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读本》是我最喜欢的书之一，《叶圣陶读本》分为小学低年级、中高年级、中学三卷。小学低年级收入了叶圣陶爷爷为小朋友写的儿歌、生活故事、童话、散文等一共44篇。小学中高年级收入了叶圣陶爷爷为同学们写的童话、散文，一共31篇。这些篇章在他创作的儿童作品中只是很少的一部分。我读的是中高年级的，里面的故事十分精彩:有心肠好的稻草人，它甚至情愿牺牲自己，也要救那些不幸的人，但它也同样不幸，它挪动不了身体，连句同情的话也说不出来，除了一再责备自己的无能，别的什么也做不了。有一直不肯承认自己错误的皇帝，他滥杀无辜。有天真可爱的芳儿，一直期望能送母亲独一无二的礼物，好让母亲高兴。还有一个故事:一个地方的人们发现了许多金子，一夜之间他们都变成了富翁，于是他们也不做工，要不种田，什么都不干，只想着金钱，可没人做工，没人种田，什么都没有了，金子也买不到东西，最后，金子便成了没有用处的东西了。
这些故事让我明白了不要像皇帝那样不愿承认错误而杀害了那么多的生命;不要贪财，即使成了富翁，如果不做工、不种田，纵使有再多的金子都没用，自己动手劳动才能获得真正的财富。
稻草人是用稻草扎成的一个草人。插在庄稼地里，用来驱赶叼稻子的麻雀。他虽然不能动，也不能说话，但是心肠很好，一心想帮助那些受苦受难的人。
在一个漆黑的夜晚，稻草人亲眼目睹了三件令人十分伤感的事。
稻草人的主人是一个老太太。她的丈夫和儿子都得了重病死去了。老太太老眼昏花，根本看不清东西，只有靠种稻田养活自己。每年庄稼都闹灾荒，年年收成不好。今年好不容易等来了风调雨顺，稻子却被虫子吃了个精光。稻草人担心主人承受不住一年又一年的伤心，急得恨不得扑上去赶走虫子，但是却一动也不能动。
一名渔妇坐着一艘小船，带着一个大约三四岁的孩子捕鱼，想给生病的孩子熬鱼粥喝。孩子口渴了，渔妇就用碗从河里舀起一碗河水灌进孩子嘴里。孩子咳嗽得更厉害，只剩下喘气，后来就没声了。即使孩子生了重病，渔妇也没有空闲和时间去照料他，不得不硬着心肠把生病的孩子扔下不管。小孩子多可怜埃稻草人恨不得自己去作柴火给孩子煮茶喝。可是，稻草人没有办法，心里虽然很悲痛，也只能一面叹气一面哭，像树木一样定在泥土里，连半步也不能动。
另一位妇女更伤心。因为孩子死了，丈夫赌钱把家全败光了，就连她也要被丈夫卖掉。心里别提多难过了。来到这河岸要投河自荆稻草人着急死了，想救她，拉住这位妇女，阻止她寻死。但是它办不到。它恨自己，认为见死不救是自己这一生最大的罪孽!
稻草人的心地非常善良，和人差不多。它非常同情受害者，为了扑灭主人的仇敌——蛾子，他愁眉不展，像害了病似的，伤心极了;为了能让生病的孩子有一口茶喝，他宁可自己烧为灰烬，也在所不惜;为了挽救那名悲伤妇女的生命，他的心像玻璃一样碎了，昏倒在田地中间。稻草人是一个富有同情心，不怕牺牲自己，一心想去帮助别人的好心人。他多想用自己的心去温暖他人，但连这他都做不到。他恨自己对每一件事情都无能为力。
但愿我们世间多一些像稻草人这样的好心人，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叶圣陶先生给人看稿一丝不苟，不仅要改正笔误，理顺词句，甚至要描清标点；为普及汉语言文字知识和语文教育教学所做的大量工作；“文革”期间迫于形势不得不应对一些责难和压力，并深切关心朋友们的安危；给吕叔湘先生送书法作品，并为其女文章题诗，待人诚挚；和吕叔湘先生一同避暑和视察的情形等等。
叶圣陶先生是一位躬行君子，为人师表，待人温良，倾全力专注于事业。除此之外，还可以看出叶圣陶先生在普及汉语言知识及语文教育事业中的巨大贡献；对友人的关怀鼓励，充满文人情怀和雅趣；淡泊名利，不爱无谓的交际应酬，生活追求简朴的精神品质。
叶圣陶先生从一九一二年起从事语文方面的教学、编辑、出版工作，前后六十多年，对于这半个多世纪里我国语文教育工作中的利弊得失知道得深切详明，写下了大量文章，收在这论集里的就有一百多篇。凡是关心语文教育问题的人都应该读一读这本论集。这本论集的文章大部分是解放以前写的，到现在还有深刻的现实借鉴意义。因为里头论述的都是语文教育中的根本问题。
论集里的文章，涉及的面很宽，性质也多种多样，有商讨语文教育的理论原则的，也有只谈论一篇文章或者评议一两个词语的。最重要是关于语文学科的性质：语文是工具，是人生日用不可缺少的工具。二是关于语文教学的任务：教语文是帮助学生养成使用语文的良好习惯。
语言文字本来只是一种工具，日常生活中少不了它，学习以及交流各科知识也少不了它。
圣陶先生扼要地指出旧式语文教学的三大弊病，并且在好些处别的地方加以申说。第一是在阅读教学上不适当地强调所读的内容而把语文本身的规律放在次要的地位。“国文是各种学科中的一个学科，各种学科又像轮辐一样辏合于一个教育的轴心，所以国文教学除了技术的训练而外，更需含有教育的意义。说到教育的意义，就牵涉到内容问题了。
笃信固有道德的，爱把圣贤之书教学生诵读，关切我国现状的，爱把抗战文章作为补充教材，都是重视内容也就是重视教育意义的例子。这是应当的，无可非议的。不过重视内容，假如超过了相当的限度，以为国文教学的目标只在灌输固有道德，等等，而竟忘了语文教学特有的任务，那就很有可议之处了。道德必须求其能够见诸践履，意识必须求其能够化为行动。要达到这样地步，仅仅读一些书籍与文篇是不够的。必须有关各种学科都注重这方面，学科以外的一切训练也注重这方面，然后有实效可言。国文诚然是这方面的有关学科，却不是独当其任的惟一学科。所以，国文教学，选材能够不忽略教育意义，也就足够了，把精神训练的一切责任都担在自己肩膀上，实在是不必的。”在今天的语文课堂教学中过分强调思想教育，过分强调感悟文章作者的思想感情，显然是背离了学科的性质，最终无法完成学科教学任务。
第二种弊病是在作文教学上要求模仿一套程式。“不幸我国的写作教学继承着科举时代的传统，兴办学校数十年，还摆脱不了八股的精神。”我想：不但是过去，就是现在，教学改革进行的过程中，课堂教学总要按照一定的模式进行，一节课里，总要有复习、学生提问、板书、小组讨论，小组汇报，总要有录像、课件，否则就算不上是优质课，本来教学是为了学生学，结果，我们在教学中却很少关注学生是否已经把该要学的知识技能学到，学得容易还是困难，学得轻松还是辛苦，而是过分关注教师在上课时是否已经达到了某个指标，把学生放在一边了，忘在一边了，这样的语文教育实际上是为教育而教育，应此，我不断地告诫自己，在实际的教育教学中，要驱除程式化，要根据教学内容和学生实际，因人制宜，因文制宜。
第三种弊病就是读书作文不是为了增长知识，发表思想，抒发感情，而是为了应付考试。“从前读书人学作文，最主要的目标在考试，总要作得能使考官中意，从而取得功名。现在也有考试，期中考试，期末考试，还有升学考试。但是，我以为现在学生不宜存有为考试而学作文的想头。只要平时学得扎实，作得认真，临到考试总不会差到哪里。推广开来说，人生一辈子总在面临考试，单就作文而言，刚才说的写封信打个报告之类其实也是考试，不过通常叫作‘考验’不叫作‘考试’罢了。
学生学作文就是要练成一种熟练技能，一辈子能禁得起这种最广泛的意义的‘考试’即‘考验’，而不是为了一时的学期考试和升学考试。”为了一时的学期考试和升学考试而学习的学生，为了一时的学期考试和升学考试而执行教育教学工作的老师现在还大有人在，因为学生的考试成绩是评价学生优劣的最重要的依据，也是评价老师的最重要的依据。因为这样，不少老师还对教学内容进行擅自取舍，要考试的多讲多练，不考试的内容不提也不练。我想这才是教育改革面临的最大问题。
我看出叶圣陶始终是个寡言的人.大家聚谈的时候,他总是坐在那里听着.他却并不是喜欢孤独,他似乎总是坐在那里听着.至于与人独对的时候,自然多少要说些话；但辩论是不来的.他觉得辩论要开始了,往往微笑着说,‘这个弄不大清楚了’.这样就过去了.”从这我们可以看出叶圣陶是一个寡言而又不喜欢争强好胜的人,心境平和.“我知道他到了车站这一类地方,是会觉得寂寞的.他的家实在太好了,他的衣着,一向都是家里管.我常想,他好像一个孩.有些作家些名人,大都以高调歌颂其个人高贵品质,赞其辉煌的业绩,而朱自清写的这篇文章,全然摆脱那俗套,从叶圣陶老先生的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写让我们从他的生活中去认识了解叶圣陶,抓住细节,描写细腻,同时他对叶圣陶那份友谊也自然流露出来.
这三个故事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练习生〉>。那个练习生的遭遇很像我们的生活。他是一个初中生。由于爸爸失业。就被-迫停学了。在当时的环境中，温饱成问题，还谈什么上学。当我看到他被-迫停学，父亲在家为他找工作而着急。我就想起了，我中国的朋友。我的朋友的遭遇就比他好多。毕竟，是生活的年代不同，所遇到都是有不同，但同样的困难。由于金钱问题，他也是初中毕业就出来工作。找到工作，换担心要交保证金之类的。
我的朋友的母亲就把积储交了保证金。而“他“的父亲就把全家之宝给买掉，才够钱给保证金。不同的年代，总是存在一些相同的问题。正所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一个初中生什么也不会，就离开家人到远方给人打工。相比之下，我觉得自己太幸运了。有机会跟家人一起来到美国。在这里我们有的是机会，只要努力我们肯努力就有好的明天。我对修辞手法的理解是一知半解，好的作品中，一定会有什么修辞手法，才会令文章更精彩、生动和形象。在阅读过程中，我没有专心的去注意作者运用什么修辞手法。我只一心一意地运用老师教我用的阅读4种方法来阅读。这是一本中英对照的作品，对想学习英文的我就更好的帮助我。
学是人学，儿童文学是人之初的文学。人之初，性本善。儿童文学人生最早接受的文学。那些曾经深深感动过少年儿童的作品，将使人终身难忘，终生受惠。在今天这个传媒多元的时代，我们特别需要向广大少年儿童提倡文学阅读。《百年经典》既是有史以来中国原创儿童文学作品的集大成出版工程，也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的文化积累与传承工程，又是将现代中国儿童文学精品重塑新生的推广工程。我们坚信，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的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必将在不断实现艺术创新与高贵品质的进程中，对培育中华民族未来一代健全的精神性格、文化心理、国民素质产生更加积极、深广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和影响。稻草人是新中国第一本为儿童而写的童话集，作者叶圣陶也是中国现代童话创作的拓荒者。
童话集《稻草人》展现了劳动人民的苦难，但有时气氛显得低沉和悲哀，稍后的童话集《古代英雄的石像》着重表现人民群众团结抗暴的集体力量。他的童话构思新颖独特，描写细腻逼真，富于现实内容。鲁迅说，叶圣陶的“《稻草人》是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的”(《表·译者的话》)。本书收录了叶圣陶中短篇童话作品三十余篇，并附有丰子恺先生为《古代英雄的石像》所撰写的文笔生动的读后感言。
我认识圣陶先生是在成都,1941年春天的一个细雨濛濛的上午。那时候我在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工作,圣陶先生在四川省教育科学馆工作。教育科学馆计划出一套供中学语文教师用的参考书。其中有一本《精读指导举隅》和一本《略读指导举隅》,是由圣陶先生和朱佩弦先生合作编写的。计划里边还有一本讲文法的书,圣陶先生从顾领刚先生那里知道我曾经在云南大学教过这门课,就来征求我的意见,能否答应写这样一本书。
我第一次见到圣陶先生,跟我想象中的“文学家”的形象全不一样;一件旧棉袍,一把油纸雨伞,说话慢言细语,象一位老塾师。他说明来意之后,我答应试试看。又随便谈了几句关于语文教学的话,他就回去了。那时候圣陶先生从乐山搬来成都不久,住家和办公都在郊外。过了几天,他让人送来一套正中书局的国文课本,供我写书取用例句。
大约半年之后,我写完了《中国文法要略》的上卷,送给圣陶先生审阅,那时候他已经把家搬进城里了。后来开明书店设立成都编译所,就设在圣陶先生家里。圣陶先生一直在主持《中学生》杂志的编辑工作,后来又跟宋云彬先生合编《国文杂志》,他邀我给这两个刊物写稿子。我的《文言虚字》、《笔记文选读》、’《中国人学英文》以及《石榴树》(即《我叫阿拉木》)的译文,或全部,或部分,都是在这两种刊物上发表的。因为送稿子到圣陶先生那里去,也就常常留下来,一边说着话,一边看圣陶先生看稿子。圣陶先生看稿子真是当得起“一丝不苟”四个字,不但是改正作者的笔误,理顺作者的语句,甚至连作者标点不清楚的也用墨笔描清楚。从此我自己写文稿或者编辑别人的文稿的时候也都竭力学习圣陶先生,但是我知道我赶不上圣陶先生。
写《中国文法要略》以及《文言虚字》等等,是我对学术工作的看法有了变化的表现,哪是因哪是果可说不清。原先我认为学术工作的理想是要专而又专,深而又深,普及工作是第二流的工作。我自己思想中本来就有这个倾向,我在那里工作的研究所的主持人更是十分强调这一点。可是我现在认识到普及工作需要做,并且要把它做好也并不容易。回想起来,我确实是受了圣陶先生的影响。圣陶先生把很大一部分时间和精力用来编《中学生》,值得吗?非常值得。现在七十多岁到五十多岁的人里边有很多人曾经是《中学生》的忠实读者,在生活上和学问上是受过它的教益的。
在这里我想顺便说一个故事。1949年初,开明书店收到魏建功、萧家霖等几位先生从北平寄来的编字典的计划,圣陶先生认为这个计划很好,复信说开明可以接受出版。这就是后来由附设在出版总署内的新华辞书社出版的《新华字典》,那时候圣陶先生任出版总署副署长。《新华字典》出版之后,新华辞书社并没有解散,圣陶先生打算让这个班子继续编别的辞书,并且希望建功先生辞去北京大学的职务,继续领导辞书社的工作。建功先生不肯,态度很坚决。后来有一天圣陶先生跟我闲谈,谈起这件事,他说:“难道在大学里教课一定比编字典的贡献大吗?”现在建功先生和圣陶先生都已经作古,我也不需要保密了。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圣陶先生一家随着开明书店由长江出川回上海,第二年我也随金陵大学回南京。为写稿的事,也时常有书信往还。1947年,圣陶先生约朱佩弦先生和我参加高中国文读本的编辑工作,我建议把语体文和文言文分开,编成两套,他们两位都同意。到1948年冬天,淮海战役的胜负已成定局,南京城里人心惶惶,很多人家避居上海,我也扶老携幼投奔开明书店。我在开明书店工作了一年有余,认识了章锡深、王伯样、顾均正、徐调孚,贾祖璋、周振甫、唐锡光等“开明人,’,也多多少少感染上了那难于具体描写却确确实实存在的“开明作风”。圣陶先生不久就去香港转道去北京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人民政府成立之后担任出版总署副署长。第二年我应清华大学之聘也来到北京。虽然住得不近,也还时不时有机会见面。1951年2月,我母亲在上海去世,我奔丧回南。回到北京,家里人告诉我,圣陶先生找过我,说有
要紧事儿。我去了才知道是要写一个讲语法的连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主要是供报刊编辑以及一般干部参考。发起这件事的是胡乔木同志,他曾经问过语言研究所,语言研究所不愿意承担,才找到圣陶先生,圣陶先生说可以找吕某人试试。这就是《语法修辞讲话》的由来。这件事在我的生话中形成又一个转折点。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的时候,我被分配到语言研究所,做语法研究工作,还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兼任一名副总编辑(圣陶先生是社长),照料语文课本的编辑工作。如果没有《语法修辞讲话》这件事,很有可能我会跟着清华大学中文系并入北京大学,或者调到别的大学去。
《语法修辞讲话》给我惹出许多事儿。首先是到处邀请做报告,其次是回答纷至沓来的读者来信。过了几年,好象没事儿了,忽然有一天接到圣陶先生一个电话,说是某方面的指示,要写一篇批判《语法修辞讲话》的文章,并且点名要圣陶先生写。圣陶先生在电话里说,这篇文章他不会写,“解铃还是系铃人,还是请你勉为其难吧。署名当然还是署我的名字。”这可把我难住了。对于《语法修辞讲话》我也不怎么满意,可是我的不满意跟那位不知道名字的发指示的同志的不满意,大概不是一回事。所以这篇文章很难写,既要让考官满意,也得让挨批者不太难堪。好在已经过多次政治学习,如何发言才算“得体”已经多少有些经验。饶是这样,一千多字的文章还是写了一个星期,登在《人民日报》上,也不知道命题人是否满意。
《语法修辞讲话》的发表引起了一阵“语法热”,一两年内就出版了十来种语法书。圣陶先生大概也看过几种,好象都不满意,有一天跟我说“能不能写一本不用术语的语法书:,容易懂,而且实惠?”我说:’’不用术语恐怕办不到,少用几个,象`名词,、`动词’、`主语’、`谓语’等等,也许能够办到。至于实惠,也就是对说话、作文有帮助,那就更难了。”圣陶先生当然没有叫我试写,我可偷着试过好几次,都是写着写着就写不下去了。我希望有人能满足圣陶先生这个遗愿。
我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照料初中汉语课本的编辑工作,当时的计划是要把汉语和文学分成两套课本的。实际工作是张志公同志负责,但是我得认真审读,提修改意见。这套课本仅仅试用两年就不用了,汉语和文学又合流,恢复原先的语文课本的编法。这时候我已经不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职务,但是圣陶先生叮嘱我好好审读新编的语文课本。不久,我在语言研究所主编的《现代汉语词典》的初稿陆续出来.圣陶生先和朱文叔先生都是审订委员会的委员,也只有他们二位认真提了些修改意见。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彼此不通音问。我听说周总理设法保护文教界的一些老先生,估计圣陶先生会在内,也就放心了。我自己则由隔离反省而集中学习,而下干校,又和二十多位同志于1971年初提前放回北京,仿佛做了一场希奇古怪的大梦。这时候虽然仍然受驻机关的军宣队、工宣队管束,已经基本上可以自由行动,于是有一天我就去访问圣陶先生。大概这个时候圣陶先生那里还是很少有客人来吧,看见我非常高兴。寒暄几句之后,他睁大眼睛问我—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你是什么罪名?”我说:“反动学术权威加走资派,双料打倒对象。”圣陶先生叹了口气,半晌不说话。后来互相交换熟人的消息,圣陶先生扳着指头算了会儿说:“我认识的人里边,死了的和下落不明的,十七个。”
圣陶先生和王伯祥先生是幼而同学,长而共事,交情很深。伯祥先生那时候身体不好,在家里很寂寞,圣陶先生常常去看望他,有时候乘公共汽车,有时候步行。二位老人的心情是不难理解的。因此,我也过些时候就去看看圣陶先生,尽管没有多少话要说。
叶圣陶先生不是以书法知名的,可是书以人重,来求墨宝的还是很多。我在上海的时候曾经得到他一副篆书短联。1976年有人送我两张高丽棉纸,我拿去请圣陶先生给我写点什么。他写了两首诗送我,是楷书写的。
华西初访犹如昨,既接清芬四十年。邃密深沈殊弗逮,斌存虚愿欲齐贤。并臻信达兼今稚谓使用现代语,译事群钦夙擅场。颇冀移栽名说部,`卑因橡笔得深赏。
这里既有溢美之辞,也有勉励的话,希望我翻译外国名著。我又何尝不想在这方面多做点工作,
但是我也跟很多人一样,时间不能完全由自己支配,也就顾不上了。
在这以前,圣陶先生也曾经在我女儿吕霞写的《在抗战中度过的童年》的前边题过一首《洞仙歌》,那些短篇是原先发表在《开明少年》上,后来剪贴成册的。
华西初访,记见垂髻觑,小试文心不吟絮。叙离乡,辗转汉浦湘奉,更绕道遥傍滇池侨寓。晨曾摊手稿,开载于今,重读依然赏佳趣。观感本童心,暗喜轻愁带幽默,时时流露。待掩卷津津味徐甘,却不免追怀西南羁绪。
1977年8月,谢刚主(国祯)先生发起去承德避暑山庄游览,邀请圣陶先生、唐搜同志和我同去,圣陶先生由至善世兄随侍,唐恻同志和我也都有家属陪同。那时候避暑山庄还没有正式开放,游人很少。我们住在文津阁楼下,非常清静。早晚在松林中散步,虽少花香,不乏鸟语。尽管只住了一个星期,但是来去自由,没有多人迎送,也不要讲话和应酬,圣陶先生
心情很舒畅,后来还屡次提到。第二年夏天圣陶先生参加政协的视察组去四川,路上患病,回到北京去医院检查出来是胆结石,做了手术,在医院里住了三个多月,健康大受影响。这以后,除1982年到烟台作短期旅行外,就没有再出京了。
我最后一次晤见圣陶先生是1987年9月8日。这一年他的健康情况比较稳定,那一天正好有新华社的老摄影记者邹健东同志来给圣陶先生拍相片,也给我们两人拍了一张合影,圣陶先生兴致很好。H月17日上午我去看望圣陶先生,他因为晚上没睡好,早餐后又睡着了,我没有惊动他。至善有事出去了,我跟满子说说话就出来了。后来我自己闹病,住了一程子医院,回家休养,一直想去看圣陶先生都因循未去。有一天张志公同志来看我,说起圣陶先生,他说他也好久没去看望了。我们相约过几夭去看他老人家。又过了几天,志公在电话里告诉我,圣陶先生又住院了。最近几年,他常常住院,所以我也没放在心上,打算过些时到医院去看他。二月十六日早晨,志公同志来电话,说叶老去世了,我后悔没早去医院。第二天我自己患感冒躺下了,追念往事,做了一副挽联:
交情兼师友,四+八年,立身治事,长仰楷式。道德寓文章,一千万字,直言曲喻,永溉后生。也只是在心里念道念道,没有写出来送到民主促进会举行的追思会上去。下联是天下的公论,上联却是说出我个人的感受,可是我相信,象我这样受过圣陶先生言谈的影响、行事的感染的真是不知道有多少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