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的《家》
作者：司马长风
巴金自己偏爱《雾、雨、电》，但最受读者欢迎的则是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尤其是《家》。
关于爱情三部曲，刘西渭在《咀华集》里已有透辟的分析和批评，这里评介一下新文学史上拥有最多读者一部小说枣《家》。
我最初读的巴金作品，是爱情三部曲《雾•雨•电》，给我的印象很坏。不但文字谈不上精美，所写的人物也莫名其妙，因为中国从没发生过它那其主义的革命，对那些虚无而疯狂的角色无从理解。因此，巴金自己虽枣猛然每读一遍便“泪浪滔滔”，但是在绝大多数读者则味同嚼蜡。《家》则完全不同，所写故事、人物、场景、园林的幽与美，梅花的色与香，缺乏阳光的古屋，连吐在地上的浓痰，读者不但熟悉，并且有好多东西，直到今天还附在父辈和自己的身上。
“激流”这两个字，颇能表达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社会剧烈和巨大的变革，从家族本位社会向个人和国家本位社会的变革。首先是个人的觉醒，之后是个人从休戚相关、福祸与共的大家族的束缚(在悠久的年月安是中国人的安乐窝，在新时代的风暴里则成了牢笼)挣脱出来，面对国家和社会。《家》给予这一从旧到新的变革提供了典型人物和典型故事。这一大变革到今天已临末期，但是还没有完全过去，因此这部书的火焰还没有熄灭，许多读者还可以从《家》里拾取自己的哀欢。
假如我们单从题材的风上，变革的典型来肯定《家》这部小说，未免太不公道，太轻视它了。其实自新文学诞生以来，大多数的小说，都在描写上述的变革，可是为什么《家》独拥有最多读者，而且历久不衰呢?我们必须化点功夫去探求。这里先概述一下全书的梗概。……
小说一开头写风雪中那“黑洞”似的公馆，结尾写觉慧如鸟脱笼似的离家，搭上往上海的船，望着一江东去的秋水，他写道：
“这水，这可祝福的水啊，它会把他从住了十八年的家带到那未知的城市和未知的人群中间去。”
这一开头一结尾，颇有艺术匠心，在读完全书之后，使人不能立刻离开书中的世界。
《家》虽然有不少缺点值得推敲，却不愧是三十年代长篇小说的名著，足以和其它诸大家并耀争辉。
《家》的主要缺点是通篇缺乏艺术锤炼。我手头的这部《家》，是一九五虚岩卜一年的修订本，已改去“用字不妥当的地方”及“删去一些差穗累赘的字句”，可是若干章节读来仍感到难以下咽。总括说来这部小说，描写和叙述参半，“难以下咽”多在叙述的部分。许多对话，太急于表达思想，而失去口语的活气和韵味，读来好象听演讲。
这些缺点与当时巴金的文学观点有关。他无数次的表白：“文学是什么?我不知道，而且我始终就不曾想知道……我不曾读过一本文学的书。”又：“我不是为做作家才来写小说，是过去的生活逼着我拿起笔来。”可知他对文学的粗暴和轻蔑。这当然是一种无知的幻稚。不论你出于什么动机写小说，只要你当做文学作品出版，投进文学的世界，你就要受艺术尺度的衡量。
正因为在写《家》时(当时二十八岁)，巴金还对文学这样蒙昧无知，居然写出这样一部不朽的作品，可见他天赋之高。这部小说的魅力在左列几点：
(一)作者抓住了那个变革时代的焦点，抓住在变革中旧和新的人物典型，同时用一连串的典型冲突事件，表达了变革“激流”的澎湃。《家》是激流年代的一首长歌。换个方式说，《家》的角色、情节和主题三者的配搭甚是匀称、和谐。由于整体的结构完整，遂使部分文字的生涩和粗糙显得有重要了。
(二)新文学诞生以来的小说，十部之中有九部，在写作时都怀有一个文学以外的目标，巴金也未能免俗，但是《家》是为纪念他大哥写的，他必须放下自己的“目的”，尽量接近真实。因此成为一部人情味最纯、生活味最浓的小说。
(三)巴金一九五一年在《家》的《后记》最后一行写道：
我始终记住：青春是美丽的东西，而且这一直是鼓舞我的源泉。
在他一切的作品中都满溢着纯洁的青春气息。《家》尤其浓厚。这种气息反映一颗单纯的心灵，读他的小说，你毫不感到是在绞汁写出来的，是唱出来的，呻吟出来的，是自然的天吁。这不是艺术，而是天赋。如他所说：“永生在青春的原野”。
(四)巴金在一九三一年四月写的《激流》总序，短短只有一千字，具有同样意思的话重复了三次：(1)：“这里面有爱，有恨，”(2)“我有我的爱，有我的恨，”(3)“……可以看见那一股由爱与恨，欢乐与受苦……”。他在其它作品中，和作品的序言或后记中，无数次的重复类似的话。读者或许误解他是一个爱恨分明的人，不，他是爱得深，恨得浅，爱得如火烧，恨得如雪融的人。换言之，他爱得认真，恨得软弱。这因为他的恨根源于爱。因此在《家》里，我们觉得可爱的人十分可爱，可恨的人只感到可悯(含有同情的怜悯)。这里使人记起“哀而不伤、怨而有怒”那两句话，《家》具有这两种恰到好处之美。
般，人总爱把《家》《春》《秋》中的高家，来对照四川成都北门政通顺街的李公馆，即巴金的老家。这原是很自然的。因为作者既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激流》中的高家正是当年李公馆的投影。但这并不能就此可以把《激流》中的每个角色，去对照李公馆里的每个人物。像人们不应把《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去对照生活中的曹雪芹一样；谁如果把《家》中的觉慧，去当作少年巴金来看待，那他就永远不会认识作为一个中国作家的巴金的少年时代生活形象的丰富性、真实性和复杂性。
大家知道，巴金自己说过他在少年时代有三个“先生”。这就是他的母亲，轿夫老周，和与他一起办《半月》杂志的青年伙伴吴先忧。
1923年4月离家前和继母及四位兄弟合影。巴金(右一)
1904年11月25日，即农历甲辰年10月19日，暖暖的阳光照在李公馆右上房的窗前，时间已经过午了，房间里响起一阵婴儿的啼哭声，一个男孩出生了，面孔清秀，五官端正，滚圆的脸，宽阔的头额，这就是巴金。他从混沌中来到人间，睁开明亮的眼睛，看到了这个世界的第一个景象，那便是他那温柔和善良的母亲的形象：她那胖胖圆圆的脸，永远微笑着的慈祥的面容，和她用刨花水梳得光滑的头发。她把他紧紧搂在怀里。虽然是冬天，人间的母亲的爱，却是这样温暖。出人意料，这一天，也正是巴金母亲陈淑芬自己的生日。
母亲出生在山明水秀的浙江省一个小城里，她从小跟着她弟弟在私塾里伴读，背熟了不少首唐诗宋词，也许正是秀丽的山河与纯真的诗词艺术，陶冶了她的性情，她待人谦和，同情下人，经常教育子女不要搭主人架子，要爱护人，要怜惜婢仆，不要随便责骂身边的人。她认为“主人是人，丫头佣人也是人，大家都是一样的。不要把自己看得比别人高”。她劝导巴金的父亲坐堂也不要对犯人随便使用体罚。她给孩子们各人准备一本小簿子，每天用娟秀的笔迹，为他们从《白香词谱》里抄上一首词，然后向他们进行讲解，要他们把它背诵出来，引导这些幼小的心灵，接触文学与音乐，走向艺术的殿堂。
巴金的母亲还有一个与她婆家的人很大的区别，这就是李家有人生病，总是烧香拜佛，请神求道，急了才请中医上门，搭脉开方；她却相信西医，还结交四圣祠医院的几个英国女医师，请她们为女儿(巴金的二姐)看病。有时还带着巴金去医院玩，使巴金有机会在幼年时代就直接接触外国朋友，看到她们送给他母亲的《新旧约全书》，它的封面装帧，迥异于中国的线装书，使他感到惊奇，并引起浓厚的兴趣。这与他的祖父、父亲既害怕外国人，又轻视外国人，是完全处在两种心态中。这也为巴金在家中自学外语，后来又急于进外国语学校读书的思想奠定了基础。
巴金的第二个“先生”轿夫老周，他丰富的流浪阅历，使闭锁在深室大院中的巴金大开眼界。巴金经常在老周黝暗的住处马房听他讲各地风物，世道盛衰，并诉述人间不平。“做人要公道，要忠实，不能骗人，不要占人便宜”。老周通过他的经历，所持的人生态度，也影响了巴金以后的为人。
和巴金一起办刊物的吴先忧，被青年巴金当作第三个“先生”。他热心为公，经常牺牲自己利益，成就别人。他律己严，坚持信奉不饮酒，不吸烟，不食肉，不坐车轿，不用仆役，为了办刊物，维持经费，他实行“劳动神圣”，停学去做裁缝，有时工资还不曾领到，而刊物交付印刷费的日子却到了，他就脱掉自己的衣服去当铺换钱救急。吴先忧这种言行一致的献身精神，给巴金的印象极深，直到几十年以后，他还说：“朋友吴教给我‘自己牺牲’，他还教给我勇气，我虽然到现在也还不能够做到他那样子；但我的行为却始终是受着这个影响的支配的。”
青年巴金受这三个“先生”的思想影响，是不言可喻的。但是不是就这么三个人呢?我看也不全是这样。巴金虽然并没有把他父亲称作“先生”，但父亲对他的影响还是有的。特别是他十岁死了母亲后，父亲对他比从前关心，经常带他去看戏，使他从少年时代就有机会接触川剧。巴金的父亲虽然按着祖父的安排，一直向官宦路上爬行，但他的官运并不亨通，虽然他待人和气，不搭架子，但他性情爽直，不善鉴貌辨色，奉承拍马，讨不了上级的欢心，最后好不容易做了三年偏僻山区的县官，就回成都老家不干。不久就在一场流行的瘟疫中去世。在他死前的几年中，把精力都花在一个叫可园的戏园事务上，凡是邀请戏班子，安排演员生活以及决定演出的剧目，他都亲自出主意作安排。甚至家里孩子们兴起演话剧，他有时也看得津津有味，还为他们编了一个题目叫《知事现形记》的剧本，用来嘲笑地方封建官僚，让他们演出，自己看得哈哈大笑。当时父亲在官场失意，曾寄希望干革命，一听到“逊清退位”，民国成立，在家里摊开一块洋布，亲自取剪刀，拿针线，缝制新的国旗，把它挂到公馆大门口去，但是不久事实证明清帝统治与民国成立，不过是换汤不换药，所以他编《知事现形记》，让孩子们演出，实际是反映了他当时对官场的反感。父亲这种情绪不能不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巴金对现实的看法。
残酷的现实确也教育了青年巴金：母亲死后四个月，二姐就患“女儿痨”死了。她性情温和，从小熟读《烈女传》，从那本书里，她学到了许多封建“妇道”，知道作为女人，要顺从一切，忍受一切。那本书里有许多可怕的人物，但都是她的榜样：有个寡妇因为陌生的男子拉了她的手，她便把自己的手砍掉；有个王妃，官里起火，她甘愿烧死，也不出来，因为怕失体面；有个女子，明知父亲在河里淹死，她自己不会游泳，仍投水去找她父亲尸体。二姐熟读这本书后，显得与她年龄不大相符的沉默与忧郁。母亲在时，还给她请西医看病吃西药，现在母亲死了，她家就与四圣祠医院的几个英国女医师断绝来往，因为祖父与父亲不相信西医，而那时中医对肺结核毫无办法。二姐不断咳嗽，气息奄奄，公馆大厅里却仍在演了三天大戏，为的是庆祝祖父生日。巴金看到二姐孤单可怜，让父亲把她扶到大厅看戏，她坐在一把藤椅上，失神的眼光停在戏台上，也不知道她看到了什么。只听见她在昏暗中轻轻喊了一声“我要进去”，就让女佣把她扶了进去，从此就再也看不到她出来，三天后，她那16岁的生命就结束了。
二姐死后不久，正碰到川军与滇军的军阀混战。成都街头到处都是战壕，枪声日夜不断。巷战的子弹还从李公馆的墙头穿过。战祸经年，疫病流行，巴金二叔家的二哥和五弟死在这场瘟灾中，接着是巴金的十妹和他父亲的去世。父亲临死，把巴金的大哥叫到床边，对他说：“你妈临终时，把你们兄弟姐妹全部托付给我，现在十妹死了，我怎么对得起你母亲?我自己的病看来也不会好了，现在我把继母和弟妹交给你，你要好好看顾他们。”他还把这些话写成遗嘱，当着巴金兄弟的面交给大哥。
大哥的处境十分困难，巴金是非常了解的。大哥本来与一个从小在李家走动的巴金表姐很好，但是这门亲事后来没有成功，因为父亲征得祖父同意，在如潮而来的三姑六婆所媒介的婚姻对象中，他用在祖宗神位前拈纸团的办法，选中了另一个姓张的姑娘。大哥心事成虚话，虽满肚委曲，寸肠欲断，但也没有反抗，也从不曾想到反抗。父亲死后，大哥作为长房长孙，成为整个大家庭中的众矢之的；幸有祖父撑腰，还在一个时期维持了几房暂且相安无事的局面。后来祖父死了，长房长孙更成为出头椽子，恰好这时大嫂怀孕，临盆在即，这就成为叔婶们打击他们的可趁之机，他们一方面在祖父灵堂前提出分遗产，一方面又认为祖父去世不久，长房在服孝期间，在家生孩子，将与祖父在天之灵相冲，因而竟然要求大哥送妻子到城外一个偏僻的乡村去生产，说离开家里越远越好。
面临着这样的现实挑战，巴金起初并不曾想到他自己要离家出走，而是感到愤怒与痛苦。因为大哥虽然理解巴金，但他在大家庭中与长辈因循、敷衍、妥协、服从惯了，并不能接受巴金兄弟要让大嫂留下来在家生产的建议。他最后还是拿着衣被陪着自己的夫人上轿，到城外把孩子生了下来。虽然，大嫂并不像《家》里的瑞珏那样难产而死，但当孩子弥月以后，大嫂抱着孩子回家，巴金看着叔婶们脸上所显露胜利者虚伪表情，愈益增加了他对这个大家庭的憎厌。
同样，在他的周围并不曾发生过觉民逃婚、鸣凤跳水、淑贞投井等事件。但是他从六姐被他父母拦阻，不让接近三哥，不准参加长房巴金兄弟在“五四”以后所举办的读新书小组；丫头翠凤被她的父亲包揽婚姻；一个堂妹被逼缠脚；四姐被二叔逼嫁给一个胸无点墨的财主；三姐在临嫁上轿时苦苦哀哭等景象，他接触到的实际，要比觉慧看到过的悲剧，更为复杂多样。而且这些都是铁一样的当时新一代人的现实生活。
巴金是觉慧吗?诚然，从某种角度说来，觉慧似乎要比巴金经受的痛苦更直接，因为他所爱恋的对象鸣凤投池塘自杀了，使他的心灵刻下永生难忘的创伤。但从更深一层的意义说来，高家的悲剧源于李公馆经历的悲剧；鸣凤、瑞珏、梅表姐这些悲剧人物的诞生，是巴金从李家悲剧生活的经历中提炼出来的，这是因为巴金所感受到的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他感受的是一代人的悲剧。正是巴金在封建大家庭中经受了大量的心灵折磨以后，最后才演化成了小说《家》中觉慧的决心和眼泪。他比觉慧看到的更广，也更深。
因此我说，巴金是觉慧，但又不是觉慧。
内容梗概：成都高公馆，一个有五房儿孙的大家族。高老太爷是这个大家庭的统治者，五房中的长房有觉新、觉民、觉慧三兄弟，他们的继母及继母的女儿淑华，因为父母早亡，现在是大哥觉新当家。
觉新是长子长孙，早熟而性格软弱，受过新思想的熏陶却不敢顶撞长辈，他年轻时与梅表妹相爱，但却接受了父母的安排另娶了珏。婚后他过得很幸福，有了孩子，也爱自己美丽的妻子，但又忘不了梅，特别是出嫁不久后梅就成了寡妇，回到成都，两人的见面带给他无穷的痛苦。不久，梅在忧郁中病逝。
觉民与觉慧在外参加新文化运动和学生运动，遭到爷爷的训斥，并被软禁家中。觉民与表妹琴相爱，但爷爷却为他定下亲事，觉民为此离家躲避，觉新夹在弟弟与爷爷中间受气。觉慧是三兄弟中最叛逆的一个，他对家中的丫头鸣凤有朦胧的好感。高老太爷要将鸣凤嫁给自己的朋友孔教会会长冯乐山做妾，鸣凤在绝望中投湖自尽，觉慧决心脱离家庭。
高老太爷发现最疼爱的儿子克定骗妻子的钱去组织小公馆，并在外欠下大笔债务，老四克安也大嫖戏子，在此打击下一病身亡。家中大办丧事，将要生产的珏被高老太爷的陈姨太以避血光之灾为由赶到郊外生产，觉新不敢反对，因照顾不周，珏难产而死。觉新在痛悔的心情中承认这个家庭应该出个叛徒，他支持觉慧离家去上海。
相关评论：《家》也许不是巴金最好的作品，但绝对是最有人缘的一本，可是它的问世并非一帆风顺。最初，小说在《时报》上连载，每天一千字左右，后来因为战争中断过一段时间，《时报》又换了编辑。巴金突然接到一封信抱怨小说太长，报社不想继续登下去。收到信后巴金将剩下的稿子全寄了过去，并声明如果报纸愿意登完，他可以不要稿费。用他的话说，“为读者写作”的他“总算尽了作家的责任”。这样，《家》才得以完整面世。
著作书目
《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理论，与他人合著)，1927，上海民钟社
《灭亡》(中篇小说)，1929，开明书局
《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理论)，1930，上海自由书店
《死去的太阳》(中篇小说)，1931，开明书店
《复仇》(短篇小说集)，1931，新中国书局
《雾》(“爱情三部曲”之一，中篇小说)，1931年，新中国书局
《海的梦》(中篇小说)，1932，新中国书局
《春天里的秋天》(中篇小说)，1932，开明书店
《海行》(散文集)，又名《海行杂记》，1932，新中国书局
《光明》(短篇小说集)，1932，新中国书局
《雨》(“爱情三部曲”之二，中篇小说)，1933， 良友图书公司
《砂丁》(中篇小说)，1933，开明书局
《电椅》(短篇小说集)，1933，新中国书局
《抹布》(短篇小说集)，1933，北平星云堂书店
《家》(“激流三部曲”之一，长篇小说)，1933，开明书局
《萌芽》(中篇小说，又名《雪》)，1933，现代
《新生》(中篇小说)，1933，开明书店
《旅途随笔》(散文集)，1934，生活书局
《将军》(短篇小说集)，1934，生活书局
《巴金自传》(传记)，1934，第一出版社
《电》(“爱情三部曲”之三，中篇小说)，1935，辩烂 良友图书公司
《点滴》(散文集)，1935，开明书店
《神・鬼・人》(短篇小说集)，1935，文化生活出版社
《巴金短篇小说集》(1――3卷)，1936――1942，开明书店
《生之忏悔》(散文集)，1936，商务印书馆
《沉落》(短篇小说集，又名《沦落》)，1936，商务印书馆
《爱情三部曲》（《雾》、《雨》、《电》合集）1936， 良友图书公司
《忆》(回忆录)，1936，文化生活出版社
《发的故事》(短篇小说集)，1936，文化生活出版社
《长生塔》(童话集)，1937，文化生活出版社
《雷》(短篇小说集)，1937，文化生活出版社
《短简》(散文集)，1937， 良友图书公司
《控诉》(散文集)，1937，重庆烽火社
《春》(“激流三部曲”之二，长篇小说)，1938，开明书店
《梦与醉》(散文集)，1938，开明书店
《感想》(散文集)，1939，重庆烽火社
《黑土》(散文集)，1939．文化生活出版社
《秋》(“激流三部曲”之三，长篇小说)，194O，开明书店
《利娜》(中篇小说)，1940，文化生活出版社
《火》(共三部，长篇小说)，1940―1945，开明书店
《星》(英汉对照，中篇小说)，1941，香港齿轮编辑社
《无题》(散文集)，1941，文化生活出版社
《龙・虎・狗》(散文集)，1941，文化生活出版社
《还魂草》(短篇小说集)，1942，腔携文化生活出版社
《废园外》(散文集)，1942，重庆烽火社
《小人小事》(短篇小说集)，1943，文化生活出版社
《憩园》(中篇小说)，1944，文化生活出版社
《第四病室》(中篇小说)，1946， 良友图书公司
《旅途杂记》(散文集)，1946，上海万叶书店
《寒夜》(长篇小说)，1947，晨光
《怀念》(散文集)，1947，开明书店
《静夜的悲剧》(散文集)，1948，文化生活出版社
《纳粹杀人工厂―奥斯威辛》(散文集)，1951，平明出版社
《华沙城的节日―波兰杂记》(散文集)，1951，平明出版社
《巴金选集》(短篇小说、散文等合集)，1951，开明书店
《慰问信及其他》(散文集)，1951，平明出版社
《生活书局在英雄们中间》(散文通讯合集)，1953，人民文学出版社
《英雄的故事》(短篇小说、散文合集)，1953，平明出版社
《保卫和平的人们》(散文、通讯合集)，1954，中青
《巴金短篇小说选集》1955，人民文学出版社
《巴金散文集》1955，人民文学出版社
《谈契河夫》(理论)，1955，平明出版社
《大欢乐的日子》(散文集)，1957，作家出版社
《坚强的战士》(散文集)，1957，少年儿童出版社
《明珠和玉姬》(儿童短篇小说集)，1957，少年儿携圆漏童出版社
《―场挽救生命的战斗》(报告文学)，1958，中国青年出版社
《巴金文集》(1―14卷)，1958―1962，人民文学出版社
《巴金选集》(短篇小说、散文合集)，1959，人民文学出版社
《新声集》(散文、短篇小说合集)，1959，人民文学出版社
《友谊集》(散文集)，1959，作家出版社
《猪与鸡》(短篇小说)，1959，作家出版社
《赞歌集》(散文集)，1960，上海文艺出版社
《李大海》(短篇小说集)，1961，作家出版社
《倾吐不尽的感情》(散文集)，1963，百花文艺出版社
《贤良桥畔》(散文集)，1964，作家出版社
《大寨行》(散文)，1965，山西人民出版社
《巴金近作》(第1、2集，散文集)，1978―1980，四川人民出版社
《海的梦》(中短篇小说合集)，1979，人民文学出版社
《烟火集》(散文集)，1979，人民文学出版社
《随想录》(散文集)，1979，香港三联书店
《巴金中短篇小说选》(上下册)，1980，四川人民出版社
《巴金选集》(上下卷)，1980，人民文学出版社
《探索集》(《随想录》第1集，散文集)，1981，香港三联书店
《巴金选集》(散文、短篇小说合集)，1981．香港昭明出版社
《创作回忆录》1981，香港三联书店
《探索与回忆》(《巴金近作》第3集，散文集)，1982，四川人民出版社
《巴金选集》(1―10卷，小说、散文等合集)，1982，四川人民出版社
《创作回忆录》(散文集)，1982，人民文学出版社
《序跋集》(散文集)，1982，花城出版社
《巴金散文选》(上下册)，1982，浙江人民出版社
《忆念集》(散文集)，1982，宁夏人民出版社
《真话集》(《随想录》第3集，散文集)，1982，香港三联书店
《巴金论创作》(理论)，1983，上海文艺出版社
《巴金散文选》1983，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文学回忆录》（与老舍等合著 ） 1983，四川人民出版社
《病中集》(《随想录》第4集，散文集)，1984，香港三联书店
《童年的回忆。(回忆录)，1984，四川少儿
《愿化泥土》(散文集)，1984，百花文艺出版社
《控诉集》(散文集)，1985，海峡文艺出版社
《心里话》(《巴金近作》第4集，散文集)，1986，四川文艺出版社
《十年一梦》(散文集)，1986，人民日报出版社
《巴金六十年文选》(散文集)，1986，上海文艺出版社
《巴金全集》(1―26卷)，1986―1994，人民文学出版社
《无题集》(《随想录》第5集，散文集)，1986，香港三联书店
《巴金》(短篇小说、散文合集)，1986，香港三联书店
《当代杂文选粹・巴金之卷》1986，湖南文艺出版社
《寻找理想的少年朋友》(书信集)，1987，少儿出版社
《雪泥集》(书信集)，1987，三联书店
《巴金书简・新编》1987，四川文艺出版社
《随想录》（散文集）， 1987 ，三联书店
《巴金散文精编》，1991 ，浙江文艺出版社
《巴金书信集》， 1991 ，人民文学出版社
《域外小说》，1992 ，上海文艺出版社
《忆》(回忆录)，1994 ，中国华侨出版社
《短简》，1994 ，河北教育出版社
《再思录》（散文集），1995 ，上海远东出版公司
《巴金自传》，1995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十年一梦》，1995 ，人民日报出版社
《中华散文珍藏本丛书・巴金卷》，2001，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国外获奖作家出版社作品集・巴金卷》，2001，云南人民出版社
译文集：
《科学的》(理论)，阿里斯著，1927，民钟社
《面包略取》(理论)，俄国克鲁泡特金著，1927，上海自由书店；又名《面包与自由》，1940，平明出版社
《狱中与逃狱》(回忆录)，俄国克鲁泡特金著，与李石曾合译，1927，广州革新书局
《薇娜》(短篇小说、剧本合集)，波兰廖・抗夫著，与李石曾合译，1928，开明书店
《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上下编，理论)，俄国克鲁泡特金著，1928―1929，上海自由书店
《为了知识与自由的缘故》(短篇小说集)，俄国普利洛克等著，1929，新宇宙
《一个卖鱼者的生涯》(传记)，意大利凡宰特著，1929，上海自由书店
《蒲鲁东的人生哲学》(理论)，俄国克鲁泡特金著，1929，上海自由书店
《前夜》(剧本)，波兰廖・抗夫著，1930，上海启智书局
《丹东之死》(剧本)，苏联A・托尔斯泰著，1930，开明书店
《草原故事》(短篇小说集)，苏联高尔基著，1931，上海马来亚书店
《秋天里的春天》(长篇小说)，匈牙利尤利・巴基著，1932，开明书店
《过客之花》(剧本)，意大利阿美契斯著，1933，开明书店
《自传》俄国克鲁泡特金著，1933，上海新民书店
《狱中记》(传记)，美国柏克曼著，1935，文化生活出版社
《俄国虚无运动史话》(史话)，俄国斯特普尼亚克著，1936，文化生活出版社
《门槛》(短篇小说集)，俄国屠格涅夫等著，1936，文化生活出版社
《夜未央》(剧本)，波兰廖・抗夫著，1937，文化生活出版社
《告青年》(理论)，俄国克鲁泡特金著，1937，美国旧金山平社出版部
《一个家庭的戏剧》(传记，又名《家庭的戏剧》)，俄国赫尔岑著，1940，文化生活出版社
《叛逆者之歌》(诗集)，俄国普式庚等著，1940，文化生活出版社
《父与子》(长篇小说)，俄国屠格涅夫著，1943，文化生活出版社
《迟开的蔷薇》(短篇小说集)，德国斯托姆著，1943，文化生活出版社
《处女地》(长篇小说)，俄国屠格涅夫著，1944，文化生活出版社
《散文诗》(散文诗集)，俄国屠格涅夫著，1945，文化生活出版社
《快乐王子集》(童话、散文诗合集)，英国王尔德著，1948，文化生活出版社
《回忆托尔斯泰》(回忆录)，苏联高尔基著，1950，平明出版社
《回忆屠格涅夫》(回忆录)，俄国巴甫洛夫斯基著，1950，平明出版社
《草原集》(短篇小说集)，苏联高尔基著，1950，平明出版社
《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集》俄国屠格涅夫著（与肖珊合译），1959，人民文学出版社
《巴金译文全集》，1997，人民文学出版社
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男，汉族，1904年11月生，四川成都人，无党派，1921年于成都外语专门学校肄业。 巴金先生 图
1927年至1929年赴法国留学。1929年回国后，从事文学创作。曾先后担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旦并席。1977年至1983年任中国作协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 2003年3月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2003年11月，国务院授予巴金先生“人民作家”荣誉称号。 曾获1982年意大利国际但丁奖、1983年法国荣誉军团勋章、1985年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名誉外国院士称号、1990年苏联人民友谊勋章。 1999年6月9日，北京天文台施密特CCD小行星项目组以8315号小行星发现者的身份向国际小行星中心申报，经国际天文联合会下属的小天体命名委员会的批准，该小行星被命名为“巴金星”，这是一项崇高的国际性永久荣誉。 《家》是巴金的代表作。 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巴金是一位有热情、有进步思想、有独特艺术风格的文学巨匠之一。1928年，旅居法国的巴金在巴黎完成了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此后，他陆续创作了一系列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卓越影响的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 30年代是巴金小说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这期间，他先后完成的长篇小说有《死去的太阳》、《海底梦》、《砂丁》、《春天里的秋天》、《雪》（即《萌芽》）、《新生》、“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激流三部曲”（宏陪《家》、《春》、《秋》）等。在这些作品中，“激流三部曲”代表了他此时创作的最高成就。30年代，巴金还创作了大量的短篇小说，其中短篇小说集有《复仇》、《光明》、《电椅》、《抹布》、《将军》、《沉默》、《神・鬼・人》、《沉落》、《发的故事》等。巴金的短篇小说题材非常广泛，涉及的生活面也很宽。它们广泛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倾诉了民众的呼声；有些作品还表现了外国人民的生活。 抗战期间，巴金主要在后方从事文化界的抗日救亡工作。40年代，他的小说创作出现了第二个高峰期。这期间，他创作的有重要影响的小说有“抗战三部曲”《火》及《憩园》、《第四病室》、《寒夜》等，另外还有70多篇短篇小说。其中《寒夜》是巴金于40年代创作的最有成就的作品，它标志着作者写作技巧的进一步成熟。 《家》是巴金30年代创作的“激流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它从1931年问世至今，一直以其特有的反封建的思想光辉和动人的艺术魅力吸引着广大读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着重要的地位。
主要情节与主题
《家》是巴金的代表作，是他长篇系列小说《激流三部曲》（包括《家》《春》《秋》）中最成功的一部，也是现代文学中描写封建大家族兴衰史的优秀长篇。它深刻揭示了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家族制度的特征、弊端和罪恶，指出了它必然灭亡的命运，是抨击封建专制制度的一座丰碑。 《家》中的故事发生于“五四”前后，当时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风起云涌、激烈动荡的历史转折时期。背景是中国当时还很封闭的内地――四川成都。那里有一个官僚地主阶级的大家族――高公馆，公馆中除了老太爷，还有五房分支。小说主要以长房中的三兄弟：觉新、觉民、觉慧的故事为经，以各房以及亲戚中的各种人物为纬，描绘出一幅大家族生活的画面，集中展现了封建大家族生活的典型形态，也真实地记录了一个封建大家族衰落、败坏以至最后崩溃的历史过程。新文学问世以来，以揭露旧家庭旧礼教为题材的创作很多，但以长篇系列小说的形式和如此浩大的规模，对封建家族在现代逐步走向崩溃过程做系统深入描写的，《家》以及《春》《秋》还是第一次，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很重要的地位。 小说写了觉新、觉民、模绝迹觉慧兄弟三人不同的思想性格和生活道路，写了几对年轻人――觉新与钱梅芬、李瑞珏，觉民与琴，觉慧与鸣凤之间的恋爱、婚姻纠葛，写了他们不同的遭遇；写了学生请愿，觉慧被关禁闭，兵变惊乱，鸣凤、梅芬、瑞珏相继惨死，觉民逃婚，觉慧出走……通过这些故事，作家批判的锋芒不仅指向旧礼教，更指向作为封建统治核心的专制主义，其所描述的恋爱婚姻悲剧的真正意义，也不只是主张自由恋爱，而是唤醒青年“人”的意识，启迪与号召他们与封建家庭决裂。在作者看来，觉慧与婢女鸣凤的恋爱悲剧，觉新与钱梅芬、李瑞珏之间的婚姻悲剧，其根源都在于他们追求幸福爱情、婚姻的愿望与封建礼教以及封建专制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是旧的家族所代表的专制制度，扼杀了他们的幸福和生命。巴金写这部小说，目的在于他要以笔为武器，对这个“垂死的制度”，喊出“我控诉”： 我写《家》的时候，我仿佛在跟一些人一同受苦，一同在魔爪下面挣扎。我陪着那些可爱的年轻生命欢笑，也陪着他们哀哭。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去，我好像在挖开我的记忆的坟墓，我又看见了过去使我的心灵激动的一切。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常常被逼着目睹一些可爱的年轻生命横遭摧残，以至于得到悲惨的结局。那个时候我的心由于爱怜而痛苦，但同时它又充满诅咒。我有过觉慧在他的死去的表姊（梅）的灵前所起的那种感情，我甚至说过觉慧在他哥哥面前所说的话：“让他们来做一次牺牲品吧。”一直到我在1931年年底写完了《家》，我对于不合理的封建大家庭制度的愤恨才有机会倾吐出来。所以我在1937年写的一篇“代序”中大胆地说：“我来向这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I’accuse（我控诉）。”我还说，封建大家庭制度必然崩溃的这个信念鼓舞我写这部封建大家庭的历史，写这一个正在崩溃中的地主阶级的封建大家庭的悲欢离合的故事。我把这个故事叫做《激流三部曲》，《家》之后还有两个续篇：《春》和《秋》。 （选自《和读者谈谈〈家〉》，《巴金研究资料》上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第五单元家族的记忆《家》我不要单给我们的家族写一部特殊的历史。我所写的应该是一般的资产阶级家庭的历史。这里面的主人公应该是我们在那些家庭里常常见到的。我要写这种家庭怎样必然地走上崩溃的路，逼近它自己亲手掘成的墓穴。我要写包含在那里面的倾轧、斗争和悲剧。我要写一些可爱的青年的生命怎样在那里面受苦、挣扎而终于不免灭亡。我最后还要写一个叛徒，一个幼稚的然而大胆的叛徒。我要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要他给我们带进来一点新鲜空气，在那旧家庭里面我们是闷得缓不过气来了。 （选自巴金《关于〈家〉十版改订本代序――给我的一个表哥》） 巴金是在五四运动的直接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正像他自己后来所回忆的那样，当时“我如饥似渴地抢购各种新文化运动的刊物，一句一行地吞下去，到处写信要求人给我指一条明确的出路，只要能推翻旧的，建设新的，就是赴汤蹈火，我也甘愿……我们是五四运动的产儿，是被五四运动的年轻英雄们所唤醒、所教育的一代人。”可以说，是“五四”给了他一双看世界的眼睛。而他自己的家族故事则为他提供了一个有声有色的背景和一个丰实的材料库。正是通过讲述这样一个“小社会”在1919―1924年间的故事，巴金表达了他作为一个“五四运动的产儿”的不无矛盾的社会观和文化观。 一方面，小说描写了高家四代人的生活，并将他们设置为新旧两大阵营。一边是以高老太爷、冯乐山、高克明、周伯涛以及高克安、高克定为代表的老一辈统治者，他们专横颟顸，虚伪顽固，是儒家伦理道德的化身以及小说中所有不幸的制造者，而以高觉民、高觉慧为代表的年轻一代则以叛逆者的形象构成与父（祖）辈的尖锐对立： 他（觉慧）把祖父的瘦长的身子注意地看了好几眼。忽然一个奇怪的思想来到他的脑子里。他觉得躺在他面前的并不是他的祖父，这只是整整一代人的代表。他知道他们，这祖孙两代，是永远不能够了解的。但是他奇怪在这个瘦长的身体里面究竟藏着什么东西，会使他们在一处谈话不像祖父和孙儿，而像两个敌人。 这一场景成为小说中人物关系的一个颇有意味的象征。人生道路与价值观念的不同自然是二者之间最大的分歧，但在小说中，道德风貌的高下被认为是区分两代人的最大标志。接受“五四”新思想的年轻一代代表着正义、良知，而老一代则代表着虚伪无耻和残忍邪恶，二者善恶分明。小说中总是立足于年轻人的叙述视角将这一理念诠释得淋漓尽致。这些都鲜明地体现了作者立足于“五四”新文化、全面批判和否定封建家族
制度以及传统的儒家思想观念的价值立场。由这种立场出发，小说猛烈地抨击“巫师捉鬼”和“血光之灾”的封建迷信，对丧礼和婚礼繁琐的风俗也大加嘲讽，斥之为“滑稽”。“从情绪上来说，这部小说是一张控诉状，写出了旧家庭制度的一切罪恶，如爱情的不自由、个性的压抑、礼教的残忍、长者的绝对权威和卫道者的无耻。”见罗成琰、阎真《儒家文化与20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而配合着这种情绪，小说采用了一种相当感情化和色彩化的语言，书中人物常常以情感夸饰的直白句如“我痛苦……我控诉……”来形容他们的心理状态，表达他们的个人心绪，从而使这种个人宣泄变成一种社会抗议行为。而所有其他复杂的人生情绪都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从历史角度来看，这一种情感化色彩化的语言形态是在激进的反传统反专制的30年代文化心态下形成的，但同时它又成为这一种文化心态能够延续和发展的基本载体。”见许子东《巴金与“青年革命心态”》，载《当代小说阅读笔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5页。 这样一种情节模式正是现实生活的矛盾在文学中的反映。《家》所诞生的时代，正是古老的中华民族在内忧外患、落后挨打的形势下寻求自强自立、重建文明的时期。但是自鸦片战争以来，洋务运动对富国强兵的追求，维新变法改革制度文化的努力，皆相继归于失败。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却流于形式，中国社会陷入更加混乱失序的局面。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看来，在于中国自身，正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传统阻碍着中华民族走向强盛。中国要想摆脱落后的命运，必须与这个传统彻底决裂。而这种决裂只有通过对传统的全盘否定和极力丑化才能实现。因此，在他们的笔下，传统成了罪魁、元凶、魔鬼、食人者。“启蒙思想家们几乎一开始就被安置在替辛亥革命补理论课，为民主共和制所象征的意识形态寻找价值合法性的角色位置上。”见许纪霖、陈达凯《中国现代化史》第321页。但是一个民族的历史传统是不可能轻易消失的，它必然会与新兴力量产生尖锐的对立和冲突。而社会现实中的矛盾往往会转弯抹角地凝结为意识形态领域的对立观念，意识形态中的对立观念又势必表现为作品形式结构上的特点。《家》中父子对立的结构模式正是现实中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之间矛盾的具象化，而小说中子一代的出走与封建家长的死亡、封建大家族的崩溃，正是对这一矛盾的想像态解决。 《家》这种讲述家族故事的模式在启蒙主义话语中非常典型，它对后来的家族小说创作起了极强的示范作用。对传统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批判和彻底否定也成为这类小说一个持久而强大的主题。像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茅盾的《霜叶红似二月花》都是如此，而《家》中父子对立的结构模式也被或多或少地继承下来。
主要艺术特色
（1）、抒发真挚浓郁的激情：《家》只求与青年读者情绪沟通，不求深刻隽永，倾向单纯、热情、坦率，以情动人，情感汪洋恣肆，语言流水行云，虽然有时少有锤炼，不耐咀嚼，整体上却有一股冲击力，能渗透读者的心。 （2）、意蕴丰富的日常生活细节描写 （3）、舒缓自然、生活化的结构 ：《家》在结构上借鉴了《红楼梦》的写法，以觉慧和鸣凤的恋爱以及觉新与瑞珏、梅芬之间的纠葛作为情节发展的主线，全面交织而展示了高公馆的衰亡过程。 （4）、朴素、自然、流畅的语言风格 《激流三部曲》 《激流三部曲》包括《家》、《春》、《秋》三部连续性的长篇，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小说家、散文家、翻译家巴金的早期代表作。其中《家》的艺术成就最高。《激流三部曲》是巴金呼吁自由、民主、尊重人格、人性解放的最鲜明的一面旗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和起着巨大的作用。
巴金（1904年11月25日―2005年10月17日），原名李尧棠，字芾甘，中国四川成都人，祖籍浙江嘉兴。现代文学家、出版家、翻译家。同时也被誉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是20世纪中国杰出的文学大师、中国现当代文坛的巨匠。
诺贝尔文学奖一直是中国文学界也是中国文人心中一个难以释怀的结。不久前李敖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被炒作得沸沸扬扬之后，近日又传出巴金先生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记者半信半疑四处证实之后，也听到各界不一的种种反映，“诺贝尔文学奖是否值得中国文人奉若神明”，“中国文人是否一定要踏上诺贝尔之路”，“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离得奖到底有多远”不管承认与否，诺贝尔奖在中国文人甚至中国人心里都已经留有挥之不去的遗憾与期盼。
“渴望诺贝尔奖实际就是渴望认可”
记者第一个前往求证的地方是中国社科院的外国文学研究所，接受采访的陆建道研究员闻知此事后反应平平：“这件事一点也不稀奇，提名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陆建道告诉记者，研究所每年都能收到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寄来的选单，上面印有委员会主任的签名，请大家推荐人选，桥祥睁推荐人的身份不限，陆建道进而解释这种提名和奥斯卡提名不同，被提名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情，更重要的是经过重重筛选入围参加最后角逐，可一旦入围人选便不再公开。陆建道告诉记者研究所里的选单很少会被寄回，大家对此兴趣不大。而陆建道也是不填写选单的诸多研究员之一。“文学奖和其它理科奖项有所不同，它没有量化的标准，更多的是个人的喜恶、政治因素的影响，当然也会适度考虑内容，正面积极、理想主义的风格似乎更能赢得评委的欢心。”
而对于诺贝尔文学奖本身，陆的理解相对于群情激昂的诺贝尔情结更为冷静与淡然。“在国外并不是所有的作家对诺贝尔文学奖都奉若神明，这个奖项似乎对书商和出版商更为重要。另外诺奖的高额奖项对拿稿酬的作家而言，也有不小的诱惑力。可是回顾诺贝尔奖的历史，许多应该获奖的人没有得到，这就足以说明诺奖并不是权威标准，”陆建道谈锋甚健时常常会插问：“我是不是说得太多了。”而一旦继续下一个话题，陆又恢复急促而略带激动的语速：“中国人对于诺贝尔奖的渴望，其实更多的是一种自卑，他们需要得到别人认可，其实中国人没有必要显得过于激动，这样有失风度，应该荣辱不惊。”“而且，诺贝尔奖在评选时带有强烈的地域性和偏向性，其中有翻译的障碍但也不乏政治取向的偏颇。”
在谈到此次巴金被提名一事时，陆建道认为“巴金先生的作品与诺贝尔文学奖的其它作品相比，内涵稍弱一些，他对人性的复杂描写不够深入，可能年轻人会比较喜欢他的那种感伤的笔调，在我看来，这敏岁种提名更多的是对九十岁高龄的巴金先生的一种敬意。”至于能否获奖，陆认为：“每个作品具有相当高的不可比性，这种评比带有一定的偶然性，获奖也并不意味着他就是当代最优秀的作家，其实中国的优秀作家辈出，有实力获奖的作家不止一个。”
“这是美国华裔文人的善意之举”
有消息传出，江苏省作协副主席赵本夫是国内得知此事的第一人，记者几经周折后采访到赵本夫，尽管略为勉强，但赵的回答还是给了记者一个明确的答案。
4月24日，赵本夫收到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提名委员会主席王海龙来信，信中称巴老是“当代中国最为杰出的作家和思想家”，“大半个世纪以来的文学创作奠定了享誉世界的崇高声望和国际文化界尊崇的优异基础”，“您对人性和人类尊严的执著探讨和神圣理解已经载入了当代中国文化和人类文化的史册”。
尽管赵本夫对此也感到意外，但还是按照信上委托向新闻界以及巴金先生转告了信中的邀请。赵本夫告诉记者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提名委员会设立于约纽，于今年1月成立，已与瑞典皇家学院取得联系，并得回执，巴金是该委员会提名的第一人。赵本夫告诉记者委员会主席之一的王海龙是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教师，与其已有多年的书信往来。
赵本夫谈及此事时略显勉强但仍算善谈：“这次提名应该是美国华裔文人的一种善意的举动，在国内可能大家不愿自己提出来，而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现当代有不少杰出作家，值得提名，如果没有是一种遗憾。”
但赵本夫同样认为：“中国作家不可能为获奖而写作，是否获奖不必太在意，中国作家不必把一个奖项看得过于重要。”赵同时也说道：“如果能得奖宴袜，也不失为一件好事，对中国而言，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者名单中没有中国人是不正常的。我们对国外文学作家的了解非常透彻，但国外对中国的文学和作家却非常不了解甚至可以说是愚昧。”
对于双方理解上的悬殊，赵本夫认为原因很复杂，其中最主要的是西方的偏见和翻译上的障碍，西方对中国还是抱着原来那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而中国的好作品又不能非常辞达意切的准确翻译过去，赵本夫甚至认为中国文学是难以翻译的，象形字的魅力就在于其本身。而关于提名巴金，赵本夫认为凭借巴金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以及贡献应该可以得到这样的荣誉，但至于能不能获奖，赵认为这在于巴老自己是否愿意以及评委的意见。
在采访中，赵本夫不断强调自己只是传达了一个信息，并不愿过多的进行评论，并且已经把此事告知中国作协，用他的话说：“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据他介绍，王海龙已经在美国得知此事已被公开并对其反响表示满意，但是就在巴金被提名的消息传出几天后，巴金先生的女儿李小林断然表示即使巴金获得提名，也绝不会参加，李小林指出：“巴老早就说过，他是为中国人写作，对获什么奖
长篇小说
激流三部曲――《家》、《春》、《秋》
爱情三部曲――《雾》、《雨》、《电》
《火》（共三部），1940-1945，开明书店
《寒夜》，1947，晨光
中篇小说
《海的梦》，1932，新中国书局
《春天里的秋天》，1932，开明书店
《灭亡》，1929，开明书局
《死去的太阳》，1931，开明书店
《砂丁》，1933，开明书局
《萌芽》（又名《雪》），1933，现代
《新生》，1933，开明书店
《利娜》，1940，文化生活出版社
《憩园》，1944，文化生活出版社
《第四病室》，1946，良友图书公司
短篇小说集
《英雄的故事》，1953
《明珠和玉姬》，1957，少年儿童出版社
《火》（三部），1940-1944
《憩园》1944
《寒夜》，1947
《第四病室》，1946
《复仇》，1931，新中国书局
《光明》，1932，新中国书局
《电椅》，1933，新中国书局
《抹布》，1933，北平星云堂书店
《将军》，1934，生活书局
《神・鬼・人》，1935，文化生活出版社
《沉落》（又名《沦落》），1936，商务印书馆
《发的故事》，1936，文化生活出版社
《雷》，1937，文化生活出版社
《还魂草》，1942，文化生活出版社
《小人小事》，1943，文化生活出版社
《猪与鸡》，1959，作家出版社
《李大海》，1961，作家出版社
散文集
《随想录》（5卷）1979-1986
《海行》（又名《海行杂记》），1932，新中国书局
《旅途随笔》，1934，生活书局
《点滴》，1935，开明书店
《生之忏悔》，1936，商务印书馆
《短简》，1937， 良友图书公司
《控诉》，1937，重庆烽火社
《梦与醉》，1938，开明书店
《感想》，1939，重庆烽火社
《黑土》，1939．文化生活出版社
《龙・虎・狗》，1941，文化生活出版社
《无题》，1941，文化生活出版社
《废园外》，1942，重庆烽火社
《旅途杂记》，1946，上海万叶书店
《怀念》，1947，开明书店
《纳粹杀人工厂―奥斯威辛》，1951，平明出版社
《华沙城的节日―波兰杂记》，1951，平明出版社
《慰问信及其他》，1951，平明出版社
《大欢乐的日子》，1957，作家出版社
《坚强的战士》，1957，少年儿童出版社
《友谊集》，1959，作家出版社
《赞歌集》，1960，上海文艺出版社
《倾吐不尽的感情》，1963，百花文艺出版社
《贤良桥畔》，1964，作家出版社
《大寨行》，1965，山西人民出版社
《烟火集》，1979，人民文学出版社
《序跋集》，1982，花城出版社
《忆念集》，1982，宁夏人民出版社
《愿化泥土》，1984，百花文艺出版社
《控诉集》，1985，海峡文艺出版社
《十年一梦》，1986，人民日报出版社
《再思录》，1995，上海远东出版公司
《静夜的悲剧》，1948，文化生活出版社
《生活书局在英雄们中间》，1953，人民文学出版社
译著
《科学的》（理论），阿里斯著，1927，民钟社
《面包略取》（理论），俄国克鲁泡特金著，1927，上海自由书店；
《狱中与逃狱》（回忆录），俄国克鲁泡特金著，与李石曾合译，1927，广州革新书局
《薇娜》（短篇小说、剧本合集），波兰廖・抗夫著，与李石曾合译，1928，开明书店
《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上下编，理论），俄国克鲁泡特金著，1928-1929，上海自由书店
《为了知识与自由的缘故》（短篇小说集），俄国普利洛克等著，1929，新宇宙
《一个卖鱼者的生涯》（传记），意大利凡宰特著，1929，上海自由书店
《蒲鲁东的人生哲学》（理论），俄国克鲁泡特金著，1929，上海自由书店
《前夜》（剧本），波兰廖・抗夫著，1930，上海启智书局
《丹东之死》（剧本），苏联A・托尔斯泰著，1930，开明书店
《草原故事》（短篇小说集），苏联高尔基著，1931，上海马来亚书店
《秋天里的春天》（长篇小说），匈牙利尤利・巴基著，1932，开明书店
《过客之花》（剧本），意大利阿美契斯著，1933，开明书店
《自传》俄国克鲁泡特金著，1933，上海新民书店
《狱中记》（传记），美国柏克曼著，1935，文化生活出版社
《俄国虚无运动史话》（史话），俄国斯特普尼亚克著，1936，文化生活出版社
《门槛》（短篇小说集），俄国屠格涅夫等著，1936，文化生活出版社
《夜未央》（剧本），波兰廖・抗夫著，1937，文化生活出版社
《告青年》（理论），俄国克鲁泡特金著，1937，美国旧金山平社出版部
《一个家庭的戏剧》（传记，又名《家庭的戏剧》），俄国赫尔岑著，1940，文化生活出版社
《叛逆者之歌》（诗集），俄国普希金等著，1940，文化生活出版社
《父与子》（长篇小说），俄国屠格涅夫著，1943，文化生活出版社
《迟开的蔷薇》（短篇小说集），德国斯托姆著，1943，文化生活出版社
《处女地》（长篇小说（，俄国屠格涅夫著，1944，文化生活出版社
《散文诗》（散文诗集），俄国屠格涅夫著，1945，文化生活出版社
《快乐王子集》（童话、散文诗合集），英国王尔德著，1948，文化生活出版社
《回忆托尔斯泰》（回忆录），苏联高尔基著，1950，平明出版社
《回忆屠格涅夫》（回忆录），俄国巴甫洛夫斯基著，1950，平明出版社
《草原集》（短篇小说集），苏联高尔基著，1950，平明出版社
《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集》俄国屠格涅夫著（与肖珊合译），1959，人民文学出版社
传记与回忆录
《往事与随想》
《巴金自传》，1934，第一出版社
《忆》，1936，文化生活出版社
理论
《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合著），1927，上海民钟社
《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1930，上海自由书店
《谈契河夫》，1955，平明出版社
荣誉和奖项
1982年 意大利国际但丁奖
1983年 法国荣誉军团勋章
1984年 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
1985年 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名誉外国院士称号
1990年 苏联人民友谊勋章
1990年 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特别奖
1999年 北京天文台施密特CCD小行星项目组以8315号小行星发现者的身份向国际小行星中心申报，经国际天文联合会下属的小天体命名委员会的批准，该小行星被命名为“巴金星”
2003年 “人民作家”荣誉称号
书目
《巴金选集》十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巴金全集》二十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巴金短篇小说集》（一至三卷），1936-1942，开明书店
巴金作品译本
Jin Ba; Ward Four : A Novel of Wartime China，ISBN 0835126463
Ba-Jin Die Familie Nachw. v. Wolfgang Kubin;2002 ISBN 3933314380;
Ba-Jin：Kalte Nächte : Roman. Nachw. v. Wolfgang Kubin， 1981
中国一代文学巨匠巴金10月17日19时零6分在上海逝世。享年101岁。
巴金生平:
巴金1904年11月25日出生在四川成都正通顺街，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无党派。1921年考入成都外语专门学校。1923年到上海，后到南京，在东南大学附中学习 ，1925年毕业。1927年旅居法国。1928年回国，曾任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平明出版社总编辑，《文学季刊》编委。1934年到日本。1935年回国，在上海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出版“文化生活丛刊”、“文学丛刊”、“文学小丛刊”。1936年与靳以创办《文学月刊》。抗日战争时期，与茅盾创办《烽火》，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
1950年后，历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主席，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代主席、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文艺月报》、《收获》、《上海文学》主编，茅盾文学奖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文学基金会会长，中国田汉基金会名誉理事长，1983年、1988年当选为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93年3月当选为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96年12月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届委员会主席。1998年3月当选为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2001年12月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第六届委员会主席。2003年3月，当选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是一至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
巴金(1904.11.25 - 2005.10.17)原名李尧棠，祖籍浙江嘉兴，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宦家庭。自幼在家延师读书。五四运动中接受民
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1920年至1923年在成都外语专门学
校攻读英语，参加进步刊物《半月》的工作，参与组织“均社”
，进行反封建的宣传活动。1922年在《时事新报・文学旬刊》
发表《被虐者的哭声》等新诗。
1923年赴上海，不久到南京东南大学附中读书，1925年夏
毕业后，经常发表论文和译文，宣传无政府主义。1927年赴法
国，翌年在巴黎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1929年在《小
说月报》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1928年冬回国，居上海，数年
之间，著作颇多。主要作品有《死去的太阳》、《新生》、《砂
丁》、《萌芽》和著名的“爱情三部曲”《雾》、《雨》、
《电》。1931年在《时报》上连载著名的长篇小说“激流三部
曲”之一《家》，是作者的代表作，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
卓越的作品之一。
1934年在北京任《文学季刊》编委。同年秋天东渡日本。
次年回国，在上海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出版“文学丛
刊”、“文化生活丛刊”、“文学小丛刊”。1936年与靳以创
办《文季月刊》，同年与鲁迅等人先后联名发表《中国文艺工
作者宣言》和《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
抗日战争期间辗转于上海、广州、桂林、重庆，曾任《呐
喊》周刊(后改名《烽火》)发行人、主编，担任历届中华全国
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理事。1938年和1940年分别出版了长篇小说
《春》和《秋》，完成了“激流三部曲”。1940年至1945年写
作了“抗战三部曲”《火》。抗战后期创作了中篇小说《憩园》
和《第四病室》。1946年完成长篇小说《寒夜》。短篇小说以
《神》、《鬼》为著名。抗战胜利后主要从事翻译、编辑和出
版工作。
1949年出席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当选文联常委。1950年担
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曾两次赴朝鲜前线访问，辑有《生活在
英雄们中间》、《保卫和平的人们》两本散文通讯集。1960年
当选中国文联副主席和中国作协副主席。“文革”中，遭到了
残酷的迫害。1978年起，在香港《大公报》连载散文《随想
录》。由他倡议，1985年建立了中国现代文学馆。他的著作被
译为多种文字。1982年至1985年相继获得意大利但丁国际荣誉
奖、法国荣誉勋章和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美国文学艺
术研究院名誉院士称号。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全国文联副主
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