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轮经济全球化的另一个特点是，发展市场经济成为各国经贸联系的共同基础。从全球范围内看，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中亚、中东欧等国家开始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发展中国家通过对战后经济发展经验的反思，开始了由国家动员和配置资源以启动发展的体制转向了以市场为基础的体制改革;即使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为赢得全球竞争优势，也开始对各自长期实施的市场管制、干预和保护体制进行体制结构调整。正由于世界各国对发展市场经济、加快市场化改革达成了广泛的共识，经济全球化才可能得以顺利发展。
和平与发展依然是当代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两大主题。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现有的以国际组织、多边协定、非政府组织和地区组织构成的国际体系，长期以来一直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基础。但冷战后形成的一霸多强的国际格局，使和平的国际环境存在着诸多的不确定性。“9·11”事件之后，反对国际恐怖主义成为一项主要议题，使全球多极化发展，加强国际合作出现了新的转机。在促进全球发展方面，冷战结束后，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已明显不适应全球化发展的需要。要重建国际经济新秩序，就必须建立全球权利和义务相平衡的约束机制(制约以实力替代规则和不遵守规则等问题)，就必须确定危机发生时的全球调整责任和解决机制(全球预防危机的政策协调等问题)，就必须管理和协调全球化发展中的不平衡、不稳定增长问题(全球的宏观调控)，就必须建立促进发展和保护弱者利益的再调节机制等问题。这就需要建立一套新的全球经济协调体系。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早解决，一旦各种矛盾交织激化到一定程度，全球化进程仍可能会出现逆转和倒退。
目前的主要问题之一是，谁来主导国际规则的制定。过去全球利益矛盾的激化往往导致武力和战争。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当今的全球利益矛盾和冲突应更多采取谈判与协商的方式加以解决。即使如此，当今的全球市场机制和规则，并不能有效解决全球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不能有效解决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援助和国际合作问题;也不能有效解决全球发展机制中的政策协调问题。如果全球贫富不均的“马太效应”日益扩大，被边缘化的国家、组织及弱势群体势必将成为经济发展不稳定的一个主要根源。因此，在当代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一方面要逐渐形成一套国际通行的市场开放规则和规范，另一方面在新规则制定时应充分考虑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同时制约用实力誊代规则的不良倾向。中国入世后，将在这两个方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制度建设和新规则制定做出贡献。
二、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现有体制的新挑战
经济全球化的核心是全球开放，这就必然加剧全球竞争，改变现有的国际分工和交换格局，形成对世界各国现有体制的激烈冲击。这种冲击和影响是全面、深刻的。它不仅要求世界各国进一步降低关税、取消非关税措施和开放市场，而且市场开放的范围从传统的货物市场扩大到服务市场、农产品市场、知识产权市场、金融市场、电信市场以及各类要素市场，最终实现全方位的市场开放;不仅要求有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以便利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而且要求各国经济的微观基础和财产结构对外开放，以适应企业跨国并购，建立全球生产和经营网络的需要;不仅要求开放贸易、投资和生产等经营性活动，而且要求开放各国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通讯和金融基础设施，以适应IT革命、物流革命、组织管理革命以及推行全球供应链管理的发展需要。同时，经济全球化还要求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必须是开放透明的，实行非歧视原则，并接受国际监督。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中，各国的宏观经济调控体制正面临着重大挑战。
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中，综合国力的较量已取代军备竞赛成为国际竞争的主要内容。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增强国际竞争力，已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这就要求世界各国的财税体制、投融资体制、贸易体制、科技教育体制进行相应的改革和调整，形成改善供给效率，挖掘增长潜力，建立公平竞争的激励机制和政策平台;就要求各国调整本国的企业制度、企业组织管理、企业创新机制，形成适应全球化的微观基础;就要求开放本国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金融、电信、物流等领域，发展全球竞争力。
在现阶段的全球竞争中，金融创新和跨境金融联系的不断扩大，促进了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和虚拟经济的发展，使全球化进入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在跨国公司的推动下，跨国并购已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发展全球生产和经营网络，已成为全球化中“超国家”的重要力量;提升全球综合物流的运作能力，重视人才、知识管理和创新活动，已成为现代企业取得竞争能力的关键。这一系列变化，对各国经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变革，提出了新的挑战。
民族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一个重要而又敏感的问题。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从两个方面对民族国家提出了挑战。一方面是民族国家的经济主权在逐步让渡给“超国家”的组织和机构。这包括：(1)国际多边协议和规则要求民族国家的经济主权部分让渡。如WTO规定的降低关税、取消非关税措施、实施服务贸易市场准入等多边贸易协定;IMF规定的实行货币可兑换、资本账户开放以及健全国际金融监管机制等规定。(2)各种国际机构规定的经济主权部分让渡。如知识产权保护、竞争政策、劳工和妇女权利保护等，都会制约本国政策的实施和有效范围。(3)地区一体化组织规定的自由贸易协定、经济一体化协定以及各种跨境宏观政策约束等项规定。在欧洲，已明显出现了各民族国家融合为大邦联经济体的趋势。另一方面，民族国家的经济主权正面对着微观组织变化的蚕食。如跨国公司、非政府机构以及其他微观组织形成的对民族国家政府作用的影响和制约等;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产生的跨境扩散及影响，对民族国家的传统管理方式也带来诸多的新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各国经济管理体制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和转变。
从历史上看，早期的经济全球化是由资本主义国家推动的，表现为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在当代，一方面传统的资本主义转化为不同的市场经济体制，如美国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欧洲大陆的福利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及其他国家实施的各种混合体制的市场经济;同时，全球化也把资本主义制度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大大拓展了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也通过市场化改革，走向市场经济。在全球化时代，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同时，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制度竞争成败的关键。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全球化必然是各种不同的市场体制相互混合、相互竞争，各种体制同时并存、不断变革的时代。只要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存在，探索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就不会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因此，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各种市场经济体制的竞争，各国经济管理体制能否适应未来的变化，能否通过体制创新创造出更有生命力的新体制，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三、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体制上。面对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增强，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国际产业结构调整步伐正在加快，国际竞争更加激烈的新形势，客观上迫切要求加快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一)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影响
本轮经济全球化仍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主导的，这就必然涉及在积极参与全球化过程的同时，如何保持和发展中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特性问题。在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既处于全球化的上升阶段，同时其固有的内在矛盾也不会消失，而是在全球化进程中不断激化和爆发。因此，从长期看，社会主义将在资本主义全球化中获得复兴而不是终结。
全球化对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影响，一是加剧了制度竞争，必然形成进一步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压力。在没有可供借鉴的现成模式和发展经验的情况下，就迫切需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惟一标准的原则，从实际情况出发，进行制度创新。
二是加剧了发展先进生产力的竞争，必然形成综合国力较量的压力。这就迫切要求我们进行科技创新，加快调整束缚先进生产力发展的传统体制、机制和政策，建立与中国现阶段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能够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基本经济制度。其中加快推进科技教育体制改革是增强中国综合国力和综合竞争力的基础。中国科技创新的重点：一方面是把国外和本国自主开发的科研成果有效地转化为先进生产力，并应用创新科技改善传统产业，发展新兴服务业;另一方面，则迫切要求提高中国的全民族文明素质，包括进一步完善中国的基础教育体系。
三是加剧了效率与公平之间的矛盾，必然加大社会经济不稳定和不平衡的压力。这就迫切要求我们加快微观基础和产权结构的改革，培育和发展一批有核心竞争能力的跨国公司，扶持和提升中小企业参与全球化的实力及能力。同时，应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及财政转移支付体系、社会服务和保障体系，尤其是建立和完善覆盖城镇与农村地区的全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保健制度、扶助贫困地区及弱势人群的社会自愿援助体系;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体系等。
在中国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社会生产力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建立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基本经济制度，就要从实际出发，把富民强国放在首位，充分利用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成果和发达国家创造的先进生产力来发展自己。同时，要在全球体制竞争中保持、发展和完善中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特性。
(二)经济全球化对完善中国市场体制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国内市场国际化，国际市场国内化的新变化，势必对进一步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产生重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将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产生重大影响。经济全球化扩大丁市场配置资源的边界，使大企业有条件在本国、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选择资源的合理配置;推动了全球范围内的微观规制改革，放松政府管制巳成为各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重大政策调整;股东资本主义正替代法人资本主义，促使各国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势必对僵硬的经济管理体制产生重大冲击。要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不仅要求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进一步完善和开放，而且要求中国未来的体制对全球变化趋势有更灵活的反应能力和调整弹性。
二是将对中国的宏观调控体系产生重大影响。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发展开放型经济，将导致国际经济环境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通过各种渠道传递到国内经济，从而影响国内宏观经济的运行和稳定。国际作用机制主要包括：(1)周期的影响。如全球经济减速甚至陷入衰退，将通过对外贸易、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股市、汇市以及对未来的预期等渠道对国内经济增长和发展前景产生严重影响。(2)政策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中，占世界经济总量大的发达国家，根据本国宏观经济形势而采取的货币、财政收支、利率、汇率政策以及对外经贸政策，都会通过国际传递机制对中国宏观政策产生影响。(3)外部冲击的影响。一般情况下，外部冲击主要影响中国宏观增长态势。而在中国结构转型和大的体制调整过程中，外部冲击很可能加剧国内经济的不稳定。(4)产业的影响。当国际上出现大的结构转换时，国际产业新分工体系及产业转移，跨国公司的竞争战略调整及创新浪潮，都将对中国的产业政策和结构调整产生影响。这就要求中国及早建立适应全球化变化的新调控体系，从对内均衡与对外均衡、短期稳定与长期发展、需求变化与增长潜力等方面实施有效的宏观调控，最大限度地抵御和消除国际经济变化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
三是对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产生重大影响。在全球化环境中，产业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将占据主体地位。要提升企业竞争力，就要创造更便利的企业创业环境，更宽松的企业创新体制条件，更有利于企业公平竞争的政策平台，以及以完善市场竞争环境为中心的微观规制制度。现阶段，西方跨国公司的竞争力重点已转向了服务经济、知识管理以及发展全球运营和管理网络体系的阶段;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跨国公司，其竞争力重点也开始转向高增值制造业、应用和创新科技产业以及为大跨国公司提供配套的制造、营销与研发等领域。发展中等技术、中等增值含量的制造业，发展精细、高效，特色的多元化现代农业，发展金融、电信、物流和专业服务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已成为中国下一步调整产业结构的重点。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将转变为全球化的综合战略。这将对中国传统的微观经济管理体系提出更大的挑战。
四是将对中国金融体系产生重大影响。当前，金融一体化已成为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动力。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之上的贸易全球化规则体系，正在向建立在后工业文明基础上的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方向转变，由此将引发全球经济体系的根本变化。在金融、技术和服务成为国际竞争的新手段的条件下，如何建立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完善包括金融衍生工具在内的风险管理市场体系，发展与国际连接的信用、结算和信息网络体系，有效打击网络诈骗和犯罪，加快金融和信息网络化基础设施建设，都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新的挑战。
(三)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发展开放型经济体制的影响
本轮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传统的进口替代体制或出口导向体制开始转向建立开放型经济体制。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发展开放型经济体制，无疑是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更高基准。要适应全球化发展的新形势，建立一个对内外资、内外贸、内外企业都适用的非歧视性的、公平竞争的激励机制和市场体制，既是WTO规则的基本要求，也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
从国际的一般发展规律看，建立开放型经济体制，首先要求国内有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这包括：运作有效的宏观调控体系，要素自由流动的统一大市场，对各种所有制经济成分都共同适用的竞争政策，比较完善的市场秩序管理规则体系。国内市场经济的一体化程度越高，建立开放型经济体制才能更有效。而中国发展开放型经济体制，则是在国内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的情况下推进的，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全球化环境中发展开放型经济，比在国内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具有更大的挑战性。从这个角度分析，中国加入WT0后所面对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压力和难度，甚至超过了1979年的改革开放。
因此，在建立和完善开放型经济体制规则的基础上，要及早研究和制定符合中国具体国情、发展阶段和长远目标的开放经济体制改革战略。这包括：一是始终把握住市场开放不能损害中国根本利益的原则;在短期内不能形成对中国主要产业、企业、就业和国际收支的过度冲击;不能危及中国的金融安全、产业安全和制度安全的底线，做好应对预案。二是在全面履行市场开放承诺的基础上，下大气力从体制上解决阻碍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因素。包括创造更加公平有效的市场竞争环境，建立产权明晰的企业制度;制定以供给效率为中心的税收、外汇、信贷、研发支持等激励机制，完善定位明确、廉洁高效的政府职能。三是研究和制定开放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产业扶持和保护政策体系。充分利用WTO的例外条款、特别保障条款以及发展中国家特殊对待的相应条款，在履行承诺和重守诚信的条件下，通过立法、行政和社会力量，扶持和保护本国的幼稚产业、基础产业和敏感产业。同时通过立法制定相应的扶持和保护措施的执行、终止、奖惩、修订及监督程序，以及这些措施有效性的评估机制。四是要建立宏观预警、监控和保障机制，把可能发生的外部冲击、内部不确定性扰动以及中长期结构转型时期的风险，控制在可预期的范围内。同时，进一步完善微观的风险管理体制，包括建立抵御外汇风险、资产风险、价格风险等风险的管理工具。
四、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提出的新要求
首先，经济全球化要求我们加快政府职能和管理体制的转变。在全球化竞争中，体制竞争是第一位的。要建立有利于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体制软环境，政府职能转变是其中重要的一环。这就要求我们以加入WTO为契机，把企业应享有的权利和义务尽快地归还企业;把政府的职能真正转变到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上来，加快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规范和完善。目前，中国现行的政府管理方式和政策手段，在许多方面还不适应这个要求。包括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没有完全确立起来，一些地方、部门保护主义比较严重;政府职能定位不够清晰，缺位和越位现象并存，行政管理体制、方式在许多方面不符合应对全球化的基本要求;市场经济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缺乏法律规范和保障，经济运行和管理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还比较严重。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时调整、清理和解决，将严重制约中国企业应对外部竞争压力的能力。因此，加快政府职能和管理体制的转变，建立适应全球化的市场经济新体制，在未来5-8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其次，经济全球化要求我们建立新的产权结构。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方面要求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也就是要有助于巩固和发展中国现阶段所实行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又要求所有制结构是开放的，在保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坚持所有制结构的多样性和开放性。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会有更多的外资企业到国内来投资办厂，并且会同更多的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组成各种形式的合资企业。因此，只有不断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保持所有制结构的开放性，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外国企业到国内投资的需要。实际上，包括外资经济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要有利于加快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发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也要有利于支持、鼓励和引导民营、个体以及外资企业的健康发展，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实行同等待遇，为各类企业的发展创造平等竞争环境。除关系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的重要企业要由国家控股外，鼓励非国有制企业、个人和境外投资者以适当方式参与国有企业改制，形成混合所有制企业。
再次，经济全球化要求我们建立新的宏观调控体系。在全球化环境中，进一步加强国家对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及相关立法，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避免无序恶性竞争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防范经济、金融风险。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家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难度更大、范围更广、任务更加艰巨，不仅要考虑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更要考虑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对国内经济的影响，要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来确定宏观经济调控目标，进一步完善和增强宏观调控手段，防范和化解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变化对国内经济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保持宏观经济的对内均衡与对外均衡，促进国内经济的健康发展。
最后，参与经济全球化还要求建立和完善同国际接轨的市场经济体制，使之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又有利于开放型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其他市场经济的差别，主要在于基本经济制度的不同。除了基本经济制度的不同之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其他市场经济在经济运行机制以及宏观调控方式等方面具有很多共同点。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必须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要进一步开放市场，建立和完善全国统一、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市场体系，而且要按照世贸组织的基本原则建立同国际接轨的市场经济规则，便于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和开展国际经济合作。
五、完善中国的涉外经济体制
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必须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中国的涉外经济体制，在外贸体制、利用外商投资和扩大对外投资，汇率制度和形成机制，以及资本项目的逐步开放和人民币可兑换等方面按照国际通行规则进行改革和完善。
首先，在外贸体制改革方面，要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结构调整的需要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逐步降低关税、减少数量限制和规范配额管理，按照非歧视原则对外国产品和服务实行国民待遇。同时要借鉴和采用国际标准，推进技术性贸易措施体系建设，有效实施健康、安全、卫生和环保等方面的检查检疫和疫情监控，防止有害物质和生物通过贸易渠道入境。针对当前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反倾销、反补贴以及保障措施等手段，加强对外国反倾销、反补贴的磋商和应诉，维护中国企业在国内外市场上的合法权益。实行外贸经营资格登记制度，逐步实现放开各类企业的外贸经营权，同时要建立和完善对外经济贸易体系，发挥中介组织的作用。为适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当前迫切需要抓紧制定和完善对外贸易法律法规，增大对外贸易政策的透明度，建立健全符合国际通行规则和中国国情的对外经济贸易体制。
其次，在利用外资方面应继续把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作为重点，进一步完善利用外资政策，改善投资环境，逐步对外国投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按照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有步骤地开放银行、保险、电信、外贸、内贸、旅游等服务领域，对外商投资企业逐步实行国民待遇，制定统一、规范、透明的外商投资准入政策。除关系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或企业外，取消对其他企业外资持股比例限制。鼓励外商特别是跨国公司参与国有企业的改组改造，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和出口型企业，促进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水平的提高，积极探索利用收购、兼并、风险投资和投资基金等各种方式来促进利用外资和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采取鼓励政策引导外资更多地投向中西部地区的老工业基地改造、基础设施建设、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矿产和旅游资源开发、优势产业发展等。继续合理利用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用好银团贷款、融资租赁、出口信贷等国际商业贷款。强化外债的全口径管理，加强外债的监测和短期资本监管，保持合理的外债规模，优化债务结构，健全责权利统一的借用还机制，防范债务风险。
再次，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有实力的企业到国外去投资办厂，充分利用当地的资源和市场发展跨国经营，带动产品、服务和技术出口，促进国内成熟产业和过剩生产能力向外转移，拓展经济发展的空间，提高企业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和主动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能力。通过在境外合作开发国内短缺资源，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置换，为经济的长期发展提供必要的资源保障。实施“走出去”战略，必须在体制上和政策上予以保证和支持。重点是建立健全对外投资服务体系，在金融、保险、外汇、财税、人才、法律、信息服务、出入境管理等相关领域提供必要的便利和支持。同时，也要完善境外投资企业的内部管理机制，加强和规范对外投资的监管，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和资本外逃。
一、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
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发展需要和平，和平离不开发展。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存在，始终是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的主要障碍。世界的发展也决不能长期建立在广大发展中国家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国际形势的剧变和动荡促使世界人民进一步觉醒。具有共同历史遭遇的发展中国家维护独立、团结合作的趋势正在加强。世界要和平，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经济要繁荣，生活要提高，已成为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
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它们的落后和贫困，主要是历史上殖民主义统治以及现实的不公正、不合理国际经济秩序造成的。现在，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顺应世界经济国际化的发展趋势，从本国国情出发，已经或者正在走上具有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事实证明，只有走这样的道路，才是成功之途。这一潮流在新的世纪中将会更加壮大。在我看来，如果说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的崛起是20世纪下半叶国际局势演变的一大特征，那么它们在经济上的腾飞则将是21世纪世界新格局的一个重要标志。发展中国家走向繁荣富强，数十亿人民彻底摆脱贫困的桎梏，将为各国提供巨大的贸易和投资机会，为新兴科技和产业开辟广阔的市场，给全球经济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使之攀升到新的发展阶段。
二、经济发展多极化
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是当今国际形势的一个突出特点。无论是在全球还是在地区范围，无论是在政治还是在经济领域，多极化趋势都在加速发展。极少数大国或大国集团垄断世界事务、支配其他国家命运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大国关系不断调整，多个力量中心正在形成。广大发展中国家总体实力增强，地位上升，成为国际舞台上不容轻视的一支重要力量。各类区域性组织日趋活跃，显示出强劲的生命力。世界多极化格局的形成尽管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这种趋势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对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前国际形势总体上继续趋向缓和。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多极化趋势在全球或地区范围内，在政治、经济等领域都有新的发展，世界上各种力量出现新的分化和组合。大国之间的关系经历着重大而又深刻的调整。各种区域性、洲际性的合作组织空前活跃。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总体实力在增强。多极化趋势的发展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各国人民要求平等相待、友好相处的呼声日益高涨。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流。维护世界和平的因素正在不断增长。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可能的，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和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冷战思维依然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是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根源。扩大军事集团、加强军事同盟，无助于维护和平、保障安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还在损害着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利用“人权”等问题干涉他国内政的现象还很严重。因民族、宗教、领土等因素而引发的局部冲突时起时伏，世界仍不安宁。
三、我国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趋势是当今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的产物，给世界各国带来发展的机遇，同时也带来严峻的挑战和风险，向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出了如何维护自己经济安全的新课题。 经济全球化趋势要求各国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但各国在扩大开放时应根据本国的具体条件，循序渐进，注重提高防范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经济全球化趋势使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日益加深。一旦某些国家和地区发生经济危机，不仅发展中国家会深受其害，发达国家也难以置身其外。
冷战结束后，世界向多极化的方向发展，但多极化格局的形成需要经历相当长的时期，其间会充满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激烈斗争。世界各种力量正在进行新的分化组合。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欧盟、日本、俄罗斯、中国几大力量也相对突出，广大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增强。多极化趋势，反映了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和历史的发展，有利于削弱和抑制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有利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但也要看到，世界各种力量的发展仍很不平衡。
经济全球化不断加快，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加剧了世界发展不平衡的矛盾。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一个基本经济特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技术创新、知识应用、贸易投资和金融活动日益国际化，各国经济的相互交流、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有利于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完全脱离世界经济而孤立地发展。如能加以正确引导和驾驭，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各国各地区加强经济技术合作，也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社会的稳定。
同时也应看到，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现在，经济全球化是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它们经济科技实力雄厚，掌握着国际经贸组织以及国际经济规则的主导权，在全球化中获益最大，而广大发展中国家总体上处于不利的地位。西方发达国家，通过跨国公司和受它们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加紧向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渗透和扩张，在全世界争夺资源和市场，同时极力推行它们的发展模式、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企图通过经济全球化实现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这使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国家安全面临着严峻挑战和威胁。
参考文献：
[1]薛求知.无国界经营[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264 -273.
战后，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引领下，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断增速，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上世纪80年代后，经济全球化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成为全球经济新一轮发展的主题和潮流。资本主义也逐渐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进入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狭隘的生产方式在全世界内不断扩张，占据了主导地位，同时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扩散到世界范围，出现了新的表现形式和更加错综复杂的关系。在全新的背景下，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依旧没有改变。不过与以往不同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所阐述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表现形式均出现了存在领域的扩展化、转嫁方式的隐蔽化、影响范围的全球化等一系列新的特点。
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9世纪中叶就运用唯物史观深刻的分析过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表现形式。他们得出，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阶段表现为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具体表现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和生产能力的无限扩大趋势与市场容量有限之间的矛盾等三个方面。资本主义本身是无法克服和消除其基本矛盾及其表现形式，而这一矛盾必然导致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马恩对早期资本主义时期基本矛盾及其表现形式的研究，为我们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深化的表现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及其三大表现超出了一国范围，在全球领域进一步深化和演化。在世界范围表现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对立矛盾、个别国家及跨国公司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世界经济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矛盾和全球生产能力的无限扩大趋势与有限的世界市场容量之间的矛盾等，这突出反映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全球范围进一步深化的趋向。
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矛盾的日益加剧
上世纪中后期发生的新科技革命迅猛推动生产力的增速，资本主义逐渐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更高级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发展，且基本矛盾不断的深化，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之间的对立矛盾是基本矛盾深化的最集中、最突出的表现。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国际市场上更加自由地流动，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这一过程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着先进的技术和雄厚的资本优势与发展中国家进行不平等的贸易，从那里攫取高额利润。据统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仅通过投资、外债和不平等的对外贸易，对发展中国家的年剥削量就达到2500—3000亿美元，几乎相当于全部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得1/10[1]。而且发达国家具有科学技术优势，仅从知识产权领域来看，发达国家约占有世界专利的99%，而发展中国家所占有的专利还不到1%。每年发达国家通过技术转让费、知识产权销售等方面获得巨大的利润。20世纪80年代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第三国家在世界经济领域的差距持续拉大，两极分化日益明显。1980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GDP总值在世界GDP总值中所占比重为67%，20世纪90年代初上升到73.2%，到1999年更是达到了86%，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而发展中国家的GDP总值在世界GDP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则相应地为19.3%、17.7%和14%，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1980年，发达国家在世界进出口贸易中所占份额为66%，到80年代末所占份额达到70%以上，1999年更是上升到了82%;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进出口贸易中所占份额则相应地为25%、20%和18%[2]。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在各个领域中的分化可见一斑。发达国家还利用对世界市场和产品价格的垄断，同发展中国家进行不平等的交易。在国际贸易中，发达国家主要出口技术密集型工业品，而发展中国家主要出口原材料和农产品。近年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价格剪刀差不断加速扩大，发达国家对国内产品实行高补贴的办法又把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农产品拒之门外。由于这类不公正、不平等的贸易行为，使发展中国家仅在2000年就损失了7000亿美元。显然，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的过程中，财富越来越积累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手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两极分化愈益明显，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发达国家直接或间接地剥削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矛盾更加激化，从而不断激起发展中国家狭隘的民粹主义等思想，使一些痛苦潦倒、失去一切的人欲通过自杀性袭击或“国际恐怖主义”进行反抗和报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二、个别国家及跨国公司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世界经济的无序状态之间的矛盾
资本主义数百年的经济发展历程显示，采取自由放任的原始市场经济时期，几乎每隔十年爆发一次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矛盾。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极为严重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导致整个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倒退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水平，大危机迫使资本主义政府干预经济运行、宏观调控经济发展，出现了“凯恩斯革命”。危机过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过程中政府的角色不再是“守夜人”、更夫，而是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奉行凯恩斯主义，积极干预和调控国内经济运行，实现对国内经济的宏观调控。特别是新科技革命后，资本主义国家及跨国公司利用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手段，在单个国家内部有效地执行了宏观调控，基本上实现了一个国家及企业内部管理的高度组织化和生产的高度计划性。从而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和计划性在发展中演化为资本主义单个国家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和计划性，国内生产基本上不再存在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特征了。国家干预不过是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缓解了一国经济运行的无序状况，却克服不了资本主义世界周期性经济这一顽疾的恶化。随着国际垄断资本的增长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发展为个别国家及跨国公司内部生产的高度组织性与整个世界经济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矛盾。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资本主义社会化生产显现出国际化、全球化大生产的趋势。资本主义国家及跨国公司成为了国际化、全球化大生产的领导者，其经济活动主要运行在个别国家或组织无法单独实施宏观调控的国际间的全球市场上。因此，即使单个国家及跨国公司凭借手中强大的资本、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手段，在其内部实现缜密的组织计划性，也无法改变全球社会生产处于无序的状态和国际经济运行的无序特征，无法弥补国际市场上的盲目性、自发性和滞后性的特点。由于国际市场上激烈竞争的压力和资本家无限追求利欲的驱使下，资本主义国家及跨国公司凭借自身优势，在全球范围内迅猛抢占市场，极力的扩大生产规模和提高生产效率，其必然结果是导致全球范围内的资本过剩、生产过剩，引发全球经济震荡，威胁民主社会的根基。加剧资本主义国家及跨国公司内部生产的高度组织性与整个世界经济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正如多斯桑托斯所说：“资本主义必须发展生产力，而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形成一种国际经济体系，但这种体系所依靠的私人企业和各民族国家基地同生产力发展的世界性趋势是矛盾的”，这“必将导致产生一种世界范围内的新的无政府状态”[3]。
三、世界生产能力的无限扩大趋势与有限的世界市场容量之间的矛盾
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崛起、深化和发展，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生产力的各要素都得到了重大的发展，社会生产力有了巨大的发展。社会化生产突破了一国范围，成为全球性的社会化大生产。这对生产能力的无限扩大趋势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资本主义国家及跨国公司面对国际市场上激烈竞争的外在压力和资本增值的内在动力的驱使下，在全球范围内不断的扩大生产规模，成为全球性的社会化大生产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资本主义国家及跨国公司凭借着自身优势，在世界范围内抢占新兴市场，其生产能力和生产规模在全球范围迅猛扩张。有数据显示目前全世界的跨国公司已达6万多家，其子公司也有50多万家，跨国公司的年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年生产总值的40%以上，贸易额占全世界贸易总额的60%，并且每年还在高速度递增，比较成功的企业都会跨国生产和经营，这进一步加剧了世界生产能力的无限扩大趋势。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的对抗性的分配关系，全球性的社会化生产的成果归资本家私人所有，使全球消费市场中占最大比重的劳动群体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被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并且，随着时代变迁和全球经济的普遍发展，劳动群体的雇佣的命运和劳动条件并没有多大的改善，反而入不敷出的工资的实际购买能力还不断的下降，全球劳动群体的实际收入并没有出现水涨船高的现象，这进一步限制了劳动群体的消费能力，压缩了世界市场的容量。与此同时，全球性的劳资矛盾再次呈现出激化的趋势。在新科技革命的冲击下，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结构的转型，从传统生产方式转型到知识生产方式、从劳动密集型转型到技术密集型产业。这必然引起就业岗位要求的急剧变化，冲击未掌握新科学技术的工人阶级，导致工资下降，甚至失去工作岗位。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资本主义国家的失业率居高不下。1995年底经济合作组织的25个成员国的失业人数从1990年的2400万增加到3300万，平均失业率高达8%，1997年欧盟的失业率甚至达到过10.6%，并且这一情况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失业人数的居高不下，更是无法促进全球性的消费，使世界市场的容量不断的缩小。一边是全球生产能力远远超过了全球消费市场的需求，全年增加的经济生产能力有40%是过剩的[4]。另一边是全球范围内的实际消费能力的严重不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化时代，以往的一个国家内部生产能力的无限扩大趋势与有限的市场容量之间的矛盾发展成世界生产能力的无限扩大趋势与有限的世界市场容量之间的矛盾，当这一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势必引发局部性乃至全球性的经济动荡。随着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无限扩大与市场容量有限之间的矛盾不仅没有缓和，反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展而不断的加深。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中资本的积累是为了推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为了扩大资本主义生产，这是由资本的本性所决定的。而另一方面，资本的积累是建立在剥削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基础上，所以使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陷入相对或者绝对贫困状态，使贫富差距更加严重，从而导致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社会有效需求和能够实际支付的消费日益萎缩。同时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资本家为了在竞争中获得高额利润，借助科学技术利用先进的生产力在全球范围内不断的扩大生产，以便降低成本增强竞争能力。其结果必然导致全球范围内的生产过剩，资本主义扭曲的生产与消费的关系达到一定程度后必然引发全球性的经济动荡或者危机。所以资本主义的生产能力的发展远远超过社会有效需求时，生产能力的无限扩大与市场容量的有限之间的矛盾便进一步加深。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表现形式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并且更加激化。相比早期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表现形式，均已出现了明显的新变化，但是这些变化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更没有触动资本主义统治的根基。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的新变化意味着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及其派生的矛盾都不同程度的呈现出激化的趋势，并出现了存在领域的扩展化、转嫁方式的隐蔽化、影响范围的全球化等一系列新的特点。这表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终究会发展到在资本主义框架内无法调节的程度，从而冲破资本主义体制。
参考文献：
〔1〕韦定广，孙勇.经济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新变化[J].社会主义研究，2003.(4)：22.
〔2〕徐崇温.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