少少，男男女女，来往不息。桌子不够怎么办？岔开安排，轮流上桌。我们则成跑堂和伙计，只不过不会像电影中的跑堂，腰扎白围裙，手托托盘，软软溜溜地吆喝“来嘞，肉丝面一碗。”
“呯啪，呯啪”在徽州一直要到过了元宵，春节的大戏才落下帷幕。现在的徽州，有的年俗虽已日渐式微，但由于生活日益提高，一些传统的庆祝活动开展得更加如火如荼：跳钟魁，舞狮子，唱乡戏，赶庙会，欢乐如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