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碗是一项极其琐碎的家务活。自从父系氏族开始，男主外、女主内。洗碗这项活计当之无愧的落到女人肩膀上，千百年来，不曾改变。
洗碗是一项家务活的总称。包括收拾桌面，收拾灶台，洗锅等等。这样琐碎又繁重的活计，难怪男人们不做。女人们则认为这是自己的义不容辞，或者说理所应当。常常有女人坦言，“男人洗碗，我们不放心。与其让他们洗头茬，我们再打扫战场，不如我们自己做。”正是基于此，培养了男人的惰性，也体现了家庭生活的不公。
如果我坦言，我在家中经常洗碗，你不要轻言我活的怂包或软蛋。我在家洗碗的历史，可以沿着时光的隧道，倒退到少年时代。一九七五年年底，我们本来就贫困的家庭，一夜之间雪上加霜。母亲突然胃出血，要立即辗转送往县医院。我之所以用上辗转两个字，是因为我们家住在秦岭深山，一个叫终南沟的地方，典型的深山老林。从我家出发，到县医院的总里程在五十公里以上。其中从我们家走到大路口有一段五公里的山路。传言，有一只黑熊，黑熊长着红鼻子，当地人称红鼻熊。如果出了山口，就是一段通往县城的公路。因为险象环生，所以父亲要护送母亲去县城就医。难以割舍的亲情，必须在一个乍暖还寒的春日的清晨暂时割舍。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母亲吐血的事情，虽然被父母极力隐瞒，但没有瞒过我。记得当时我在距家约二百米的生产队的教学点上学，下午，当我高高兴兴回到家里的时候，发现母亲搂着肚子，脸上一副极其痛苦的表情，父亲坐在一旁抹眼泪。见我回来，母亲连忙强颜欢笑，但说话的声音，明显带着哭腔，“虎子，你回来了，你妹妹咋没回来？”我说，“今天轮我妹妹扫地，扫完地就回来。”母亲朝锅案一指，“饭做好了，你妹妹回来，你们一起吃，我刚才吃过，我现在困的很，我想睡会儿。吃完饭以后，你把锅碗洗了，要洗净。洗不干净，就容易生病。”母亲说着话，就上炕睡觉去了。刚才还在抹眼泪的父亲，为了掩饰自己的失态，自言自语的喃喃着“咱家太穷了，我这个男人没本事，啥时候咱家也能住上宽大的房子，最起码炕和灶分开，不要像现在一样，一做饭就满屋里冒烟，把人眼泪都呛出来了。”不谙世事的我，自然不知道家庭里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还以为父亲和母亲吵架了。顺便要交代的是，我小时候生活的是一个极不和谐的家庭氛围，父亲和母亲吵架是司空见惯的事。那天晚上，父亲和母亲都没有吃饭，只有我和妹妹吃饭，在我看来，这很正常，因为父亲和母亲每次吵架完毕就互相不搭理，也争相不吃饭。要记几天的仇。不过，那天晚饭后，我做了一件极其光荣的事情，平生第一次洗碗。也是平生第一次体验到洗碗的艰难。那晚上我们家吃的洋芋糁子。以现在的猜测，母亲在极度痛苦的时候做饭，所以忘记了“勤翻搅、不粘锅”的做饭要诀。那晚上的锅底粘得很厚。为了清洗锅底的锅巴，我废了九牛二虎之力。平常爱吃锅巴的父亲，那晚破例没有吃。
等收拾完锅案，已经是晚上七点了，我觉得有点困，就上炕睡觉，可是怎么也睡不着，后来我迷迷糊糊睡着了。再后来，父母的对话把我给吵醒了。父亲说：“病耽搁不起，小洞不补，大洞尺五。”母亲说：“没事，就吐了点血，可能是中午把辣子吃多了，把胃吃破了。”父亲说：“还说没事，吐那么多血，人有多少血，你都病成这样了，不看病不行了。这屋里没我这个爹可以，没你这个娘，家就完了，娃娃就遭罪了。”母亲说：“咱家这么穷，哪有闲钱治病啊？”父亲说：“这屋里我说了算，明早，把咱家准备买返销粮的那几十块钱全部拿上，其余我再给你借。就是砸锅卖铁，我也要把你的病治好。”说到买返销粮，是政府为了照顾粮食歉收地区给予的一项优惠政策。在每年年初的青黄不接时节，以平价标准把粮食卖给贫困户的一种举措。母亲嗯了一声，算是答应了。过了一会儿，母亲又说话了，“我看病去了，娃们咋办？谁给娃做饭吃？”父亲说了，“这个你不用管，早上我早点起来做饭，等娃们都把饭吃了，咱虎子把锅碗一洗，跟他妹妹上学去就是，你再甭想那么多，把心搁肚子里，明早，等娃们吃了早饭上学去了，我把你送到山口，你坐顺车去县里，你偷着走，屋里的事，你就不用管。”这回母亲没有“嗯”。我好像听见母亲在哭。受母亲的感染，我也莫名其妙的想哭。慌乱之中连忙把被角塞进嘴里。
次日清晨，我起床的时候，父亲已经把饭做熟了，还是洋芋糁子。也许是知道母亲今天要进城治病，我的心情非常沉重，有几次，偷偷跑到外面抹眼泪。这天早晨的饭不香。我本来想说些不想让母亲去那么远的话，但是我心里清楚，母亲的病，到了非治不可的时候，于是，就装作什么也不知道。吃罢早饭，我第主动洗碗。然后跟妹妹一起上学去了。
母亲进城治病的时候，正好在农历十一月，一年中最冷的季节，往年的这个时候，是母亲最忙的时候，白天下地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晚上就着煤油灯的光亮，给我和妹妹做棉鞋、缝棉衣。今年因为母亲生病，这个冬天，我们只有受冻的份儿。最不习惯的，是父亲做的饭，咋样都不香，而且锅底粘得太厚，洗碗的时候，最费力。
母亲进城后第十天，父亲在生产队借了钱，把屋里的事托付给我，就进城去看望母亲。父亲走的那晚，我正在洗碗，生产队的副队长带着十几个男女敲开我家门，说要召开社员会。因为父亲是生产队长，这样的社员会经常在我家召开。说起这个副队长，姓陈，轮辈分，我应该叫他舅爷。用现在的话说，那晚的社员会，其实是陈副队长的一个阴谋。他仗着他家劳力多，吃闲饭的少，在多个场合骂我们家吃饭人多，做活人少，养了一窝猪。会上布置了一项副业活，那时候人们把搞集体经济叫搞副业。规定每家每户，按人口多少，每人砍十根抬杠，抬杠其实就是矿井里面的采煤支柱。我听得真真切切，要是我家完不成任务，开年我就不要上学了。那晚上的碗，感觉格外难洗。
父亲回来后，二话没说，就加班加点上山砍抬杠，超额完成了任务，为我的第二年上学创造了条件。当父亲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我开始练习做饭。其实做洋芋糁子最简单，把洋芋去皮后洗干净，切成块放入锅内，等水烧开的时候，把玉米糁子均匀撒进锅里，同时用勺子顺时针或逆时针翻搅。只要搅得勤，就不易粘锅底，更有利于洗碗。
母亲在县城治病的日子里，父亲作为生产队长既要忙生产队的事，又要给我们兄妹几个做饭。放寒假的时候，父亲给我揽下一项放牛活，就是每早把生产队的牛从牛栏里赶到野外，晚上再赶回牛栏，一天可以获得三分工，在以工分吃饭的年代，这三分工的价值不是小数。放牛，洗碗，有时也做饭，成为那个寒假里，我的全部生活。也正是这个放牛经历，让我看到了一种奇怪的物像，那年冬天，满山遍野盛开着山桃花，那个冬天不冷。你不要以为我是说瞎话，那是真真正正的事情。
在我放牛的那些日子，父亲牵挂着在县城治病的母亲。大约距过年剩下四五天的时候，父亲再一次去县城看望母亲。父亲走后的第二个早晨，当我和妹妹吃完饭的时候，我照例洗碗。一边洗碗一边背课文：“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正好被路过的陈副队长听到，只见他一步跨进屋，一把夺过我手中正在洗的一只土碗，狠狠的摔在地上，裂成碎片。这只碗是父亲的最爱，也是父亲常用的饭碗，碗的内外都上了白釉子，碗的外围还有三道蓝边儿。摔完碗，这位陈副队长还觉不解气，恶狠狠的说：“姓黄的，我把你的碗给摔了，你早点死，你死了，你婆娘的病也甭看了，你一家都饿死去。你的那个小兔崽子都翻了天了，都敢说我搞阴谋诡计。”可怜的父亲，直到八年后去世，都不知道，那个该死的陈副队长，八年前就给他摔了“上路碗”。
由于治疗及时，母亲的胃病半年后治愈。原来母亲患的是胃溃疡。母亲回来后第一件事，就是检查半年以来我洗碗的“作业”。检查结果，令母亲满意。因为洗碗涵盖了诸如洗灶台、洗案板、洗橱柜等多个领域。按说，我的洗碗工职务已履行完毕，我可以就此打住。但是半年来养成的习惯，一朝一夕无法改变。这样的习惯，我一直保持到现在。记得十多年前，大舅临终前，曾表扬我，说我母亲说了，说我很孝顺，帮她洗了几十年的碗。我说，习惯成自然。
在家带头洗碗，我用行动影响了下一代。现在在我们家，大家吃完饭之后，各洗各碗，我顺便洗锅。今天的洗碗条件，更是今非昔比，自来水入户，拧开水龙头直接冲洗，也不是当年的大铁锅，洗碗只是平常举动。在家洗碗成习惯，就是串门儿走亲戚，我也不忘洗碗。洗碗始于忧患时期，让我替父母顶住了一面天，也让我懂得一个道理，落后就挨打。穷则思变，我学会了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