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诗三首范文第1篇
首联以“玉露”“枫树林”“巫山巫峡”等意象写出了夔地露冷枫丹、万物萧森的景象。“玉露”用李密《淮阳感秋》“金风荡初节，玉露凋晚林”意。“枫树林”反用《楚辞·招魂》“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以枫树凋零起兴。“巫山巫峡”写夔地之景，代表三峡之广大地域，突出了秋气之弥漫天地，格调劲健。
颔联“江间”写巫峡，“塞上”状巫山，描绘山间阴云低垂，江上风浪涌起。以风云变幻暗指时局的动荡及诗人内心的郁结。
颈联写目之所见，“丛菊两开”是说诗人离开成都南下，在夔州已经度过两个秋天；“他日泪”是说见开放，泪就不曾干；“孤舟”状写旅途的飘零。
尾联写耳之所闻。刀尺催而砧声急，言御寒者有备，而客子无衣，凄苦之情，思乡之意，尽在不言中。
《咏怀古迹五首》（其二）
起句“群山万壑”，（鲍照《舞鹤赋》有“雪满群山”，《世说新语》有“千岩竞秀，万壑争流”。）写群山相连，万壑钟秀。开篇借高山大川的雄伟气象来烘托一位身行万里、冢留荒漠，心与国在、名与诗存的奇女子。
“紫台”，指汉宫。“青冢”，即昭君墓。《一统志》中载：“昭君墓，在古丰州西六十里。”“去紫台”而“连朔漠”，出汉宫而入塞外，这是怨恨之始。“独留青冢向黄昏”，生离汉国，死葬异地，其骨虽朽，其冢犹青，给人一种天地无情、青冢有恨的沉重之感。
“环佩”句化用隋江总《奉和东宫经故妃旧殿诗》中“犹忆窥窗处，还如解佩时。”“若令归就月，照见不须疑”句，写昭君思国之心的恒久。
“千载琵琶作胡语”化用庾信的“胡风入骨冷，夜月照心明。方调琴上曲，变入胡笳声”，借千载作胡音的琵琶点明全诗主题。据刘熙载《释名》说：“琵琶，本边人马上所鼓也。”晋石崇《明君词序》说：“昔公主嫁乌孙，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尔也。”东汉蔡邕《琴操》载：“昭君在外，恨帝始不见遇，乃作怨思之歌，后人名为《昭君怨》。”至此，琵琶和昭君在诗歌中就密切难分了。
杜甫诗三首范文第2篇
关键词：《戏为六绝句》;杜甫;思想内容;艺术形式
（一）《戏为六绝句》的阐释
《戏为六绝句》写于唐肃宗上元二年，可以说是杜甫十轮主张的集中体现。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杜甫的写作思想主要是忧国忧民、关心国家的政治，他的创作中，很少对诗歌的理论提出明确的看法和见解。但是在这六首组诗中，杜甫却明确的表明了自己对前人有批判、有总结的继承。作者前三首对庾信和四杰作了评论，后三首解释了自己的创作宗旨。这六首诗歌前后贯通，互相联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是作者诗歌创作观的精妙阐释。《戏为六绝句》的关键点在一个“戏”字上，杜甫的诗有“史”的称誉，但是在文学创作观上却用了一个很不严肃的“戏”字，难道是这个伟大的诗人一时头脑发热，对做文章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吗？纵观杜甫的生平创作和经历，这是绝对不可能的。那也就是说这个“戏”字是作者有意为之。我认为，通过这个字反映了诗人豁达的胸襟。结合当时诗学界所存在的贵古贱今、好高骛远、夜郎自大的风气，作为一个有深重责任感的人，杜甫不是用“论”、“评”等等字眼，这也恰恰说明了他清楚地认识到对诗歌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创作观我们不能轻易的就说它是对是错。作为后人，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认识到那种在如今看起来不合时宜的创作观为什么会存在，而它又在哪方面值得借鉴。对于当代人的创作，他也深刻的认识到不是所有人都是只能跟在古人的后面走，有些人的创作水平远在古人之上，必须要予以重视并加以提倡。
（二）杜甫的生平——古典文化的集大成者
杜甫（712—770），字子美，原籍湖北襄阳，生于河南巩县。肃宗时曾任左拾遗检校工部员外郎，因而又称杜拾遗、杜工部。杜甫一生主要生活在穷困之中，为了理想和生计，曾东征、北征、西征、南征，最后凄凉的死在南征的途中—洞庭湖的一条小船上。杜甫是一个具有深挚的忧国忧民情怀的现实主义诗人。其诗有“诗史”之称，其创作被闻一多称为“顶峰上的顶峰”，其人有“诗圣”之誉。他对诗歌的看法也达到了当时最高的思想水平。①杜甫对诗歌的看法是辩证的、正确的、全面的。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并序》：“至于子美，概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利，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从之所独专矣。这里，元稹对杜甫的评价可以说是很全面的，从中可以看出杜甫全面的客观的分析，他将古人的优点集于一身，是古典文化的集大成者。
（三）《戏为六绝句》中透漏出的思想内容
在思想内容上，从第一首诗他对庾信文章的肯定可以看出他注重现实的思想倾向，这其中的原因是因为庾信的文章在经历了国破家亡之后，文章的思想内容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最初艳丽的宫体诗歌转为一种抒发国破家亡、身仕异朝的苦闷和怀念故国的相思之情。由于庾信在南朝时有过对宫体诗的创作经历，再加上后期的思想内容变得深沉而有意义，所以，杜甫才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这个“老”，就应该是诗在思想内容转变后的文章。从这首诗中，也透漏出了杜甫的创作观，他不仅追求语言的华美，更看重文章的内容，要言之有物，不能再像宫体诗那样，只是华丽而空泛无情。再看杜甫对四杰的态度，这表现在第二三首诗上，可以明显看出作者对他们持肯定与褒扬的态度。闻一多先生在《唐诗杂论》中称：“四杰是唐诗开创期中负起了时代使命的四位作家，他们都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行为都相当浪漫、遭遇尤其悲惨，因为行为浪漫，所以受尽了人间的唾骂，因为遭遇悲惨，所以也赢得了不少的同情”②。这其中指出了一点，四杰“官小而名大”，所以他们不平，他们心里有一种怨愤要抒发，因而那些华丽的描写根本不适合他们。可以说，身份的低微在当时令他们抑郁不已，可是也成就了他们，让他们在文学史上留名。
（四）纵观《戏为六绝句》及杜甫在诗歌艺术形式上的主张
纵观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前三首可以分为一个整体，即杜甫对古人的借鉴和肯定，主要体现在对诗歌内容方面。这前三首分别是：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纵使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龙文虎脊皆君驭，历块过都见尔曹。”
这三首是杜甫对庾信和四杰的评价，并且从中反映出杜甫对前人的认识是清醒的、辩证的，他不是一味的否定，当时的人们，对齐梁浮华的诗风大都深恶痛绝，认为他们毫无可取之处，于是只要是齐梁诗风就是糟粕，就必须摒弃，他们不是厉声斥责，就是肆意否定，表现的很偏激。他能深刻的认识到前人的优点，但是，对他们的不足他也能够客观委婉的给予评价。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对一些人骄傲自大，诽谤古人的做法他毫不留情的进行了批判，并且为当时的文坛敲响了警钟，诗歌在思想内容上必须务实，不能空泛肤浅。庾信的文章能够取得成就，在于自身的转变，四杰能够在当时产生巨大的影响，在于诗言情，抒发了他们的不平，也走在了他们所处时代的最前沿。
后三首可以看成是杜甫的诗歌创作观，这主要表现在诗歌的艺术形式上，当然，形式必须是在为内容服务的基础上的。这三首分别是：
“才力应难跨数公，凡今谁是出群雄？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
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
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
这后三首诗歌杜甫就更为明晰的阐明了他在诗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方面的主张。“才力应难跨数公”，这个“数公”指的就是庾信及四杰。“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这两句是比喻的说法，见得今人小巧，不及前贤之大。是说当时摹写景物，研揣声病的作品，还可以看到些，至于反映巨大的社会现实的作品，那在这以前就办不到了。这首诗里反映出了诗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从创作观上看，也折射出诗人以反映现实为主要内容的主要倾向。在诗歌的艺术形式上“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所谓清词丽句必为邻就是说诗歌要语言精练，不能因为只重内容而放松对形式的重视。这在杜甫的其他创作中也有体现，杜甫的诗以七律为主，合辙押韵，达到了诗歌的完全成熟阶段。另外，杜甫诗中的炼字、用典等等形式上的创作对后来的诗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后来的江西诗派发展在字上的重视又达到了雕琢的地步。
透过戏为六绝句，传达出了杜甫在思想内容上崇尚现实的思想内容，在艺术形式上要求语言的精炼。通过这组诗，他为诗学界的讨论有了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从而将诗的发展推向了顶峰。（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杜甫诗三首范文第3篇
摘要：元好问作为金代著名的诗歌批评家，其《论诗绝句三十首》，是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颇为著名的篇章，比较系统的反映了他的诗学观。其第十五首对李白的诗品及人品进行了评价。
关键词：元好问；李白
元好问不仅是一位代表着金代诗歌最高成就的伟大诗人，他也以其颇具开拓性的诗学思想而在批评史上享有盛誉。他的诗学思想，最为集中而系统地体现在他那脍炙人口、影响深远的《论诗绝句三十首》中。
《论诗绝句三十首》之十五首曰：
笔底银河落九天，何曾憔悴饭山前。世间东抹西涂手，枉着书生待鲁连。
这首诗首句化用李白的传世名篇《望庐山瀑布》句意，十分明确的表明，所评论的对象是唐代的大诗人李白。第二句的理解上，所谓“何曾憔悴饭山前”，牵涉到传为李白所作的七绝《戏赠杜甫》：“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一般认为这首诗是李白戏谑杜甫作诗过于锤炼雕琢以至于刻苦伤身，或者又可以理解为李白认为杜甫诗思迟钝而加以讥嘲。而前人往往怀疑《戏赠杜甫》为伪作，因为李白以己之长而嘲杜甫之“短”，如此则将李白人品置于何地。并且在元好问之前流传的李白集中，均不见此诗。而在元好问之后，《戏赠杜甫》渐渐被诸家辑李白集者采录。现在，郭沫若另有理解，其《李白与杜甫》一书中，认为“诗作后两句的一问一答，不是李白的独白，而是李杜二人的对话。再说详细一点，‘别来太瘦生’是李白发问，‘总为从前作诗苦’是杜甫的回答。”“那诗亲切动人，正表明着李白对于杜甫的深厚的关心”。从而裁定：李白这首诗既非“嘲诮”“戏赠”，也不是后人伪作，诗题中“戏”字，乃是后人误加。而李白对待文友也绝非小肚鸡肠，、尖酸刻薄之辈，观其待孟浩然云“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高山安可仰，徒此抑清芬。”（《赠孟浩然》），待王昌龄云“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待杜甫亦云“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沙丘城下寄杜甫》），均是一片淳厚真诚之情，这才是李白的本来性格。
元好问并非“扬李抑杜”，综观《论诗绝句三十首》，多处赞扬杜甫，并且以杜甫为准则来“论量”其他诗人。如第十一首：“眼处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总非真。画图临出秦川景，亲到长安有几人？”便是赞扬杜甫一系列描写秦川的诗作乃是出自亲身生活体验的佳作，并以此来反对那种悬空遥拟、一味模仿的文风。又如第二十八首：“古雅难将子美亲，精纯全失义山真。论诗宁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里人。”亦以杜甫作为典则，来批评江西诗派虽然自称是宗法杜甫，其实并未得到杜甫的“古雅”“精纯”。元好问便是效法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在首篇中云“正体无人与细论”，因而要担当起“疏凿”的大任，以使“泾渭各清浑”，这样的文字精神和思想，俨然也是杜甫“别裁伪体亲风雅”的遗意。所有这些均可见出杜甫在元好问心中十分尊崇的地位。
元好问强调“真”，真情实感，实事求是。在他的《论诗绝句三十首》第十一首中说：“眼处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总非真”。在《论诗绝句三十首》第六首中也说“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这些都表明了元好问对“真”的重视。首先，他强调情感的真实性。他认为诗歌反映的必须是诗人的真情实感，以展现其心中不平之块垒。如果不是诗人自身的切实感受，终究是无病，空洞无物。古往今来，凡具有不朽魅力的诗歌，无不是诗人自我情感的真实流露。元好问流传后世的诗文词作，有的悲愤痛切，有的沉郁低回，有的放浪形骸，有的一往情深，无不是饱含沧桑的切肤之痛，这是诗人处金元交替之际，历经战乱灾难的真实反映，所以他说：“暗中摸索总非真”“心画心声总失真”，靠模拟冥思得来的作品总不会有感染力的，因为失其本。其次，他强调创作的真实，即诗人的创作与情感应保持一致，要求言为心声，文为其人，反对口是心非，以假乱真。《论诗绝句三十首》第六首云：“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这首绝句就是嘲讽、批评西晋太康诗人潘岳的。潘岳作《闲居赋》，文中标榜自己情志高洁，淡泊名利，曾名重一时，而其为人德行却是追名逐利，趋炎附势，为人不齿。元好问指责潘岳们的语言伪饰，为人造情，人文不一。
《论诗绝句三十首》第四首云：“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这里指出了两个重要的词“天然”“真淳”。“天然”指语言的不加雕饰，以真面目示人。邓昭祺在《豪华落尽见真淳》中也谈到：“‘天然’两个字在这里指修辞所达到的境界，……这种境界应该是从作者本身的人格来的。没有一种‘天然’的人格，决写不出‘天然’的诗来。……‘天然’如何会使人有新的感觉呢？因为具有‘天然’这种品格的人，他是以他的本来面目示人的，也就是诚，也就是真性情。有这种品格的人，发之于诗，令人即使在千古之下读之，也可以感到仿佛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站在我们面前，所以能够万古新了。”这就是“真淳”的魅力。
在《论诗绝句三十首》第二十九首中，元好问对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倍加欣赏，认为其自然清新的语言恰到好处地变现了诗人独特的审美感受，寄至味于平淡之中。
另外，元好问还强调诗歌的语言要与情、景相融，格调一致，浑然一体。在《论诗绝句三十首》第七首中，高度评价了北齐民歌《敕勒川》，欣赏其天然的诗句与壮美的地理环境、豪迈的牧民生活相生相融，美轮美奂，达到了情、景、意的完美结合。
《论诗绝句三十首》中还有更多的篇章都表达了元好问强调诗歌语言崇自然的观点，对于当时诗歌语言的非“自然”提出了批评。在《论诗绝句三十首》第九首中，元好问认为“陆文犹恨冗于潘”，批评陆机文章的琦靡冗长，形式华艳；在《论诗绝句三十首》第十首中，批评元稹过分讲求声律对偶；在《论诗绝句三十首》第十三首中，批评卢仝诗歌过于好奇逞怪，认为这种创作是“鬼画符”；在《论诗绝句三十首》第十七首中，批评对声律音韵过于雕琢的诗句，使文学创作受到很大的束缚；在《论诗绝句三十首》第二十二首中，批评苏黄后学追求奇险，堆砌生典，雕琢生硬的不良风气等等，针砭时弊，有感而发。
元好问的诗论，是针对金代初期、中期的诗歌，崇尚尖新浮艳、内容空虚的弊端而发的。他标举得真诚古雅和自然真淳的诗学观，不但在当时有现实意义，就是在今天也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参考文献：
杜甫诗三首范文第4篇
关键词：杜甫诗歌；经典化；环节
时下的文学经典问题已经渐渐从“什么是文学经典”的单向思维转向为“文学经典是怎样形成的”的综合思维。杜甫诗歌并非写出来就是经典，同样经历了经典化的过程；尤其是宋代儒学对杜甫忠君爱民的士大夫形象进行完美塑造，杜甫更是被推崇为诗家之祖，杜甫诗歌也被奉为诗家之经。
一、杜甫诗歌在唐宋两朝的不同遭遇
在唐朝的三百年间，时兴的知人论世之学在唐人文集序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且是综合了先秦两汉以来运用政教伦理作为基础的和魏晋南北朝以来以作家的才情论为基础的两种知人论世的研究类型。流露在唐代人的笔记小说对于诗歌本身所表现出的浓厚兴趣就可以看出促使经典化产生的知人论世之学的复苏的情况。但研究表明，杜甫诗歌的唐朝当代的接受情况并不是很理想；杜甫本人的个人形象在唐代大概也就可以只能够定位于一般诗人、狂士与落魄才子之类[1]。而且杜甫个人诗集的编撰也不很理想，杜甫诗集多是以抄本的形式进行流传，况且在诗歌的编次上也比较混乱。真正对于杜甫诗歌的开始经典式的解读直到宋代以后才开始逐渐兴盛起来。因此，杜甫的诗歌在宋之前的经典地位并没有完全确立，可以从唐代现存的诗歌选本对杜甫的诗歌的冷漠中就可以看出端倪，更为重要的是在中晚唐时代还缺乏一种对杜甫诗歌进行的经典式解读，还没有开始从诗人的意图到诗本事、诗集编年、诗人与诗文年谱、年表等常规的解读方式。
宋代的儒学复兴并重新取得统治地位，诗经与杜甫诗歌开始并进一步显赫，应该均与儒家的思想统治密切相关。先秦两汉盛行的知人论世理论作为基础的先秦儒家人性论同时复苏也给杜甫诗歌的接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典化机遇。宋代学者的崇经辨杜与对杜甫诗歌的知人论世的经典解读风气开始全面兴盛，从而标志着杜甫诗歌经典地位在宋代的事实上的建立。应该讲，首次将杜甫诗歌与《诗经》进行比附的做法可追溯到中唐时期的学者樊晃，开始以“大雅”来比附杜甫诗歌。延伸到宋代之后，宗经辨杜的做法越来越普遍和流行。
二、杜甫诗歌在宋朝经典化及其原因
一般从文学经典化得历史可以看出，古人或文化名人对经典的称引不仅仅可以强化经典本身的文学权威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广泛地称引原来的经典同时也是新文学经典形成的重要方式与途径。单单就六经之后的我国古代的文学经典产生而言，一般是以宗经为主要方式，形成以六经为经典化的合法来源与渠道，应该是古代文学作品进行经典化的必经之路径。在我国古代的学术渊源中向来有推源溯流的传统做法，从“深从六艺溯流别”当然就成为推源的主要方向。宋朝名人宗经辨杜的主要依据一般为《诗经》、《春秋》与《楚辞》三部公认的古代经典，通过运用上述三部经典在杜诗学中的升沉与宋人凭借这三部经典从而对杜甫诗歌渗透的经典元素进行深入发掘正反映体现了杜诗进行经典化历程的复杂性与曲折性[2]。
宋朝人尊崇杜甫诗歌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方面杜甫是诗艺的集大成者，另一方面是基于杜甫的忠君爱国思想。北宋在开国之初，众多宋朝人在学习研究的过程中渐发现中晚唐的流行诗风基本源于杜甫诗歌，杜甫诗歌以其地负海涵和包罗万象的集大成的气势与姿态征服了宋朝学者。在宋代的开国之初，由于特殊的社会历史原因以及客观存在的尖锐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促使宋人易被杜甫诗歌中忧国忧民的爱国忠君精神所激荡从而产生了心理共鸣而折服。就杜甫诗歌集大成艺术成就自元稹进行首倡之后，一直到苏轼和秦观等人地尽情发挥，从而成为历代尊杜的通行之说。就宋朝人对于杜甫的忠君爱民思想的发掘还不仅仅单是一种心理共鸣与佩服，而且也是北宋士人进行自觉参政与议政意识达到空前高涨所致，具体在诗歌领域体现出来就是对诗歌中关于叙事与批评时政自然理性依据和表现手法的关注关切。因此对杜甫诗歌的叙事抱有浓厚兴趣，对直陈时事于实录史实感慨，同时又为这种杜诗这种叙事特征诗歌寻找出艺术风格上的含蓄之美与抑扬褒贬等方面的微言大义。
三、杜甫诗歌在宋朝经典化的关键环节
首先，宋朝以《诗经》《楚辞》为宗作比附以尊杜。一方面借《诗经》的风雅正特有韵味以及《楚辞》的高洁来标榜杜甫性情之正的为人，而且进一步以杜甫的性情之正作为他的诗歌进行褒贬的合理性依据。另一方面以《诗经》特有的委婉和含蓄的美等具体的手法来解读杜诗叙写时事与批评时政的功能。
其次，宋朝以《春秋》为宗作比附以尊杜。此手法亦主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是借《春秋》的圣人删述具有的批评权威地位来给予杜甫诗歌以叙事褒贬赋予合法性合理性。另一方面以微婉显晦的春秋笔法来解读杜甫诗歌中可能存在的惩恶劝善等进行微言大义的表现手法与技巧。在宋代甚至盛行以杜诗补史和证史的风气催生和巩固经典化过程。
第三，以特有的编年法对杜诗进行解读以尊杜。用编年法的方式也许就是宋朝人重塑杜甫形象的又一重要手段，这对于杜甫的个人形象从传统文人进一步发展到儒家士大夫的角色转换所起到非常明显的作用[3]。在北宋的中后期诗歌领域内盛行以编年法德阅读方式，这在某种程度上深化了宋人对于诗歌作品的知人论世的经典要求，同时对诗人的人品方面的要求也更加严格，由此更加大了杜甫诗歌的经典化力量与影响力。
总之，在中国的古代文学经典生成发展方式的惯例应该是源于儒家说《诗》的方法。儒家创立的文学经典化理论与方法，在宋代被学者发扬光大对杜甫诗歌进行全方位的经典化，杜甫诗歌经典化的过程，既是一种文学解读与重生的过程，同时也是一种经世致用的过程。
参考文献：
[1]胡可先.杜甫诗学引论[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
杜甫诗三首范文第5篇
一、创作时期均为杜甫后期作品
见下表：
杜甫卒于公元770年，除《蜀相》一诗是杜甫初至成都，定居浣花草堂时所作，其余六首诗均为杜甫在生命的最后漂泊岁月中所作，是他生命最后衷肠的倾诉。
二、情感基调大体一致
杜甫越是晚年的诗作，“沉郁顿挫”的个人风格体现的越是淋漓尽致。这时期的情感，对比他少年壮游时期的远大抱负、雄心壮志已不可同日而语，“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气干云也已渐行渐远。诗人在颠沛流离中更多流露出的是凄苦、悲催、哀愁等情感，尽管这种情感的抒发往往是迂回深沉而非宣泄式的哀嚎。杜甫之所以给学生大体留下一个“苦涩”“哀愁”的模糊印象，多半与其最后时期诗作的这种情感不无关系。
三、虽抒沉郁之情常写壮阔之景
这七首诗情感的抒发多是沉郁的，悲切的，但老杜在写景之时却并没有选取细小的、狭窄的、婉约的乃至凄凉的种种意象，相反，他选取了一些宏大的、开阔的、近似豪放的意象，进而构成气象雄浑、天高地阔般的整体意境。见下表：
杜甫之所以能将这种沉郁之情与壮阔之景天衣无缝且以一种一贯风格的姿态出现，或许有以下几点原因：
1.主观上：诗人个人文学功力的体现，“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2.创作上：“一切景语皆情语”。写这些壮景根本上还是为了更好的抒感，表达主题。如《登岳阳楼》诗中，若没有“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颈联“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一句，诗人的渺小、无助就得不到充分体现，感染力也将被削弱。正所谓“不阔则狭处不苦，能狭则阔境愈空”（清・浦起龙）。再如《旅夜书怀》中，“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呈现的是天高地迥、雄浑阔大的意境，唯如此，不能衬托出“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这般个人的极端渺小。
3.客观上：“盛唐气象”在诗人身上的折射。杜甫生于唐朝由盛转衰时期，而杜甫晚年已完全处于唐朝的衰落期，但是，盛唐特有的雄壮浑厚的时代气息，赋予了诗人充分的自信、开阔的胸襟，诗风也明朗刚健、大气磅礴，且这种诗风是一贯的、连续的。可以说，这是盛唐时代的精魂在诗人身上的“余音缭绕”。
四、“一题不止一事，一诗不止一题”
杜甫晚年的诗作中抒发的情感往往不是单一的、单纯的，分割的，而是多样的、复杂的、交织的。如《登高》中的“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一句，万里是一悲远，悲秋是二悲凉；做客是三悲离，百年是四悲老；多病是五悲身，登台是六悲孤，壮志难酬七悲怨和八悲愤。再如《登岳阳楼》中的“凭轩涕泗流”，杜甫泪水的成分是复杂的，“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悲年老，悲体病，悲孤身，悲漂泊，悲亲朋无信，真可谓五味杂陈，“剪不断，理还乱”。正如卢世所说：“杜诗如《登楼》《阁夜》……，一题不止一事，一诗不止一题，意中言外，怆然有无穷之思。”
五、不论穷达，心忧天下
杜甫的诗歌被称为“诗史”，杜甫本人被尊为“诗圣”。当然，个体生命中遭遇挫折苦难的绝不止杜甫一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儒家思想被古代知识分子奉为圭臬。杜甫的“圣”体现在他一直扎根在那片大唐土地上，一直关注着现实社会。他的伟大之处恰恰在于他无论身处何种境地，自身遭遇怎样困苦，始终心怀家国天下，心忧黎民百姓。“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
还以《登岳阳楼》为例，如上文所叙，在抒发了“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的个人情感之后，笔锋一转，“戎马关山北”，又虑及北方边关战事又起，国家仍然动荡不安。在《阁夜》中，“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突出蜀中大乱，战事紧急，时局动荡不安；“野哭千家闻战伐”又描绘出战争给百姓带来的水深火热，读来令人动容；在《咏怀古迹（其三）》中，“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借他人杯酒浇胸中块垒，表达一心为国却怀才不遇的抑郁，《蜀相》里也流露出类似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