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王冕
王冕作为一个士人作为一个“名流”，在他身上体现着中国士人的精神，是一个典型的'理想人物。
2、周进
周进对科举考试极为热衷，可惜到了花甲之年，却连个秀才都没考中。他来到省城开科取士的考场贡院，触景生情，伤心欲绝，竟一头撞到木板上，晕了过去。几个商人出于怜悯，凑钱帮他捐了个监生。后来，借着监生的身份，他居然中了举人，接着又中了进士，到广东为官。
3、范进
范进时年五十余岁，连秀才都没考中，家中穷困不堪。周进见到他，便想起了自己当年的惨状，在惺惺相惜之下，将他录取为举人，因此上演了一出“范进中举”的癫狂闹剧。
4、严致和
他是一个极其吝啬的守财奴，临死前两根手指迟迟放不下，原来是灯中有两茎灯草，严监生怕它费油才使得严监生难以合眼，待赵氏挑去一根，严监生便一口咽了气。
5、匡超人
匡超人，原本质朴孝顺，后来黑化泯灭人性。他巧妙周旋各方势力，逐步走向堕落。他擅长吹牛撒谎，沽名钓誉，卖友求荣，忘恩负义，最终变成了一个衣冠禽兽。
杜少卿是《儒林外史》中的重要人物，作者用极多的笔墨来刻画他，给人形象深刻。可以说，杜少卿的原型是作者吴敬梓。在整本书的主题与情节推动上，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杜少卿是作者极力赞扬的人物，他淡泊功名，看破世俗，对朝政有清醒的认识。在科举制毒害的世间，众人都挤破了脑袋往上窜，但他没有，甚至皇上征聘，他装病拒绝出仕。与他人形成鲜明对比。
他傲视权贵，汪盐商宴请王知县，三番五次请杜少卿作陪，杜少卿道：“他若果真仰慕我，为什么不来拜我，倒教我来拜他？”其狂傲的性格也可见一斑。但他待人随和，仗义疏财。帮过的人，借出的钱，不计其数，并且他遵守考道、直道。“但凡说是见过他家老太爷的，一条狗也是敬重的。”因此他对门客娄老爷极为敬重，一早一晚自己服侍，在娄老爹病故后，自己降低身价去祭吊。
杜少卿最难能可贵的一点，便是他尊重妇女，反对纳妾。他以平等身份对待妻子，别人劝他纳妾，他说：“纳妾的事，小弟觉得最伤天理，天下不过是这些人，一个人占了几个妇人，天下必有几个无妻之客。小弟为朝廷立法：人生须四十无子，方许娶妾，此妾如不生子，便遣别嫁。”他的这番主张，可见他超前的进步思想。
杜少卿是作者心中的理想，但不代表他就没有缺点。例如，他是一个典型的败家子，宗族的长辈视他为败家子，把他当反面教材来教育孩子。杜少卿极擅花钱，却从不赚钱，没钱就就变卖家产。他常对前来借钱的人说：“你不要考虑还钱的事情，要是不够了再来找我。”这样，找他借线的、骗钱的，络绎不绝，但他也不计较。有人劝他，他总很认真地听，却从不改正。就这样，家产被他卖光了，他搬到了南京，却仍表示要用三百两银子修泰伯祠，令人难以理解。他的好面子、慷慨反倒成为了他的缺点。
吴敬梓和杜少卿有相同的经历，同样是败光了家产。但其风流倜傥的性格没有变，慷慨仗义固然是好，但要分清是非，否则败了家不说，还是助纣为虐。
最后，作诗一首以总结少卿其人——
清高绝俗乾坤定，冲淡自适天地明。
可惜不识善与恶，流落一方叹伶仃。
《儒林外史》是我国古代讽刺文学的典范性作品，描写了一些深受八股科举制度毒害的儒生形象，塑造了许多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小说之所以几百年来备受人们称道，与它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取得的思想、艺术成就不无关系。小说以描写各类典型人物为其主要特色，作者通过对这些人物的所作所为、所言所行的描写，很好的体现了作品的思想内容。小说所塑造的人物，大致有如下几种类型：
一、腐儒的典型——周进、范进
读过《儒林外史》的人，总也忘不了书中的周进、范进这两个人物，他们是作者在第二、三回中分别着力塑造的两个年纪老大而没有考中科举的可怜虫，这是两个腐儒的典型。二人在中举之前都是很穷困的，受尽别人的白眼和嘲讽。
周进六十多岁还是个童生，依靠在村子里私塾中教书糊口，以后随姐夫经商记帐，在贡院参观时，“周进看着号板，又是一头撞将去。这回不死了，放声大哭起来：‘众人劝着不住。金有余道：你看，这不是疯了吗？好好到贡院来耍，你家又不是死了人，为甚么这号啕痛苦是的？’周进也听不见，只管扶着号板哭个不住。一号哭过，又哭到二号、三号，满地打滚，哭了又哭，哭的众人心里都凄惨起来。金有余见不是事，同行主人一左一右架着他的脖子。他哪里肯起来，哭了一阵又是一阵，直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后来商人们答应为他捐一个监生进场，他就破涕为笑，趴到地上磕头，表示要变驴变马来报答他们。
范进也是一个连考二十余次不取的老童生，他是一个从二十岁考到五十四岁才中举，而心理惨遭巨大摧残的典型人物。他在生活中受尽凌-辱，他要去考试，岳父胡屠户骂他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听到中举的消息后，他起初不敢相信，既而拍着手大笑道：“噫！好！我中了！”欢喜得发了疯。直到挨了胡屠户的耳光之后才清醒过来。多年的愿望实现了，从此可以升官发财，他怎能不欣喜若狂，以致神经错乱呢。
从这两个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出科举制度对文人的毒害之深。它深深的腐蚀着文士的心灵，使一些文人因迷恋举业而完全被动地失去了自我。作者以其悲愤和辛酸的笔触，写出了他们在人格意识方面的扭曲与堕落。
二、贪官污吏的典型——汤奉、王惠
如果可怜的读书人一旦考中了进士，便可以名正言顺的踏入仕途。而那些原本可怜的读书人一旦做了官，很快便会成为贪官污吏。其中汤奉和王惠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
书中这样描绘汤知县：“次日早堂，头一起带进来的是一个偷鸡的积贼，知县怒道：‘你这奴才，在我手里犯过几次，总不改业，打也不怕，今日如何是好？’因取
过朱笔来，在他脸上写了‘偷鸡贼’三个字：取一面枷枷了，把他偷的鸡，头向后，尾向前，捆在他头上，枷了出去。才出得县门，那鸡屁股里喇的一声，屙出一泡稀屎来，从额颅上淌到鼻子上，胡子粘成一片，滴到枷上。两边看的人多笑。第二起叫将老师-父上来，大骂一顿‘大胆狗奴’，重责三十板，取一面大枷，把那五十斤牛肉都堆在枷上，脸和颈子箍得紧紧的，只剩的两个眼睛，在县前示众。天气又热，枷到第二日，牛肉生蛆，第三日，呜呼死了。”
南昌太守王惠，也是一个贪官的典型。他念念不忘“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通例，他一到任，衙门里就满是“戥子声，算盘声，银子声，衙役百姓一个个被他打得魂飞魄散，合城的人，无一个不知道太守的厉害，睡梦里也是怕的。”
这些官吏就凭借科举得意，升官发财，作威作福；而贪狠、蛮横则成了他们的共同特征。这就进一步暴露了科举制度的罪恶，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整个封建官吏政治的腐败不堪。
三、八股迷的典型——马静、鲁编修
科举既然成了读书人猎取功名富贵的唯一手段，八股文自然就成了文章的正宗。于是无数的封建文人，孜孜不倦地钻研八股文，其中最虔诚的八股制艺信徒当属马静和鲁编修了。
《儒林外史》中塑造的`马二先生，是一个为举业而耗尽终生的受害者，但他始终把举业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事业”，他甚至迷信八股到这样的程度，他说：“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在春秋的时候，那时用‘扬言行举’做官，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马二先生是一个出入考场二十四载，依然以“生员”终身的白丁，但他仍执着的做举业的热衷鼓吹者，他“劝导”匡超人说：“古语说得好：‘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而今什么是书？就是我们的文章选本了。”
这不仅写出了马二先生之流受害而不自觉，而且也点出了他们不自觉的原因，正在于举业是他们能做官的唯一途径，这就触及了封建社会的根本弊端：以腐朽的科举制度选拔人才的不合理性。
另一个八股迷鲁编修认为：“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歪道。”鲁编修已达到了科举考试的最高等级，实现了其人生的最高理想。但作者写他却是从他在京城清苦得实在混不下去的返乡途中开始的。他出场后的开场白是：“做穷翰林的人，只望着几回差使。现今肥美的差，都被别人钻谋去了。白白坐在京城，赔钱度日。况且弟年将五十，又无子息，只有一个小女，还不曾许字人家，思量不如告假返舍，料理些家务，再作道理。”作者以如此寒酸之笔来写这位“成功者”，其画外音显然是说，以整个的个人尊严和物质生活享受为代价换来的翰林编修之职，除了徒有虚名外，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四、正面典型——王冕、杜少卿
《儒林外史》中不仅有对儒林丑类的揭露和讽刺，而且有对正面人物的肯定和歌颂。作者肯定的最多的是那些不慕功名利禄的知识分子，王冕和杜少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作者在第一回中塑造了元末诗人王冕的形象来“敷陈大义”，“隐括全文”，并作为自己理想的楷模和臧否人物的标准。王冕出身田家，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不精通；而又安于贫贱，以卖画为生，不与权贵相与，作者通过他的嘴，抨击了科举制度，“这个法却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轻了。”在作者看来，文士们只有像王冕那样讲求“文行出处”，才能免于“功名富贵”的牢笼，堪称“品地最上一层。”这在当时是有一定的批判意义的。
正面人物杜少卿是以作者本人为原型写成的，他不热衷功名，反对八股科举，不愿做官，被视为“自古及今难得的一个奇人”。在他身上蔑视科举的思想尤为突出。他说“这学里的秀才未见得好似奴才。”这对封建社会选拔官吏的制度是嘲讽，也是批判。
他敢于怀疑权威，对儒家经典的解释者朱熹提出大胆的挑战。他说“朱文公解经，自是一说，也是要后人与诸儒参看。而今丢了诸儒，只依朱注，这是后人固陋，与朱子不相干。”这其实是对钦定的理论标准“朱注”的否定，也是对朱熹这一权威的否定。
杜少卿轻视礼教，反对歧视妇女，反对纳妾，具有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他仗义疏财，平等爱人，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人物。
尽管从王冕到杜少卿，都并非当时文人生活的真实写照，但在他们身上，寄托着作者企图恢复文人群体自尊和优越感觉的强烈愿望。
综上所诉，从以上四类人物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所寄寓的美好的理想，同时也看到了作者对于文士和科举的批判与讽刺。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儒林外史》人物形象塑造的特殊是因为科举考试对文人的迫-害严重，并不只存在于一人一事或几人几事之中，而是普遍地存在于当时的社会，且这种毒害直达人性的骨髓。也正是因为塑造出了一组组不同性格的人物群像，从而成为封建社会的一面镜子，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做出了广阔而深刻的反映，正因如此，才奠定了它在文学史上的不朽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