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过节是孩子们最快乐、最高兴的事情了。因为小时候生活艰难，只有年节才能吃上一顿好吃的饭，比如端午节。
儿时，对端午节的特别意义没有什么印象，不知道屈原是谁。只知道到了端午节，就可以美美地吃上一顿香喷喷的粽子和馋得流口水的煮鸡蛋。
离端午节还有十来天时，母亲就开始淘大黄米了。大黄米必须反复淘几遍，直到一点砂子也没有；然后把米泡上，买来粽子叶，把自己家院子里长的马莲泡好。这时的整个院子都会飘出粽子叶的清香，馋得我们几个孩子吵着要吃。母亲说：“别急，大黄米还没有泡好呢，得等几天。”
我天天盼望端午节早点到来。离端午节还有两天，泡的大黄米起泡泡了，母亲就准备包粽子了。
我端来一个小凳子，坐在母亲身旁看她包粽子。母亲先拿两张墨绿的粽子叶对齐并拢，弯成一个小勺的模样，然后抓起焦黄的大黄米放入“勺”内，一边放一边用手压一压。母亲说，这样包出的粽子才结实、好吃、有劲道。等压实了，母亲把剩下的粽子叶七裹八裹地裹成一个小巧玲珑的“团儿”，随后，用马莲绳缠上几遭儿——一个似奶奶小脚一样的粽子就包成了。
看着母亲包得有趣，我也想试试。学着母亲的样儿，拿起两张粽子叶，弯成“小勺”，可我弯的粽叶勺不是太大，就是太小，总是别别扭扭的。放的米不是多了，就是少了，还总往外漏。我只得从盆里再抽出一张粽子叶，把它们缠在一起，用马莲包扎得横七竖八，像给粽子五花大绑似的，有点“惨不忍睹”，最后还是包坏了。
母亲说：“可不用你了，把粽子叶弄碎了，白瞎了！”
等着吃现成的吧，我不停地咽着口水。过了一会儿，母亲终于包完了。她把洗好的鸡蛋和粽子一起放到大锅里。加火，开煮……
开锅了，热气腾腾的，屋子里弥漫着粽子的香味。
粽子刚出锅，母亲就让我给村子东头、我的小伙伴柱子家送去几个。自己还没吃上呢，先给他家送去，我心里很不情愿，但母亲的话我不敢违拗。
吃粽子时，蘸点红糖，吃着那才叫香甜呢。
吃饱了，我们哥几个就去疯玩，心里还是惦记没有吃完的粽子。母亲说：“别吃凉粽子，又凉又粘的粽子吃了会胃疼。”母亲怕几个馋小子吃冰凉的粽子，就把剩下的粽子放到一个筐里，挂在闲屋的房梁上。母亲心里一定在想，这几个“小崽子”肯定够不着了。她哪里知道，她几个淘气的儿子，就像猴子捞月亮一样——二弟骑在我的脖子上，小弟骑在二弟脖子上，轻松地够着筐了，于是，一通大吃……
做贼心虚，我们哥几个也不例外。小弟悄声问：“大哥，妈知道怎么办？还不挨揍啊！”我瞪了小弟一眼：“吃完了才想起挨揍，晚了！”
我毕竟比两个弟弟大，母亲不单单是怕我们偷摸吃，作下胃病，因为剩下这么一点点好吃的，可是家里的细粮呢。爸爸天天干体力活，受苦受累的，应该给爸爸留着。想到这儿，我心里一阵惭愧。这时候，我才记得，外皮橙黄色的鸡蛋和粽子在一锅里煮，出锅以后，鸡蛋皮变成了棕色，好像老爸晒黑的脸……
端午节这天，家乡还有登山的习惯。吃完早饭，我们这帮孩子每个人都拿着两个煮熟鸡蛋，去登家乡的二龙山。
我们登上二龙山顶后，就玩“抓特务”的游戏：把带来的鸡蛋藏在石头缝或者松树下，大家分头去找，谁找到了，就算把特务抓到了；然后就“顶鸡蛋”——顶鸡蛋游戏就是把两个鸡蛋“头碰头”放在一起顶，看谁的不被顶破就算赢了，赢的人就可以随便吃顶破的鸡蛋。
我的小伙伴中，柱子虽然个子很高，但身体比较单薄。外表看着大大咧咧，可心眼挺多的。他和我们一起出门时，一个鸡蛋也不带，我就把自己的鸡蛋分给他一个，让他和大家一起玩。他总是拿鸡蛋的小头儿顶我们鸡蛋的大头儿。煮熟的鸡蛋，小头儿是实心的；而大头儿则是空心的。小头儿很容易把鸡蛋的大头儿顶碎。所以柱子总是赢家，大家带来的鸡蛋，大部分都进了柱子的肚子。
那时，我那里知道，柱子的妈妈有病，常年吃药，几乎干不了什么活，家里特别困难。柱子平时在家连一个鸡蛋都吃不到……
初中毕业后，柱子穿上军装参军入伍了。临走时，我们互赠笔记本留念。记得我在扉页这样写到：“为革命五湖四海聚，党召唤鹏程万里飞。”我还让母亲煮好几个鸡蛋让他带上。
那天，穿着军装的柱子显得特别精神，他和大家一一握手。走后的一个月，我接到了他的来信：他去了遥远的广州军区；同年，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为了祖国的安宁、人民的幸福，柱子永远地守候在那里了……
端午节啊，永远值得我回忆！
每当粽子飘香的时候，我便想到了屈原，更想念柱子。我怀着深深的思念，遥望南天：柱子大哥，端午节到了，回来吧！现在，咱们的生活好了——粽子和鸡蛋可以天天吃，管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