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
吴冬
人总是有老师的，或传授生活态度，或传授知识。幼年时，是父母，兄长，或与家里有关联的各种岁数长于你的人们，巴金《在我的几位先生》中，就记述了与他生活在一起的一位轿夫，他从轿夫那里略略知道了一点社会情况，知道了家庭以外还有所谓的社会。每一个人进入了学堂，读书要有老师，教你识文断字，学习数理化、音体美、自然生物、历史地理、科学技术等方面的知识。工作以后，你会有师傅，或指导老师，教给你特定的手艺和技能。如此一来，人的一生不知会与有多少老师与你相遇过。
唐代韩愈的《师说》讲“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我以为，“传道”对学生的影响是最为重要的，老师通过言传身教，传授为人处世的道理，并培养学生的人格品质，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引导学生成长，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仔细想想，不同的老师在这些方面对学生的影响程度，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在我经历的老师中间我找到了受益至深的四位老师。
我的启蒙教育是舒琦老师。在《我与铁四小》一文中，我对舒老师略有记载。舒老师是我在小学五年的班主任，刚入小学时，语文、数学（当时叫算数）都是她一人教。好像是到了三年级，数学是另外一名老师。舒老师的口音好像是北京人口音，汉语拼音的发音非常标准。每一堂作文课后的讲评，她要求挑选出较好的范文，由学生自己朗读，再评价作文的优点、不足，肯定好词好句，我现在都留有记忆。课余时间，我和小伙伴是她家的常客，那时她还没有孩子，对我们非常好。学习之外，她像家长一样待我们。有一次，学校要开运动会，我看上了一双白球鞋，需要三元五角钱，可是不好张口向母亲要钱，等了几日，舒老师看我没有买鞋，问了情况，自己先垫付了鞋款，把鞋拿给了我，母亲后来知道了，让我把钱给了舒老师，记忆里，这是我穿的第一双运动鞋。还有一次，学校的校工师傅在班里给窗户更换玻璃，我和几位同学做完值日卫生，就在教室玩耍、嬉闹，不下心碰倒了放在讲台跟前的几块大玻璃，瞬间，伴随玻璃的破碎声，我们都吓坏了，知道闯了祸，面面相觑，不知怎么办才好。舒老师知道后，先是看我们有没有被玻璃划伤，批评我们不该在教室打闹，给学校造成了经济损失，让我们通知父母到学校来。过了几天，父亲来到学校，舒老师向父亲说了此事的过程，又当我面做了教育和嘱咐，以后要吸取教训，算是了结了此事。那时我小学期间唯一的一次请家长到学校。我从此知道，做了错事是要承担责任的。
进入中学后，紧张的学习在高一时拉开了序幕。一切为了高考，学校将全年级是十个班，编为两个理科重点班，其余为普通班。重点班的师资自然是配置了全校最好的，赵红军老师恰在这个关键时刻，来到我的班级当班主任，并教政治课。
我对赵老师的最深印象，他责任心极强，具有为教育甘愿付出的精神。那时的重点班，就是学校高考升学率的基础，是学校、家长、社会各方面的聚焦点。班主任老师的压力、责任可想而知。高中的学生尽管学业重，但在青春骚动的年龄段，还是调皮好玩的。早操、早自习、晚自习，赵老师都是全程陪伴。赵老师的妻子周老师，也是一个班主任，俩人基本上不能照顾家和孩子。有一天，晚自习课的时间到了，同学们三三俩俩还在校园玩耍，教室里没有几位同学，高考即将来临，赵老师非常着急，待同学们陆续回到教室，赵老师带着他的孩子来到教室，男孩子五、六岁，女孩子4、5岁，正值冬天，孩子的脸蛋冻得红彤彤的，赵老师动情地说：“今天，你们看到了我的两个孩子，离开幼儿园回不了家，晚饭也没有吃，和我在一起，陪伴全班同学上晚自习，希望同学们能理解我的难处和不易”。顿时，班里沉默了，许多同学把目光转向窗外，不能与赵老师恳切、真诚的目光相对，更不忍看两个孩子惊诧、期盼的眼神。责任、付出、奉献不是高悬的道德标准，不是口号，那是生活的点滴。
赵老师的亲和力很强，很善于和学生家长沟通，与他们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好似熟悉的邻居。家访是赵老师常做的一项工作，有的像邻居串门，有的像走亲戚，不仅把学生在学校的情况通报给学生家长，也会了解学生家里的经济情况，兄弟姐妹受教育情况，如何改善学生在家里的学习环境和条件。高中时期，家里的居住条件还是比较紧张，我学习的主要场所是在家里客厅的一张方桌上，家里来了客人，还得优先留给客人与父母亲谈话、聊天、唠家常。赵老师给我的父母说：“这样的学习条件太差了，要想办法改善”。不久，我在另一间屋里就有了一张新的写字台，那是父亲专门找一个木工师傅做的，是我的第一个“书桌”，我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空间。
高中时的政治课，赵老师讲授政治经济学、哲学有关课程，都是基础知识，也有时事政治。赵老师的课，深入浅出，课堂比较活跃。在政治经济学中，他讲到货币产生过程中的贝壳，商品等价交换等，哲学课中的矛盾、对立统一等，我的印象很深刻。我一直对文史地理比较有兴趣，高二时要分出一个文科班，我和另一位同学商量准备去报文科班，后来，有的老师说，文科大学毕业不好就业，这样，我俩大学就读了工科。高中阶段，我也时常去赵老师家，不宽敞的房间里，有一个小书架，摆满了各种书籍，我还向赵老师借阅过，那时，我想，以后我要有这么多书就好了。读书是我的爱好之一，每年我会买十来本书，家里的书越来越多，空间有限，只能逐步淘换，搬了几次家，用不到的工科、技术类方面书籍基本都淘汰了，留下来的主要是经管类、文史哲、企业管理等方面的书籍。
赵老师是新潮的老师，一段时间里，高中阶段的男女都不安排同桌。赵老师，在全年级或全校班级管理率先破了这个规矩，实施男女同桌。排座位的那一天，教学楼的走廊里非常热闹，我班的男生、女生按个头高矮各站一排，男女两个同学依次为同桌，大家有些不好意思，有的女同学略带羞涩。其他班级的同学拥挤在门口、窗外，指指点点，好似看一出大戏，不时发出嘘声、哄笑，青春期的荷尔蒙真是很神奇啊！
赵老师还是文艺积极分子，懂乐器，歌唱的很好，民族唱法的男高音，是职工演出队的骨干。为了给备战高考的同学们活跃气氛，每周会有一个下午，教我们唱歌。我们学会了前苏联的“共青团员之歌”“草原之夜”“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以前苏联歌曲为多数，是他在青年时期的流行的。多年以后去KTV，我喜欢唱的歌曲都是赵老师教过的。读大学期间，每逢假期回家，我都要去看赵老师，会聊到社会问题、职业选择问题，我受益匪浅。
要说对家庭、学校以外社会的更多了解、认知，那是大学时期的贾清田老师，他教授政治经济学，为期一年。贾老师的课，有很多结合现实社会的内容。八十年代前期，改革开放还是起步阶段，新思想、新理论、新实践纷纷兴起，人们的思维比较活跃。有一个时期，关于“一切向钱看”的话题是社会热点问题，引起广泛关注。贾老师专门安排了一次讨论课，题目是“一切向钱看，对吗？”那时没有太多的经济学常识和概念，我就结合学过的政治经济学有关内容，并去图书馆查了一些资料，写了讨论课的发言。我的基本观点是“一切向钱看是错的”，但在发言中又从另一个方面进行了拓展，谈了一些对钱与经济效益相互关联的一些肤浅认识，这是我第一次认识经济效益，把企业要盈利、创效，要有经济效益的观点，用自己的理解和语言与同学们做了交流。课余时间，我与几位同学常去贾老师家，谈论经济、企业管理有关的话题。他尽可能创造机会，让我们参加课外活动。有一年，甘肃省企业管理协会主办的“中外企业管理”在学校新落成的图书馆学术报告厅举办，我和几位同学参加了会议服务，并聆听了专家们的报告，那是我第一次参加正式的学术会议，又是我感兴趣的企业管理。在大学期间，我得到了一本企业管理方面的经典书《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法国-法约尔著），爱不释手，工科学生的毕业去向就是企业，我觉得有必要看一下企业是怎么一回事。工作以后，我又买到了另一本企业管理经典书《科学管理原理》（美国-泰罗著），为以后的工作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帮助。我能够很早注意到国外经济管理名著这些书，与贾老师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在学校参加咖啡馆的创业、在暑假进行社会调查等社会实践活动，也是受到贾老师有关管理要实践的启发，贾老师教会我如何开放思维，如何拓展视野。我在早年评为高级工程师后，随着工作岗位和工作性质的变动，若干年后我评为正高级经济师，主要是企业管理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成果。
我的第四位老师-李纯明，曾经也是我的领导。我入职时，他是总工程师，我以后习惯称呼李总，一直没有改变过。我的实习计划是他审批的。后来一段时间直接协助他工作，他从总工程师岗位调到上级机关后，我便接任了他的工作。李总的性格平静，淡泊名利，坚持原则，与人不争，看问题有独到见解，决不从众。工作不到三年，我接任总工程师的工作，确实有太多要学习的理论和实践，重点在哪里？关键是什么？怎样才能胜任总工程师工作，我很茫然，甚至有些不知所措。李总说：“不要着急，这些小册子都有，总会都明白的”，他把珍藏了多年的十来本小册子拿出来交给我，这些小册子是总工程师职责范围内，每一项分管工作的管理规程、办法、规则，十分可贵，可谓“画龙点睛”。此后，这些小册子一直伴我任职几个单位的总工程师岗位。
李总对年轻人善于指导、敢于放手，在实践中锻炼年轻人，我受益匪浅。我作为实习生进入机关不久，适逢全面加强企业管理的大趋势，我所在的单位推行方针目标管理，李总给我讲了这项工作的来龙去脉，工作要点，给了一些资料让我学习，把关于这项工作干部培训会的主讲任务交给了我。我准备了有两周以后，拿出初稿让李总审阅，他做了几处修改，肯定了讲稿，说：“就这样，你大胆讲，不清楚的地方，我来补充说明”。培训会的讲解，得到与会干部的充分认可。以后，推行方针目标管理的具体工作，也由我负责协调组织，收到的很好的效果。
我与李总的来往，既是师徒关系，也可谓亦师亦友。后来，我们成为了忘年交。每逢春节去李总那里拜年，他知道我不吸烟，他是多年的“烟民”，李总都会笑着拿出香烟，递给我一支，自己点上一支，我也不推脱，恭敬地接过来，随手拿起打火机或火柴，把烟点着火，偶尔放在嘴里，吸一口，免得烟灭了。在袅袅烟雾中，我们聊着各种感兴趣的话题。一支烟燃完，他会如上，再递给我一支，我也重复上面的过程，我们的聊天继续进行。烟似乎是一种仪式，是我们之间的某种默契，传递着特殊的信息。后来，我调北京工作，与李总始终保持着联系。虽然工作生活在不同的城市，但从不错失每次见面的机会。有一次，去A市出差，因公务较多，我们没有见面，我次日就要从A市乘早班飞机回北京，总觉得还有一桩心事。第二天一大早，我来到李总家，李总和师母早早起来，并准备了早餐，其实为不麻烦师母，我在酒店已经吃过了早餐，李总说：“你年轻，多吃点没关系，咱们一起吃”。我们如同在外久为回家的亲人一样，边吃边聊，谈论着这些年彼此的变化，家庭孩子的情况，那是我难忘的一次早餐。
李总生病后，对治疗的态度很明确，告诉师母和孩子，坚决不做过渡医疗，不盲从旁人各种说法。生病康复期，我们还见过一次面，得知我要去看他，他坚持要出门走走，在酒店与我见面。我提前在酒店门口等待，见到他后，感觉他并不像一个病人，带着墨镜，精气神都很好。那是我和李总最后的一面。
李总病逝的消息，是在料理完后事后，他的孩子通过电话告诉我的。那天早上刚刚上班，接到电话，我几乎无法集中注意力来听对方的讲话，沉默许久，我恍惚间知道，我失去了尊敬的老师，工作的引路人，生活的知心朋友。电话那边告诉我，送父亲走时，带上了早些年前我送给李总的红色围巾，他平时非常喜欢，每逢冬季出门总要带上。李总生前嘱咐家人，身后事一切从简，不要通知生前好友。一生从简的李总，从不愿意麻烦他人的李总，辞世时他也选择了尽可能简约的方式。大道至简，从李总身上我看到了。
以上四位老师的言传身教，是我生活态度的重要来源。舒琦老师的“友爱”“亲情”“责任”，赵红军老师的“奉献”“情感教育”“真心”，贾清田的“探索”“大视野”“创新”，李纯明老师的“率真”“简单”“豁达”“不争”等，伴我一路走来，影响教育了我。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今天的你，是你昨天的影子，明天的你，有你今天的踪迹，那影子里、踪迹里隐约还有另外的人，其中就有你的老师！
写于2023年12月15日京城大雪天
作者简介：吴春复，笔名吴冬，湖北黄陂人，供职于中央企业，董事会秘书，高级工程师、正高级经济师。文学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