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的日子很慢，慢得很从容，从前的冬天很长，长得看不到头。在那漫长的整个冬天我们一直在等待，等待一场大雪，等待一个假日，等待热闹的新年，等待温暖的春天。
在一个个长长的等待中我们四处寻找所有能找到的快乐。然而，乡村的冬天很寂寥，所有生物都在沉睡，世界一片荒芜。除了篮子里搁置的红红的“火儿罐”能给我们带来一些些欣喜，我们再无可寻。
“火儿罐”其实就是小柿子，那是我们整个冬天唯一的水果。今天搜索儿时冬天所有关于美味的记忆，似乎只有它。
那时候，每个冬天乃升伯总要提一个小篮子，装着满满的码得齐齐整整的“火儿罐”给奶奶送过来，从他进门，我们这群孩子便挤在奶奶的房门口，眼巴巴的只等乃升伯走后涌到奶奶炕前讨来吃。
奶奶有严重的气管炎，冬天更多的时候只能坐在烧热的炕上将头伏在一个长条枕头上以让呼吸平缓一些。“火儿罐”是热性，营养丰富，有利奶奶身体恢复，所以乃升伯每年都会送些过来。装“火儿罐”的篮子放在她的身后，我们够不着，就围在炕边迟迟不走。
奶奶很疼我们，客人拿给她的点心糖果从来不舍得吃，见到我们，便摸出一、两个偷偷塞到我们手里。她知道我们谗，便一边笑着骂我们，一边从篮子里摸出软的放在装热水的搪瓷碗里暖一暖分给我们。
从前的冬天很冷，即使如此我们依然等不及柿子暖热，刚放进碗里便伸出手从还发烫的水中捞出一个剥去皮慢慢吸吮。男孩子心急，不顾柿子里面依然冰得瘆牙，一口就吸溜光，然后咂吧咂吧嘴眼巴巴地看着女孩子慢慢品砸。
小时候，家里兄弟姐妹多，那篮柿子奶奶没吃两个，我们一人几个很快就见了底。没得吃了，我便跑到外婆家看我秋天时卸下的柿子。
无论现在还是过去，柿子树在农村不像鲁迅笔下的枣树那么稀有，外婆家就有一棵柿子树。表弟表妹又还小，我便理所当然地领取了卸柿子的光荣使命。
“卸柿子”一般都是在秋收后农闲时，在宽大厚实的柿叶基本掉落的时候。“卸柿子”其实很辛苦，但为了多吃几个，我往往是抢着参与。
那时候的柿树似乎长得比现在高大茂盛，每次都是瘦小灵巧的小舅爬到树上，站在一处比较牢固的枝干上，伸手折下近处的细枝递给树下接应的我们。远处的要用长长的棍子绑个勾，勾住树杈后再使劲拧几拧才能下来。
我们要做的是在树下将一个个红红的柿子摘出来轻轻放进篮子里。对于零散的小柿子，我和外婆或母亲撑开一条大床单接着，这要接得准，考验的是目测力。
在整个摘卸过程，最让人眼馋而不可得的是树梢处那几个了，因为高，它们得到阳光的眷顾也更多些，所以会更红更甜。但外婆却总是不让我们去摘，说是要留给喜鹊，不然来年喜鹊会把柿子花叨光，结不了柿子。
留一些柿子给喜鹊，这是乡亲们传下的生活美德。多年以后才明白，它告诉我的是做事要留有余地，多替别人考虑，哪怕它只是一只喜鹊。或许这更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生存的智慧。
那些柿子长得密集的树枝，便连枝条一起带回去挂在院子里，和篮子里摘下来的柿子一起慢慢变软变甜，那眼巴巴等待柿子变软的日子漫长得就像乡村的冬夜。
我们就在那些眼巴巴的等待中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童年。如今，奶奶已去世多年，乃升伯也已英年早逝。家里的兄弟姐妹们都各自成家散居在外。外婆去年得了老年痴呆，得病前还在惦记她门前的柿子没人摘卸，今年她已经常想不起自己是谁，自然更想不起那棵柿子树。
乡村越来越荒凉，人越来越少，柿子树便显得更多了。只是再没有孩子去惦记那漫山遍野的柿子，它们常常寂寞的挂在冬日的蓝天下兀自成熟，等叶子落净，剩下柿子火红成一片等待喜鹊和乌鸦们。
很多年了，我不再抢着卸柿子，家里每年会有亲戚送来一箱箱红艳艳的小柿子。这些柿子总是在我不经易间就变软，甚至开始发黑，再没人跟我一起抢“火儿罐”吃了。
我不知道是现在的时间变快了，还是我们的脚步变得不再从容。偶尔偷闲的时候我会想起从前那长长的冬天和长长的等待，还有那甜到心底的“火儿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