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出台《推动物流业制造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实施方案》（发改经贸〔2020〕1315号，下称《方案》），提出了18条重要举措。对于在当前形势下进一步深入推动物流业制造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从“两业联动”到“深度融合”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根基，也是物流需求的重要来源。在我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占90%以上，工业品从原材料采集、生产制造到消费端整个流程中90%以上的时间处于物流环节。物流业与制造业的融合程度，决定着“两业”发展水平和国民经济的综合竞争力。早在2007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就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组织召开了首届全国制造业与物流业联动发展大会。随后的2009年国务院首次推出我国物流业发展的第一个国家规划《物流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把“制造业与物流业联动发展工程”列入“九大工程”之一。十几年来，我国物流业制造业联动融合发展趋势不断增强，在推动降低制造业成本、提高物流业服务水平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但融合层次不够高、范围不够广、程度不够深，与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适应“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总体要求还不相适应。
进入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物流业、制造业。供应链弹性不足、产业链协同不强、物流业制造业联动不够等问题凸显，直接影响到产业平稳运行和正常生产生活秩序。13年后的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紧扣“双循环”发展新格局，对制造业和物流业联动发展赋予新的时代内涵，由联动发展提到深度融合。我的理解“两业联动”还是两个主体之间的协同互动关系，而“深度融合”则是将“两业”融为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这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是进一步提高物流发展质量效率，深入推动物流降本增效的必然选择;也是适应制造业服务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趋势，加快物流业态模式创新的内在要求。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变化，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方案》针对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变化，立足于产业经济发展的全局性、系统性、结构性问题，基于当前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在总结过去“两业联动”经验基础上，提出了“深度融合、创新发展”的政策举措，更着眼于前瞻性、战略性、全球性竞争的考量，提出了统筹推动物流业降本增效提质和制造业转型升级，促进物流业制造业协同联动和跨界融合，延伸产业链，稳定供应链，提升价值链的总体要求，这对于物流业、制造业实现“一体化”运作，适应“双循环”发展新格局，构建现代化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二、从“关键环节”到“重点领域”
《方案》从18个方面做出了总体部署，提出了明确的发展目标：到2025年，物流业在促进实体经济降本增效、供应链协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等方面作用显著增强。探索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物流业制造业融合发展模式，制造业供应链协同发展水平大幅提升，精细化、高品质物流服务供给能力明显增强，主要制造业领域物流费用率不断下降;培育形成一批物流业制造业融合发展标杆企业，引领带动物流业制造业融合水平显著提升;初步建立制造业物流成本核算统计体系，对制造业物流成本水平变化的评估监测更加及时准确。
为落实上述目标，《方案》对5个关键环节和6个重点领域进行了重点部署。
一是紧扣五个关键环节，为两业融合创新发展疏通路障。其一，促进企业主体融合发展，力推发挥融合发展的市场主体作用。明确提出“支持物流企业与制造企业通过市场化方式创新供应链协同共建模式，建立互利共赢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有利于改变产业链与供应链上的不稳定、难协同问题，强化在国际市场竞争的抗风险能力。其二，促进设施设备融合联动，打通融合发展的基础保障。其中“积极推进生产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充分发挥国家物流枢纽对接干线运力、促进资源集聚的显著优势，支撑制造业高质量集群化发展”，势必加速物流基础设施集成化发展，加速生产制造与物流服务的集群化协同。其三，促进业务流程融合协同，力推业务场景深度融合创新发展。其中“加快发展高品质、专业化定制物流，引导物流、快递企业为制造企业量身定做供应链管理库存、线边物流、供应链一体化服务等物流解决方案，增强柔性制造、敏捷制造能力”，必将推动适应数字化竞争环境下的个性化、智能化、柔性化供应链协同。其四，促进标准规范融合衔接，强化以标准化疏通融合发展障碍。“建立跨部门工作沟通机制，对涉及物流业制造业融合发展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在立项、审核、发布等环节广泛听取相关部门意见，加强标准规范协调衔接”的要求，有利于营造两业联动融合发展的专业化、标准化软环境。其五，促进信息资源融合共享，强化数字物流时代的新融合发展。其中“促进工业互联网在物流领域融合应用”“建设物流工业互联网平台”“推动将物流业制造业深度融合信息基础设施纳入数字物流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探索和推进区块链、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等新兴技术在物流信息共享和物流信用体系建设中的应用”等新提法，将助推新基建与两业融合发展，促进传统行业数智化改造。
二是突出六个重点领域，为两业融合创新发展布高地。其一，抓大宗商品物流，维护国家能源及战略物资供应链安全。《方案》重点提到了原油、矿石、粮食、有色金属等大宗商品物流，明确提出“依托具备条件的国家物流枢纽发展现代化大宗商品物流中心，促进大宗商品物流降本增效”。其二，抓生产物流，力推智能化制造物流和支柱产业（汽车制造）高效物流保领先发展。《方案》明确要求，“鼓励制造业企业适应智能制造发展需要，开展物流智能化改造，推广应用物流机器人、智能仓储、自动分拣等新型物流技术装备，提高生产物流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其三，抓消费物流，力推消费物流升级促进相关消费制造满足高品质需求。《方案》要求推进“个性化较强的产品提供高品质、差异化寄递服务，促进精益制造和定制化生产发展”并重点发展冷链温控物流。其四，抓绿色物流，强化发展贯穿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绿色制造供应链。《方案》要求“引导制造企业在产品设计、制造等环节充分考虑全生命周期物流跟踪管理，推动产品包装和物流器具绿色化、减量化、循环化”并推进废旧物资逆向物流体系建设。其五，抓国际物流，强化跨部门协调机制和骨干物流体系建设保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方案》要求“发挥国际物流协调保障机制、全国现代物流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等作用，加强顶层设计，构建现代国际物流体系，保障进口货物进得来，出口货物出得去”，为“中国制造”构筑“买全球，卖全球”的国际供应链体系。其六，抓应急物流，加强产业链、供应链的应急保障和修复再生体系建设。《方案》明确要求“研究制定健全应急物流体系的实施方案”“增强相关制造产业链在受到外部冲击时的快速恢复能力”，这将利于强化制造业供应链应急保障和再生能力，积极应对公共卫生事件和自然灾害等带来的供应链风险。抓好了这些重点行业及领域的工作，必将带动其他领域的融合创新发展，也可为“双循环”发展新格局赢得竞争制高点。
三、从“推进机制”到“政策落地”
兩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离不开相应的政策环境，《方案》从营商环境、政策措施、金融支持、示范带动到组织协同提出了五个方面的保障措施。其一，营造良好市场环境，强化营商环境。《方案》要求“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对物流业制造业融合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实施包容审慎监管”。其二，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强化重点支持。《方案》重点推进铁路专用线建设、物流用地给予等支持力度，为解决当前物流用地难及铁路货运专线建设难等突出问题提供了政策依据。其三，创新金融支持方式，强化活血纾困。《方案》首次提出“支持社会资本设立物流业制造业融合发展产业投资平台，拓宽融资支持渠道”，有利于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等突出问题。其四，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强化骨干带动。《方案》首次提出“鼓励龙头企业发起成立物流业制造业融合创新发展专业联盟，促进协同联动和跨界融合”。其五，强化组织协调保障，强化协同保障。《方案》提出了“两个依托”。在管理层面，依托全国现代物流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机制推进物流业制造业融合发展，加强跨部门政策统筹和工作协调;在行业层面，“依托主要行业协会建立物流业制造业融合发展动态监测和第三方评估机制，研究制定融合发展统计和评价体系，定期发布研究报告，为相关政府部门决策提供参考，引导行业健康发展”。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作为全国性物流行业社团组织，在推动《方案》落实过程中将按照有关部门的具体安排，积极反映企业诉求，主动协助政府部门做好相关委托事项，为推动制造业与物流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适应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新格局做出应有贡献。
2016年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希望与中国脱钩的趋势愈发明显。而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疫情更是让全球的经济雪上加霜,世界经济的衰退已成定局。虽然中国依靠自身对疫情有效的控制而率先复工复产，给世界经济注入一剂强心剂，但中国经济也难以独善其身。
针对上述情况，5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指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5月23日，总书记在看望政协委员时再次指出：“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7月30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更是明确了“内循环”是一个中长期的战略：“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这一“内循环”+“双循环”的中长期战略到底有何目标，又有何挑战呢?
一、 短期与长期：以时间换空间
1、“内循环”=“扩大内需”?
目前，有相当一部分人士认为，“内循环”等于“扩大内需”。我们认为，“内循环”与扩大内需有根本的不同。
扩大内需是各国在面对经济危机，尤其是外部需求疲软时，最常用的应对方法之一，其目标是通过提振内部的消费和投资，保障就业，消化过剩产能，从而避免经济衰退以及系统性风险。因此，扩大内需通常是短中期的刺激政策，并不涉及产业结构的调整。
更何况，如果把“内循环”简单理解为扩大内需，则很容易走进政策误区。在宏观经济统计上，素来有消费、投资、净出口的“三驾马车”一说。在不同的经济增长阶段，三者对GDP的贡献是不同的。著名发展经济学家罗斯托曾将经济增长划分为六个阶段，其中的第四阶段和第五阶段分别是成熟阶段和大众高额消费阶段。成熟阶段的典型特征是制造业基础和出口产品高度多元化，交通基础设施(铁路、公路、机场等)和社会基础设施(学校、医院等)发展迅速，投资和净出口是此阶段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但净出口和投资带来的经济增长势必导致国民收入水平的上升，进一步传导到消费总量和消费GDP占比的上升，最终进入大众高额消费阶段。
以进出口依存度(即进出口额占GDP的比例)为标准来检验，中国的经济增长过程大致符合这个理论。如下图所示，从2001年加入WTO到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中国历年进出口依存度持续上升，可谓典型的世界工厂。虽然一度因全球金融危机打乱了步伐，但进出口依存度还是呈现出倒U型曲线。2019年中国的进出口依存度分别递减至14.5%和17.4%，达到近20年来的历史低位。这表明中国的经济结构未来将迎来质变，会重点借助国内的资源，深耕自己的市场。当然，中国对外贸易额的绝对值扩大与在比例上外贸依存度的渐进下降并不矛盾。不过，中国目前尚未进入大众高额消费阶段，而是处于成熟阶段与大众高额消费阶段之间的过渡期。按照罗斯托的论述，大众高额消费阶段的典型特征是第一产业的GDP占比大大下降，以汽车为代表的高档耐用消费品走向普及。中国目前第一产业的GDP占比虽然已低至约7%，但仍明显高于美国1%的水平。而2019年中国第一产业人口比例仍高达约40%，不仅远高于美国同年的17%，甚至比美国在1960年的30%水平还要高10个百分点。换言之，中国尚未走完成熟阶段，国民收入尚未提升到足够高的水平。加上中国今年上半年的居民负债率(即债务额占GDP的比例)接近59%，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也尚不完善，这些都制约了内需对中国经济的推动能力。
因此，尽管提振内需是很重要的发展环节，但如果“内循环”只是“扩大内需”，那么结果未必会明显，甚至可能揠苗助长。所以中国除了有为居民消费的提升提供条件保障，仍然需要更大程度的对外贸易与开放，进一步加强与世界经济的联系和“外循环”，从而切实提高国民收入水平。
2、“内循环”+“双循环”：以时间换空间
当前的世界经济衰退不是进入了经济周期的萧条期，而是新冠疫情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叠加效应，且短时间内危机很难结束。因此，仅通过“扩大内需”是无法应对新局面。中国经济需要更持久、更具体、也更深层次的经济制度和产业结构的双改革，将“扩大内需”与“供给侧改革”相结合，从供给和消费双向促进经济结构转型的政策，也就是“内循环+双循环”的经济模式。因此，“内循环+双循环”是一个中长期的战略，更是一个以时间换空间的战略。
因为疫情的冲击，国际贸易短期内即便不再大幅下跌，也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保持低位。在全球产业链分工高度细化的背景下，许多产业在疫情之后的重启都需要时间。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不能坐等全世界的经济复苏，而是需要主动苦练内功，以更好的制度环境和产业能力来准备迎接疫情后全球产业重启和重新洗牌的局面。而只要我们做好了“内循环+双循环”，不浪费这段全球产业重启前的时间，那么我们在疫情之后，即便中美脱钩的趋势持续，中国和全球经济的联系将更加密切，而中国也将处于更加有利的状态。这是以时间换取未来中国经济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因此，“内循环+双循环”不仅仅是扩大内需，而是通过“内循环+双循环”改善制度环境，激活创新创业潜力，提升产业能力，改善产业结构。这些方面的提升空间是巨大的。按照黄奇帆同志的提法，“中国要以高水平开放反制逆全球化、以改善营商环境反制撤资论、以超大市场的吸引力反制脱钩论”。
二、以空间换时间：产业链与产业升级
“内循环+双循环”也是一个以空间换时间的持久战战略，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习近平总书记为何要强调“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内循环+双循环’”。
美国目前对中国经济最具活力的部分进行打压，其核心目的是为了延缓中国进一步缩短和美国的技术差距和经济总量差距的步伐。换句话说，美国希望通过局部甚至全面的打压来换取时间。而无论国人接受与否，至少在短期内，美国的打压是起到了作用。
在这样的态势下，中国只有放眼更长的时间，保证自己能够稳步缩短和美国的技术差距和经济总量差距。因此，中国需要用空间来换时间，这也是“持久战”的精髓。
而在以空间换时间的目标中，核心产业的升级毫无疑问是重中之重，即优先发展目前中国所欠缺的尖端产业。一句话，“补要害的短板”。
中国近四十年来改革开放过程中，无数次遭受发达国家“挟技术以漫天要价”。而当中国通过自己研发掌握了该项技术时，又会面临外国厂商大幅降价以扼杀中国尚处于萌芽状态的研发成果。而通过发展“内循环+双循环”的经济模式，则可以合理地保护中国的市场健康和新的研发成果。进而可以作为谈判筹码，有利于拿到合理报价;退可以保护中国的技术成果不被价格战扼杀在摇篮中。
发展“内循环+双循环”经济、弥补产业短板一定程度上也是在号召和推动各产业链的龙头企业向自身的上游产业布局。保证龙头企业在非正当竞争时期的长期、稳定的运营就是在保护我们过去四十年改革开放产出的相对全面且稳定产业链这一珍贵果实。产业链对经济的作用无异于神经网络与身体，只有神经完整健康，身体才可控，遇到危机才能开展合理自救。另一方面，各行业的龙头企业通常是最了解产业链、最清楚中国产业链短板的角色，由龙头企业带头纵向布局产业链，发展产业内循环，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可以最大限度地优化资源利用效率。
短期内，“内循环+双循环”有利于产业链较短的行业，且这些行业的短期经济带动能力强。产业链较短的行业受到国际关系影响的程度较小，因此在促进内循环时可以得到快速发展，并拉动经济、保就业。这与“扩大内需”一致，是有效缓解经济压力的手段。发展国内大循环也是国内欠发达地区一个弥补发展的极好机会，过去盈利困难、缺乏发展动力的产业迎来了一次发展良机。欠发达地区可以通过对标国外优秀企业，来发展与自身条件相适应的上中游产业，从而积蓄力量，加入到下一轮经济发展当中。
三、“内循环”+“双循环”的挑战
任何战略都是有代价的，也是有风险的。那么“内循环+双循环”的代价和风险在哪里呢?要面对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思考：哪些产业更适合开展“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换句话说，哪些产业开展内循环为主的经济成功概率大?而哪些产业不容易成功?基于产业链分析，我们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
1. 优先“卡脖子”的产业和技术
“内循环+双循环”有非常明确的发展方向：最优先发展那些已经被卡脖子或可能被卡脖子的产业，而不是探索逻辑尚未明确的新兴产业。这样可以免去产业发展中的探索和试错环节，节约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以半导体产业为例。半导体产业是一个成熟的、国际分工高度明确的产业。其上游为EDA软件业和光刻机等设备制造业，中游有芯片设计、晶圆代工、封装测试等产业，下游为消费电子、电子通讯等产业。而中国目前在上游和中游整体水平较为落后。我们可以通过对标国际巨头、借鉴其发展经验，达到少走弯路，缩短差距的目的。但在产业发展的具体规划上，仍需要一步一个脚印。以光刻机为例，荷兰的阿斯麦公司(ASML)是该领域的龙头企业，占据全球80%以上的市场份额，而且垄断了高端光刻机市场，故而有着超过40%的毛利率。近些年，由于美国方面的压力，阿斯麦迟迟无法向中国晶圆代工企业出售最先进的EUV光刻机，延缓了中芯国际在工艺制程上的追赶步伐。而美国今年5月的新一轮制裁，更是让国产光刻机和晶圆代工之痛波及到了华为。因此，光刻机显然应该成为“内循环+双循环”的发展产业之一。
但鉴于中国当前的国产光刻机技术与阿斯麦相差甚远，甚至没有一家国内企业位列阿斯麦的17家核心供应商。如果以生产相同技术水平的国产光刻机为目标，恐怕在很长一段时间都难以实现。因此，一个可能的做法是，集中力量在光刻机的一些核心零部件(比如光源、镜头等)上下功夫，争取在零部件上实现产品赶超，进而成为阿斯麦的核心供应商之一，在EUV光刻机的进口谈判上获得更大的主动权。而这一策略也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和起点，进而实现内外“双循环”的良性互动过程。
2. 下游产业短期缺少发展动能
“内循环”发展的重点还必须是“具有盈利能力的上游产业”。这就意味着短时间内，国内的一些下游产业可能会受到影响，无法获得高速发展所需的上游资源。发展关键的上游产业是为了创造出更适宜下游产业生长的土壤，但这需要通过牺牲一部分下游产业的短期利益，来换取更长期、更持久的稳定收益。在当今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这样的集体行动并不容易实现，估计需要政府和企业协调才有可能达成。
中国在过去快速发展过程中，经常是产业链“跳跃”式发展，而这必然导致产业链结构不稳定、不健全。“内循环经济”的最终目的之一是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因此适合以内循环经济来发展的产业应当是在上游和下游都已经存在一定布局，但在上下游产业之间却存在一定技术断层、产业链断层现象的产业。
其中下游产业发展程度要比上游产业发展程度更加重要。这也可以解释中国当前为什么选择扶持半导体产业，而不是EDA软件或光刻机制造业;以及为什么中国的电动汽车领域可以拥有较为完备的内循环体系，在全球汽车产业变革来临之际，拿到了一张宝贵的入场券。
3. 当前处于贸易顺差的产业存在隐患
中国在许多产业上处于贸易顺差地位。然而，贸易顺差也意味着本国的产能大于本国的需求，一旦贸易环境有所恶化，受到的负面冲击会更大，且难免要去产能。因此，鉴于目前的国际态势，处于贸易顺差的产业适宜优先开展“内循环”建设，使整个产业链进一步延伸，并尽快实现升级，确保未来的国际竞争力。
结语
“内循环+双循环”的模式到底要持续多久呢?中央的会议虽未提及具体时限，但参考国务院随后出台的对半导体产业的扶持政策，为龙头企业开出“十年免税”可以看出，“内循环+双循环”的模式至少是十年时间以上的发展方向。这就意味着，“内循环+双循环”对中国未来10年的经济影响将是深远的，而这些影响也是商界、学界和政府部门需要深入思考，共同面对的一个大趋势、大格局。
一位拿着拨火棍的哲学家曾经说过，“如果讨论是一片土壤，那么一个新词就像是一粒新的种子”。近期，“双循环”这个新词激起了各种猜想、讨论和演绎。凡是能说的事情，都必须说清楚。“双循环”也是一个可以说清楚的概念。要理解这个新词，就需要回顾近年来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以及经济政策思路的演进。为了 将“双循环”一词搞清楚， 笔者特撰此文，以便于从理论角度将这个问题说清楚。
一、关于“双循环”的概念。“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下简称“双循环”)是近期经济领域的热词，也是行业关注较多的国家战略取向。结合当前国内外经济发展实际，加深对经济发展“双循环”决策部署提出的形势背景、重大意义、实践要求的理解和把握，有利于我们在当前严峻复杂、挑战增多的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中，找到最适合当下的企业发展路径和业务拓展方向。 其实，所谓双循环是指“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的融入世界市场，赚取了不少的外汇收入，但是相对而言内需的发展是不足的，我国不仅是“全球工厂”，也正在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双循环是符合我国经济情况的。内循环的重点在于扩大消费，从具体的内容来看，衣、食、住、行、娱，而在这几大方向中衣食住已经基本完成内循环，传统的一些钢筋水泥等还处于过剩的状态，一些高端高质的产品则存在需求不足的局面。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新格局”的大战略。在新冠疫情深刻冲击世界经济的背景下，此举既是顺势而为的战略举措，更是强国之路的必然选择。一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外需断崖式下跌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冲击，危机之后国际市场增长放缓甚至萎缩;二是与一些国家的贸易摩擦逐步加剧;三是劳动力增长出现拐点。2012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第一次出现绝对下降，意味着我国劳动力就从无限供给真正转向了有限减少，沿海一些地区出现了“用工荒”，劳动力成本逐步提高;四是煤电油气运等要素成本也随着大进大出而逐步抬高;五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发展理念逐步深入人心，人们比以前更加重视环境保护，更加重视防污治污，原来发展经济先污染、再治理的模式难以为继，过去发达国家向中国转移的高能耗、高污染项目不再受欢迎。种种因素叠加之下，原来靠外循环拉动的经济模式面临挑战。面对这些问题和挑战，党中央、国务院及时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方略。从供给侧下手，通过“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力图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问题。在一系列结构性改革措施的作用下，从市场主体的培育到要素的优化配置，从营商环境的改善到创新动能的激发，中国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持续释放，以供给结构动态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特征的内循环体系逐步成型。
因此，笔者认为以内循环为主的思路不是突然提出来的，而是党中央早在2015年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候就已经在酝酿了。如今，在新冠疫情深刻冲击世界经济的大背景下，特别是在一些国家不负责任地“甩锅”“脱钩”的背景下，提出“加快形成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既是顺势而为的战略举措，更是强国之路的必然选择。
二、“双循环”的主要内容。2020年5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集会提出，要充实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生长路径。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的企业家座谈会上强调，要逐步形成以海内大循环为主体、海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生长格式。7月30日，中央政治局集会释放出“加速形成以海内大循环为主体、海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生长格式”的信号。至此，可以明白为“形成海内大循环为主体、海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生长”的格式，不仅体现了中央生长战略转型的内在，也适应了海内基础条件和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国际情况变化的特点，是中华民族伟大再起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修复经济平衡的应对之策，更是长久驱动内外经济平衡水平的跃升，让我国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的重要一步。
两个循环观点的提出是中央的全局性战略。从“海内大循环”“海内国际双循环”这两个观点不停清晰、完善、深入的时间线上，可以看出中央的决议部署是全局性战略。化繁为简地掌握中国经济“双循环”的焦点脉络，有助于更准确地明白这一新格式的本质内在、全局思路和战略定位。无论是“内循环”还是“外循环”，均将蕴含双维度的动态演进。其一是循环的内部变更，指向了“行远制胜”目标。其二是循环的整体变迁，指向了“致远”目的。由此衍生出“双循环×双演进”的四条主脉，配合构建起中国经济在新生长格式下的动态运行体系。基于这一体系，中国“双循环”不仅是全球百年变局下修复经济平衡的应对之策，更有望久远驱动内外经济平衡水平的跃升，赋予中国经济金融以富含稀缺性的全球设置价值。下一步，各级政府和企业要深刻领会、认真贯彻，不停提高驾驭庞大局势、处置惩罚庞大问题的本事，以更高效的资源流动和要素设置打通海内国际双循环“血脉”，逐步形成以海内大循环为主体、海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生长格式，加速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到场国际互助和竞争的新优势。
事实上，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已经针对上述疑虑旌旗鲜明地给予回应：“以海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关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海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使用国际海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越发强劲可连续的生长。”中国是在开放情况下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绝对不会也不能把海内国际“双循环”割裂开。“以海内大循环为主体，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不是要闭关锁国、主动与这际脱钩，而是要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特别是要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走向制度型开放，打开国门搞建设，要以高水平的开放助推国际经济大循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从提出到近年来的执行，走的正是这样一条路。中国拥有14亿人口、4亿中等收入群体的超大市场，随着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潜在的经济活力和生长余地、空间还很是大。海内大循环的真谛是“开放”。通过释放海内经济和消费潜力，联合掩护知识产权、改善营商情况、淘汰准入限制，吸引跨国企业把工业链、工厂、店面继续留在中国，分享中国消费市场的蛋糕。面临新冠疫情下的难题形势，以海内大循环动员国际循环，国际循环促进海内大循环，两个循环流通互动，经济运行才能有条不紊。党中央在部署这一新成长模式时，提到了“持久战”一词。这意味着“双循环”的新生长格式已被提到了中恒久战略高度。那么，“双循环”又将如何运行?动能在什么地方?对此，笔者认为重启中国经济增长，需要兼顾海内外的情况变化，需要兼顾短期和中恒久的思量，需要充实发挥国际经济循环的有利条件，从多个角度保障中国经济增长行稳致远。所谓经济“双循环”是指海内经济循环与国际经济循环之间有机联系的交互联系与相同，是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使用关系平衡的新意境。就外部循环而言，首先，维护和革新以WTO为代表的经济全球化平台，是后疫情时代仍然要做好的事情。以往几年中国与经济全球化结为了运气配合体。纵然在疫情发生之后个体国家泛起了去中国化的声音，中国在作出调整提出海内大循环的同时强调海内国际双循环，即是进一步明确了该继续开放的需要继续开放的态度。未来的中国，将同时努力到场WTO以及团结国等国际性组织的机制革新，并将经济全球化的理念从经济配合体提升到宁静配合体、康健配合体、卫生配合体、情况配合体的新高度。与经济全球化结伴而行。只管现在的形势讲明，美国阻止中国经济增长的意图已经特别显着。可是中国的经济增长从来不是由美国决议的。这是因为，其一，经济全球化的主导气力不是政府而是市场气力，其中关键的气力是跨国企业和全世界的消费者。美国政府设置的种种阻碍经济全球化的栅栏都可以被市场气力所消融和化解。其二，世界经济联系已经极其广泛而深刻，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庞大格式。除非是世界经济格式大洗牌重组，否则一些技术性、战术性手段是难以切断相互之间的联系的。其三，经济全球化给所有国家和人们都带来了利益，中国虽然是受益方，其他各方包罗美方在内也是受益方。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是西方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会逾越意识形态，以往是与社会主义的苏团结作来往的基础，今天依然也是与社会主义中国互助来往的基础。中国从2013年就开始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宁静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向世界特别是宽大生长中国家孝敬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从2013年提出，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建立运营，短短7年时间，认同并到场“一带一路”的国家及地域已经远远超出预想。“一带一路”平台搭建起来之后，取得许多成就，如中欧班列、中国在沿线国家开展的工业园和大型项目建设等，为到场各方均带来了利益。只要根据“一带一路”开行之初定下的“五通”(政策通、设施通、商业通、资金通、民心通)为平台建设焦点去做，海内国际双循环会越做越好，门路会越走越宽。
三、中国经济“双循环”与美国的对标。“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会押着同样的韵脚。”全球局势剧变之中，2020年中国经济开始迈向“双循环”新格局。从历史进程、全球环境和发展目标来看，这一变革与1913年前后美国经济的“双循环”演进形成跨越时空的呼应，共同指向了大国经济发展和全球格局迭代的一般性规律，进而赋予了历史经验以现实性的启示意义。回顾美国经验，我们发现，“双循环”演进的深层逻辑在于：以产业升级为先导，辅之以大规模创造消费新场景的投资，进而激活消费升级，在供需两端同步启动“内循环”的自我强化，最后再以“内循环”去重塑“外循环”。对标中国现实，在这一逻辑的各个关键节点上，2020年的中国都具备可观的潜力。未来打通这些“潜力点”的进程，即是中国经济“双循环”的质变之途。由此前瞻，虽然全球局势波澜难止，但是基于扎实全面的“潜力清单”，中国经济的“双循环”预计将稳步兑现富有活力的长期前景。在2020年6月的“陆家嘴论坛”上，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指出，“一个以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互促的双循环发展的新格局正在形成。”回顾历史，在近一个世纪前的太平洋彼岸，美国经济的“双循环”恰也迎来了新一轮演变，并构成从新兴大国迈向一流强国的关键一跃。具体而言，十九世纪至今，美国经济“双循环”的演进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历史的先声：美国经济“双循环”的演进。
第一阶段(1800-1870):“内循环”独立支撑。这一阶段的美国经济以农业为主，对外出口廉价的原材料，进口昂贵的工业制品。由此，贸易赤字成为常态，“外循环”拖累经济增长，“内循环”被动成为唯一引擎。
第二阶段(1870-1913)：“外循环”边际增强。伴随第二次工业革命浪潮，美国完成工业化，工业制品在国际市场占据优势并形成贸易盈余，“外循环”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凸显，这一趋势在1913年左右达到历史顶峰。
第三阶段(1913-至今)：“双循环”互促共进。1913年后，一战、大萧条、二战等历史拐点相继发生，彻底重塑全球经济贸易格局。在新格局下，美国“双循环”的关系再度演进。表面上看，“内循环”进一步占据主导，强劲的内需造成长期货物贸易赤字，使得“外循环”看似拖累了经济的纸面增长。但实际上，借助于稳健的“内循环”，美国经济在“外循环”中主动引领全球化进程、重塑全球体系、布局海外投资、发展服务贸易，大幅提升了“外循环”对美国居民收入的真实贡献。根据学术研究，2007年这一贡献值约为1913年水平的2.1倍。这一阶段，美国经济受益于“外循环”，而不受制于“外循环”，形成了美国版的“以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互促”格局。
历史的押韵：2020与1913.从“双循环”的演进阶段来看，2020年的中国与1913年前后的美国高度相似。诸多相似点的背后是大国经济发展的一般逻辑，以及全球格局迭代的周期规律。基于此，较之于他国，1913年美国的历史经验对于今日中国的“双循环”建设更加具有启示意义。其一，自身进程相似。美国“双循环”演进的第二阶段开始于1870年，于第25年(1894年)实现工业产值的全球第一，于第44年(1913年)进入第三阶段。对于中国而言，如果将改革开放前的时期粗略算作第一阶段，那么第二阶段发轫于1979年，于第32年(2010年)实现工业产值的全球第一，于第42年(2020年)开始准备进入第三阶段。相似的历史“时间表”，潜藏着新技术发展、国内市场发育、产业新旧切换的长周期共振，既赋予了大国抢抓变革机遇的能力，也产生了承弊通变、时不我待的压力。由此来看，未来的5年将是决定中国“双循环”能否平稳开启第三阶段的关键期。
其二，全球环境相似。以1913年为分水岭，一战、大萧条、二战接踵而至，根本性地颠覆了全球旧格局。在漫长的全球乱局之中，美国经济虽然一度遭到外部环境的严重拖累， 但是凭借本土产业链和市场的相对稳定，最终实现了逆流而上。2020年，全球疫情危机爆发并料将长期延续，保护主义、大国优先主义和民粹势力加速涨潮，持续激化地缘政治冲突，全球经济贸易格局已迎来新一轮重塑。中国经济目前面临多方面的外部压力，但是基于自身综合实力以及疫情防控的领先优势，有望长期保持内部产业链和市场的相对韧性，因此未来存在“化危为机”的长期潜力。其三，发展目标相似。从中国政策的全局来看，未来“双循环”中的“以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互促”，需要从三个层面理解。其一，以“内循环”为主不等于对外脱钩，相反，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将会加速扩大，中国将以“亲诚惠容”的理念与更多元的国际伙伴共享双赢机遇。其二，“内循环”的发展壮大有助于减缓全球乱局下的外部冲击，基于此，中国经济在“外循环”中将更为灵活主动，受惠于外而不受制于外。其三，立足于“内循环”，中国将为全球经济金融提供稀缺的“稳定锚”，并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价值链条、全球治理格局的重塑优化。这些发展目标，与美国“双循环”的第三阶段具有相似性。
历史的启示：“双循环”演进的深层逻辑。历史经验的镜鉴，不局限于表面的相似类比，还需深入到底层的逻辑规律。1913年前后，美国“双循环”之所以能够完成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飞跃，关键是长期聚力并以合理次序推动了“双升级”：以产业升级为先导，辅之以方向准确的投资，进而激活消费升级，在供需两端启动“内循环”的自我强化，最后再以“内循环”去重塑“外循环”。
第一，产业升级。我们认为，“产业升级”这一庞杂的概念，最终可以归结为两大核心问题：1)生产什么;2)如何生产。从这两个维度来看，1913年前后，美国产业体系完成了双重质变。其一，优势产品高附加值化。19世纪，美国在全球产业体系下的比较优势长期停留于低附加值的原材料。但是，依托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技术进步，1900-1913年美国在全球工业制品领域(当时的高附加值领域)占据了新优势，其工业制品的出口逐步超出原材料出口以及工业制品的进口，显著提升了附加值视角下的贸易盈余(详见附图)，使美国升至全球价值链的头部。其二，生产方式现代化。为了最大化发挥技术进步的红利，这一阶段美国的生产组织形式发生了软、硬层面的同步进化。从硬件方面，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当时的先进业态)加速转变，1900-1910年出口产品的资本/劳动比率较1890年大幅提升。从软件方面看，“福特制”、“泰勒制”和流水线迅速普及，以大规模生产的方式扩大了美国在高附加值领域的产业优势。以汽车(当时的尖端产品)为例，1899年美国汽车年产量仅2500辆，而到了1913年，年产量升至48.5万辆，约占全球产量的 80%。
第二，消费升级。产业升级为消费升级奠定了两大基础。一方面，得益于生产效率的提升，美国人均GDP在1900-1913年期间升至全球第一梯队，并且其优势在此后长期扩大(详见附图)。另一方面，得益于大规模生产，居民能够以相对低廉的价格享受汽车等高附加值商品。“高薪低价”的剪刀差，从根本上夯实了居民的消费能力。但是，收入不是决定居民消费的唯一因素，还需要适宜的消费场景和消费习惯作为“催化剂”，系统性地提升居民消费倾向。这一阶段，两种投资恰好填补了这一短板，以网络化的方式迅速普及了新的消费场景。
从动态网络来看，美国公路网日趋扩大，对接了汽车的普及，串联起外出旅游、娱乐等新兴的消费需求。从静态网络看，美国城镇化继续较快推进，对接了居民收入的增长，并将其转化为居民追求更高生活品质的消费需求。以投资为启动器，“内循环”的消费引擎开始加速。从数量来看，美国经济于1920年代进入“柯立芝繁荣”和大众消费时代。从结构来看，1901年至大萧条前夕，食品、服饰两大基本消费的占比持续下滑，而娱乐、出行、住房的消费占比呈现长趋势扩大，是大众消费边际增长的主力(详见附图)。这也验证了“汽车-公路”网络、城镇化网络对消费引擎的激活作用。由此，“内循环”供需两端的良性互动形成，并支撑美国穿越了接下来漫长的“外循环”冲击。
历史的接力：2020年中国的“潜力清单”。通过逐层对标美国“双循环”迈入第三阶段的核心逻辑(详见附图)，我们发现，在各个关键节点上，2020年的中国都具备着可观的潜力，而打通这些“潜力点”的进程，即是中国“双循环”的质变之途。基于此，虽然未来全球格局料将充满不确定性，“潜力”向“实力”的转化仍需时间，但是从中长期来看，我们对中国经济的前景保持谨慎乐观。
第一，产业升级的潜力。其一，优势产品迈向高附加值。近年来，随着高新技术产业的较快发展，中国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比例稳步增长，国际专利申请量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疫情爆发后，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保持稳健，反映出其坚韧的比较优势。展望未来，若能继续抓牢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历史机遇，减弱核心技术对“外循环”的过度依赖，则将为上述趋势注入长远动力。对此，着力打通国内“基础研究—科技转化—商业应用”的创新体系，将是本阶段的关键。其二，生产方式再进化。1913年美国从软硬两个方面，以“大规模生产”开启了“大众消费时代”。相似的，与多元消费时代相适应，当前的中国也有望孕育出新一代生产方式——数字化生产，同时具有大规模生产、创新力和精细化的三重优势。立足于中国完备的产业链条，通过工业互联网对供给侧进行数字化改造，并与高度数字化的居民生活相连接，料将实现：1)为科技企业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量产能力，使其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经济效应，进而支持新一轮创新;2)支持生产进程中灵活、精确地动态调整，缩短产品迭代周期，加快新供给对新需求的拉动，并减弱全球供应链波动的冲击;3)消解供求两端的信息不对称，消费者订单能够被拆分后直达生产体系的终端，由此规模化生产能够深入小众化、多元化的细分市场，在提升消费者福利的同时，降低生产者的市场风险。展望未来，为了加速向“数字化生产”的转型，进一步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和税费负担，推进“放管服”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将是核心的着力点。
第二，消费升级的潜力。得益于有效的疫情防控，中国经济在疫情时代率先企稳反弹，由此居民收入的增速在短期波动之后，有望在全球视角下保持长期优势。未来若能进一步促进收入分配公平、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则将持续夯实居民消费能力。立足于此，从美国经验看，还需要以方向适宜的投资创造消费新场景，网络化地推广消费新行为和新需求。当前，有三张“网”可以作为中国经济启动消费引擎的抓手。一是新型交通网络。以城际高铁和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为依托，进一步提高城市群之间的交通效率，从而串联起跨城市的旅游、娱乐、商贸等服务消费新需求，并承接疫情时代服务贸易进口需求回流的新机遇。二是新一代移动网络。以5G、大数据中心为基础，一方面凭借更高效的网络激活在线娱乐、远程办公等新的虚拟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则以“线上”赋能“线下”的方式，推动消费重心下沉，释放低线城市和农村地区的消费升级活力。三是新型城镇化网络。2019年中国城镇人口占比约为60%，接近于1913年美国城镇化水平(约55%)。美国1913年之后的经验显示，即使在沉重的外部冲击之下，依托于庞大的人口基数，城镇化在60%提升至75%的过程中仍能保持较快速度。由此，如果中国的新型城镇化稳步推进，则大量新增城市居民在教育、工作、医疗、文娱等领域的高品质需求将汇聚成强劲的国内市场增量。
展望未来，若要充分发挥上述三张“网”对消费的启动作用，关键在于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其中，金融体系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以及户籍制度改革，将是分别打开资本、土地、劳动力三大要素桎梏的先锋。
四、从供需两端及金融领域构建“内循环”新格局。怎样布局“内循环”，我们主要从供需两端及金融领域切入进行分析。
(一)供给端：缓解外贸依存度，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内循环”布局将进一步缓和我国经济对进出口的依赖程度。如今中国的外贸依存度稳步下降，2019年已经由2006年的高点64.48%降至35.68%左右，随着“内循环为主”格局的推进，外贸依存度有望进一步缓和。
提升供给端的硬实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在存在较高技术壁垒的产业，如新基建、工业互联网等领域，应加大投入提升技术竞争力，加强国产替代，降低对国外技术的依赖，向内部供给转变。供给端硬实力的提升也将为相关企业开辟新市场，带来新动能，进一步推进相关产业的转型升级。
(二)需求端：激发高端消费者潜力，拉动中低收入者消费增长。在外需不确定因素增多的背景下，“内循环”布局的核心就在于更多地依赖国内市场，通过“构建完整内需体系”的方式促进消费升级，推动经济发展。7月21日的座谈会中也明确表示：“我们必须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带动世界经济复苏。” 构建完整内需体系”主要从两方面出发，一是进一步激发高端消费者的消费潜力，二是缩小贫富差距，拉动中低收入者消费增长。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消费潜力有更大的释放空间。2019年，我国人均GDP已突破一万亿美元，中国的高端消费者热衷于奢侈品等高端消费，根据贝恩公司联合意大利奢侈品行业协会发布的《2020年全球奢侈品行业研究报告春季版》指出，中国正成为引领后疫情时代经济复苏的先锋：预计至2025年，中国消费者对全球奢侈品消费总额的贡献率将达到约50%，成为全球奢侈品行业反弹增长的关键引擎。此外，线上渠道份额将进一步提升，至2025年，该渠道的占比有望上升至30%，这也正是国内高端品牌加速市场布局的较好时机。
“构建完整内需体系”还需面对城乡收入差距和贫富差距的问题。根据Wind数据统计，2016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36万元，而贫困地区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0.85万元，占比约为25.14%;2019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24万元，贫困地区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16万元，占比约为27.31%，收入差距有所收窄，但速度相对缓慢。通过“内循环”布局发挥国内市场优势，外加个税改革等政策，居民整体收入水平有望提高，进而拉动中低收入者的消费增长，从而深层次激发内需，实现良性循环。
(三)金融领域：加强实体经济支持，实现有序开放。“内循环”布局的另一大关键则是通过金融体系改革，针对性地加强其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在全球经济走弱的拖累下，实体经济运转受到制约，尤其对于欠发达地区、中小型企业和中低收入人群，将面临更大的挑战。目前注册制改革和多元退市机制的结合，不仅完善了资本市场体系，还有效提高了资本市场的运行效率，随着多元化社会资金，如保险、社保等长期资金注入市场，拥有新技术的中小型民营企业的融资难度将大大降低。直接融资占比的提升则拓宽了企业融资渠道，发挥了资本市场的定价功能。此外，在“房住不炒”政策引导下，社会财富配置重心有望从房地产向金融资产转移，增量资金的注入将进一步刺激产业升级。
通过金融市场的有序开放，实现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模式。目前我国对外资流入的限制有所放宽，吸引了大批国外投资者积极布局我国资本市场，这一方面将提升我国金融体系的风险管控、资产定价等能力，另一方面也将优化投资者结构，专业的机构投资者有望成为我国资本市场的主导力量，长线资金比重将逐步增加，进而使市场更加理性，实现长期繁荣。
五、优先布局“内循环”优质赛道：科技、消费、资本。市场主线方面，“内循环”模式主要由消费、科技和资本三方面支撑，优先布局三大优质赛道。
(一)消费内循环：关注优质国货、免税概念及新型消费。目前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消费复苏相对滞后，预计下半年宏观调控的主基调依旧是稳增长，财政政策有望进一步发力，中国经济复苏大概率仍将延续，国内消费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重要会议提及“国内大循环”和“扩大最终消费”，消费将成为后续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消费内循环主线将是后续的关注重心，重点关注优质国货品牌、免税概念及线上电商等新型消费带来的需求增量。
1、优质国货迎来发展机遇。一方面，新媒体、直播带货等创新型线上渠道使得品牌更容易获得消费者的认同，有利于新品牌的孵化;另一方面，受益于品牌质量的提升，国货近年来迅速崛起，良好的口碑叠加当前较为复杂的进出口环境，使得国货迎来了重要的发展机遇，可重点关注母婴用品、美妆个护、食品饮料等优质国产品牌的投资机会。
2、免税概念迎来政策红利期。随着消费结构的升级，消费者对于品质的追求日益提升，消费也不仅仅只是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2019年全年，中国人境外旅行支出超过1.7万亿元。而当前的国际贸易及境外旅游相对受限，结合海南等相关的免税政策，短期内境外消费有望回流至国内，对旅游、奢侈品、美妆护肤等行业形成利好。
3、以线上电商为代表的新型消费增长潜力巨大。我国拥有庞大的人口基础，2019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41万亿，消费需求旺盛。近年来随着电商下沉、网络直播等渠道的兴起，新零售所带来的消费增量值得期待，尤其是三四线城市和农村市场，有很大增长潜力。
(二)科技内循环：高端制造+自主可控。在中美经贸关系充满着诸多不确定性的环境之下，我国实现“科技内循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推动新兴产业发展，建设完整的现代化产业链，是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关键推动。电子元器件、半导体、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高科技领域，掌握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是占领该赛道的核心与关键，在政策助力和企业自身需求的共同驱动下，重点关注高端制造及自主可控领域，优先布局半导体、生物医药、新能源、军工等行业。
1、自主可控核心领域叠加行业景气上行，看好半导体行业机会。作为自主可控领域的核心基础产业，半导体行业的国产替代正在加速，后续有望迎来政策及资金的多重支撑。根据SEMI数据，2020年6月北美半导体设备制造商的出货额为23.18亿美元，连续9个月超过20亿美元;单月同比增速为14.4%，连续9个月实现正增长，行业景气整体向上。
2、后疫情周期，医药生物行业优先收益。本次疫情一定程度暴露了我国医疗体系的短板，后续国家和各地方省市将逐渐加大医疗补短板新基建，在政策加码以及科技创新的驱动之下，国产替代有望进一步加速，医药生物行业景气上行空间进一步打开，重点关注疫苗及医疗器械赛道。
3、完善全球产业链的过程中，新能源产业的发展能够有效促进高端制造业升级。在世界各国纷纷出台政策布局新能源产业的大背景下，抢占国际高端市场，掌握核心技术，将进一步提升制造业的盈利能力，重点关注新能源汽车和光伏产业。
4、行业景气上行，低估值军工股存在估值修复空间。军工板块是高端制造领域的核心标的，行业景气整体上行。当前国防军工行业估值处于相对低位，其中龙头公司被显著低估。另外目前外围的环境不确定性较大，军工板块易受消息刺激上涨，带来不错的投资机会。
(三)资本内循环：新基建、金融科技及券商。对于“资本内循环”这条主线，应着力布局5G、云计算、工业互联网等新基建行业，在政策利好的大背景下，企业融资难度降低，研发投入有望增加。此外也看好综合实力出众的头部券商和特点鲜明的中小型券商通过合并实现扩张，以及金融科技板块。
1、关注5G、云计算、工业互联网等新基建的投资机会。5G建设周期长，随着建设的逐步开展，通信相关企业业绩有望持续提升。5G建设后期还会带动超高清、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虚拟现实等下游应用端的投资及发展。云计算是新基建的重要一环，后续政策有望持续加码，云计算加速发展能够有效推动数据中心发展，提升云应用的渗透率。
2、金融科技及券商。利用“资本内循环”打造高标准的资本市场体系，在改革的预期之下，有助于形成更加成熟以及活跃度更高的金融市场，重点关注综合实力出众的头部券商和特点鲜明的中小型券商，以及金融科技企业。
六、国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是强调对外开放主动性。回顾2020年5月以来，我国对外开放的节奏和步伐仍在加快。5月《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正式发布，6月《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正式印发，2020年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进一步缩减。今年已经或还将分步取消期货、基金、证券公司的外资股比限制。在5月中旬，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也专门指出：“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市场规则体系，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并在一带一路、自贸试验区和自贸港、高水平开放政策保障机制、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四个方面进行了具体的阐述。与此同时，我国也在积极推动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以及推进RCEP协定的正式签署。不过另一方面，外部环境正在变得“更加不稳定不确定”——供给端的国外供应链不稳定，需求端保护主义盛行、全球经济陷入深入衰退。这些都将使得我国的国际经济循环面临冲击，对外开放的效果受到影响，甚至使我国在对外开放中面临被动局面。而从国内来看，尽管同样受到疫情冲击，但经济基本盘未变、发展空间仍然巨大、国内经济政策仍大有可为。但是国内也存在突出的结构问题，需要“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促进效率和公平有机统一”。其中，效率更多对应于生产环节、更加强调“高质量发展”，公平更多对应于分配环节，公平分配将使得生产、消费更加畅通循环。在对外开放面临较大不确定性、边际收益减弱的情况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意味着国内改革、打通内部经济循环将成为下一阶段的政策重心。外面刮风下雨，唯有“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在不确定的外部环境当中，“我们必须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从而“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增强我国在对外开放过程的韧性和主动性，进而形成“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总之，在改革开放40余年中，我国对外国市场开拓有余，而对国内市场建设不足。如果说，过去数十年的全球化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的对外开放，那么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将促使我们更多反思国内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倒逼国内改革加速。事实上，对外开放当中面临的很多困难和障碍，其根本制约因素也往往来自于国内的体制和机制问题。目前，我们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唯有打通国内大循环，才能够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
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再次强调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如何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指明了方向，也为我国经济行稳致远、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立足国内大循环，是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基础。从外部看，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大流行，引发了全球经济的持续萎缩，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这就要求我们深挖国内巨大需求潜力，以国内大循环引领国际循环，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从内部看，内需是双循环的主引擎。我们立足国内需求有序复工复产，同时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各领域各环节强化“六稳”“六保”措施，我国经济呈现深V型恢复态势，为国内大循环奠定了良好基础。从长期看，我国正处于转型升级的“阵痛期”，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受疫情影响，一些结构性矛盾凸显。实现国内大循环，可以营造一个相对稳定和可控的环境，稳住产业链、供应链和经济运行，有效对冲日益增长的国际风险，促进价值链和需求链转型升级。
立足国内大循环，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14亿多人口形成的超大规模内需市场，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显著比较优势和我国强大的发展韧劲所在，孕育着巨大的潜力与活力。一要进一步挖掘内需潜力。支持适销对路的出口产品开拓国内市场，促进国内消费提质升级。积极培育新型消费，加快形成创造国内消费增量的新增长点。二要健全和完善我国制造业产业链和供应链。找准高端产业发展中产业链、供应链存在的薄弱环节，开展集成研究、协同攻关，提升我国制造业的整体实力和先进制造业的整体技术水平。改善外商投资环境，打造先进制造业和关键产业链外商投资高地，更好辐射并稳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三要在体制变革与机制创新中构建内需体系的制度架构。构建完整的全国统一市场，畅通要素在国内各区域间的自由流动，打通不同区域之间的经济循环。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完善各类市场主体平等参与投资的营商环境。
立足国内大循环，还要谋篇国内国际供给需求良性循环。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既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全球经济发展新趋势的客观需要，同时也彰显了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责任担当。为此，一要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积极拓展国际间外贸、外资、技术贸易等经济层面的合作空间，加快创新培育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夯实供应链基础，提升价值链层次，培育产业链生态，推进区块链应用，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深度分工调整和创新发展中作出新贡献。二要进一步增强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柔性和韧性，从制度、技术、规则等多方面实现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相互融合、相互促进。
“纷繁世事多元应，击鼓催征稳驭舟”。在世界变局中着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格局，是党中央根据国内国际形势发展的新变化、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的新趋势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新挑战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深刻领会、认真贯彻，不断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以更高效的资源流动和要素配置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血脉”，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加快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
中国传统医学历史悠久 底蕴深厚，担负着除病济世 造福百姓的重任，凝聚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博大智慧，为中华民族健康繁衍生息和文化传承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此次新冠肺炎患者救治中，中医药显示了明显成效，发挥了重要作用。面向未来，我们要深入挖掘中医药宝库中的精华，做好传承创新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一定要保护好 发掘好 发展好 传承好。”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我们坚持科学防控，在药物研发和疾病救治上坚持中西医结合 中西药并用，充分发挥中医药的独特作用和价值，取得了显著成效。中医药抗击疫情的疗效备受国际关注，完全能够为维护人类健康发挥更大作用。
中医药为中华民族健康繁衍生息作出重要贡献
中国传统医学历史悠久 底蕴深厚，担负着除病济世 造福百姓的重任，凝聚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博大智慧，为中华民族健康繁衍生息和文化传承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与疫病斗争的实践中，中医药防疫理论体系和治疗方法逐步形成和完善。《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温病条辨》《温热经纬》《神农本草经》等众多古代典籍，形成了较完善的疫病防治理论和技术体系。中医学对于疫病有许多先进的理念和防治方法。中医学在秦汉时期已经认识到疫病病因不同于普通疾病，并论述了疫病的传染性 传染方式以及潜伏期等内容。在疫病防治学方面，早在秦汉时期，《黄帝内经》就系统论述了疾病预防理论，在战国时期就已设有与清洁卫生有关的官职和除害防疫的专职人员，在汉代已经出现了通过消毒来防治疫病传播的方法。中医还创造了疫病预防内服和外用方药，并形成了系统理论，至今仍在临床中广泛应用。
新中国成立后，中医药在治疗乙脑 麻风 结核 手足口病 甲型H1N1流感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在2003年抗击非典疫情时，中医药疗法在减轻发热症状 控制病情进展 提高治愈率 缩短治疗时间 降低病亡率 减少并发症等方面成效明显，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肯定。
中医药在历史发展中取得重大成就，不仅守护了中华民族的健康，也对全人类的健康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我国明 清时期发明的预防天花的“人痘接种术”是医学接种免疫预防的先驱，曾传播到西方并产生很大影响，为全球最终消灭天花作出了贡献。青蒿素的发现也是从中医药典籍中获得灵感，已经挽救了数以百万计的生命。
中医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我国新冠肺炎患者救治中，中医药显示了明显疗效，在抗击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中，有超过7.4万人使用了中医药，占91.5%;
其中，湖北省超过6万人使用了中医药，占90.6%。临床疗效观察显示，中医药总有效率达到90%以上。这一突出成效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和积极评价。在诊疗中，群众对中医药有迫切需求，隔离的患者希望中医药早期介入，轻症患者有90%愿意用中药进行干预，重症患者有80%愿意接受中西医结合治疗。实践证明，中医药在此次疫情防控中的独特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改善疾病初期症状。对于密切接触者，通过中医药“治未病”来预防，运用中医药调节机体状态，提高免疫力，抵御病毒 阻断病情发展，可以减少发病或者实现不发病。对于已经有发热症状 不能排除是新冠肺炎的患者，中成药具有明显的抑制病毒感染引起的炎症反应作用，可有效降低群体发病率。
减少轻症向重症转变。对于轻症 普通型患者，可以有效阻止其向重症 危重症转变。中药汤剂与成药剂型相得益彰，中医药救治机理 方法和方剂能够快速改善确诊轻症患者症状，在病人退烧和减轻咳嗽 咽喉痛 体虚乏力等方面改善比较明显，见效比较快。
通过中西医结合缩短病程，提高救治质量。在中西医结合治疗新冠肺炎的临床研究中，患者平均体温恢复时间 症状消失时间 平均住院时间等都明显优于单纯西医治疗。对于重症及危重症患者，一方面，可以减缓 阻止重症向危重症转化，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
另一方面，在治疗重症方面有较好效果，不仅能改善重症患者症状，还能保护患者脏器功能。
帮助患者康复，提高生活质量。在患者恢复期运用中医药特色疗法，可以更好地改善肺功能，避免引起后遗症。一些益气健脾 益气养阴 化痰通络的药物和针刺 艾灸 八段锦 穴位贴敷 隔物灸 热敏灸 拔罐等非药物的中医特色疗法，在帮助患者增强体质 加快康复方面有明显效果。
推动中医药在传承创新中发扬光大
中医学与西医学的研究方法及理论体系差别很大，治疗疾病各具特点 各有优势。中医学的研究方法蕴含着系统论，主要以整体为着眼点，多以定性观察为手段，一般采用综合的方法进行辨证论治;
西医学的研究方法体现着还原论，主要以局部为着眼点，多以定量实验为手段，一般采用分析的方法进行辨病论治。可以说，中医和西医是人类医学之树上生长出来的两个枝繁叶茂的分枝。现在，连接中医和西医的桥梁越来越多，正在相互结合 共同发展。现代医学的技术方法极大推动了传统中医药的现代机理研究，中医药的整体观和系统观极大丰富了现代医学的内涵，二者的结合应用极大提高了疾病临床治疗效果，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与推广。当前，中医药走向世界的步伐日益稳健，中医药服务遍及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40多个外国政府 地区和组织与我国有专门的中医药合作协议，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办了数百所中医药院校，一批中医药海外中心在“一带一路”参与国家和地区相继建立，国际合作项目数量日益增加。也要认识到，在促进中医药发展过程中，挖掘中医药宝库中的精华并做好传承创新工作仍然任重道远。发挥中医药独特优势，使其发挥更大作用，需要付出更大努力。中医药走向世界还有许多瓶颈和门槛，仍有很多工作要做。
尊重中医药理论，加强现代科学研究。充分挖掘中医药宝库中的精华，深入梳理总结中医药学术思想，从更高 更深的层次探讨中医药辨证论治的精髓，更好发挥中医药学整体综合的原创优势。既把握传统理论与经典，又坚持守正创新。在尊重中医药典籍 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用现代科学技术深入研究中医药理论与临床应用，用现代科学语言阐释中医药独具特色的诊疗方法和作用机理，发挥中医药在个体生命全周期健康维护中的优势，发展适合中医药学自身特点的现代研究与评价体系。加大对中医药科研投入的力度，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及中医药重大科学问题，建立多学科融合的科研平台，开展防治重大 难治 罕见疾病和新发突发传染病等攻关，研究针对性诊疗方案，加快中药新药创制和临床应用研究，筛选出更多具有实效的广谱药物。
坚持中西医并重，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与特色。将传统中医药学与现代医学有机结合，推动中西医学相互促进 相互借鉴，取长补短 共同发展，在重大疑难疾病防治中有针对性地发挥各自优势 结合二者长处。加强和完善中西医结合教育，在培养一支“中医人，中医魂”的主体人才队伍基础上，培养一定数量多学科交叉的高层次中西医复合人才。提高医务人员中西医结合救治能力，规范开展中西医结合医疗救治，更好发挥中西医结合在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中的作用。
坚定文化自信，大力弘扬中医药文化。加大对中医药文化宣传推广力度，保护中医文化内核，促进人们对中医药提高认识 加强应用，坚定树立中医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瑰宝这一文化自信。规范和推动中医药防病治病知识传播，综合运用新媒体平台和多媒体形式，以深入浅出 形象生动 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科学普及，营造珍视中医药文化 崇尚中医药学习 发展中医药应用的社会氛围。强化中医药在疾病预防中的作用，促进形成符合中医“治未病”理念的健康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
坚持开放共享，积极推动中医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更大作用。同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社会分享中医药防控 治疗新冠肺炎的中国方案，积极开展抗疫国际合作。加强中医药学与世界医学的沟通和交流，突出中医药绿色 可持续发展的优势，提升对话能力与解释能力，促进中医药文化海外传播，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加强中医药国际合作。中医药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既要保持自身特色，又要进一步与国际接轨。推动中医中药国际标准制定，积极参与国际传统医学相关规则制定，不断拓展中医药走向世界之路，让中医药更多造福人类健康，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更大作用。
构建国内经济大循环，一个重要的突破点就在于构建供给和需求交互增强、循环促进的内在机制。一方面，居民消费需求、企业投资需求、政府购买需求三者构成了完整的需求体系，而三类需求的规模扩张和结构升级都能够诱发新的供给。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我们在公共卫生、传染病防治、专用医疗设备等方面的供给短板，政府和企业都将在这些方面加大投资力度，这就产生了巨量需求，从而为相关产业扩大供给、提档升级提供重大机遇。同时，疫情促使人们生活方式的调整，居民消费需求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并有效激发了电商物流、在线教育、信息监控等方面的供给扩容。
另一方面，供给创造需求，供给侧改革有助于优化需求结构。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一些潜在的需求不断通过市场挖掘显示出来，而新科技革命为挖掘这些潜在需求提供了技术支撑。“新基建”就是供给带动需求的典型案例，对于移动互联网、5G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创新而言，其本身就将带动巨量的投资需求，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技术与传统产业紧密结合起来，将极大地改变居民消费需求的实现方式。譬如，阿里巴巴人工智能实验室推出的“天猫精灵”通过动态数据抓取和信息筛选技术，可以根据居民以往显示出的需求偏好和支出预算，为其推荐量身定制的产品，实现了供给与需求的精准对接。
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要改变长期以来侧重于增加出口赚取外汇，而忽视改善进口贸易结构的做法。提高进口产品的规模和质量，不仅有利于扭转我国长期以来国际收支顺差的局面，也有助于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的物质文化需要。要进一步优化关税结构，大力发展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港、跨境电商，通过进口激发本土企业的竞争意识，以进口带动高质量的出口。
以“引进来”促进“走出去”。但是，今天的“引进来”，是要在严格执行外资进入负面清单制度的前提下，积极引进那些具有显著竞争优势的外资项目，弥补本土产业链缺失或相对薄弱的环节，进一步提升本土产业链条的强度。“引进来”有助于促进本土企业“走出去”，随着中国产业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本土企业凭借完整的产业链条和价值网络掌控力，将以更加成熟的姿态走出去。转向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也体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和促进全球化可持续发展的意愿。
以“一带一路”建设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当前，“一带一路”建设已成为国内大循环切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突破口。“一带一路”把我国中西部地区与亚欧大陆西板块和环印度洋地区整体上连结起来，为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示范区等区域战略提供了西向通道，同时也呼应了京津冀一体化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体现了对外开放反推对内开放的政策意图。有利于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
总的来看，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首先要让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这一经济流程顺畅无阻，生产与消费首尾相顾，根据需求变化调整供给规划。其次，在三个方面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对外贸易活动中，更加注重以进口促进出口;在外资活动中，以高质量的“引进来”促进本土企业更为积极地“走出去”;在处理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的关系时，以“一带一路”建设促进广大中西部地区发展，形成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开放型经济体系。
新冠疫情催生世界格局的变化，全球化道路受阻，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要求，面临新变局，中国制造业需要调整生产、销售等各方面企业发展策略。本文以福耀玻璃集团三十年的全球化布局策略，阐明在国家战略层面下，企业在外循环实现追赶，内循环谋求超越的策略与发展。“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的重大理论创新，成为“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政策指引，具有深远意义。
当今世界全球治理体系遭受逆全球化、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严峻挑战，新冠疫情加剧我国外部环境的变化。当前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任务仍然艰巨，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同时，我国有14亿多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突破1万美元，中等收入群体超4亿，是全球最大和最有潜力的消费市场，推动国内大循环与国内国际双循环要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在双循环方面，作为中国汽车玻璃巨头——福耀玻璃的应对策略值得借鉴学习。
国内大循环不是闭关锁国。当前中国的改革开放需要同时对内、对外加大力度。于外部，是继续开放市场，了解并参与创建国际规则，真正实现共赢共享。于内部，是建立统一公平的国内市场，建立法治社會、信用社会，强化政府服务，改善营商环境。
福耀玻璃专注汽车玻璃30余年，汽玻业务占比近90%，收入年复合增速20.4%，净利润年复合增速15.8%。全球汽玻市场呈寡头垄断格局，CR5达89.3%，公司以22.5%的市占率位列全球第二，仅次于旭硝子（27.0%），领先板硝子（20.6%）、圣戈班（17.2%）、信义（2.0%），已成长为全球汽车玻璃绝对巨头。
福耀玻璃的成就来源于对国际国内双循环的全球战略布局，企业极致专注的匠心精神，产业链垂直一体化，重资产运营与规模效应，对竞争对手形成碾压之势，构筑了当前难以逾越的企业“护城河”。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成就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宽松的全球化环境，而今面临的困局亦是收窄的全球环境。
对于后发国家而言，与发达经济体的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将随着对外开放引入稀缺要素后而缩小，这个过程将继续，直到达到一定的平衡。
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发达经济体在国家层面上的一种优势意志，与微观企业的利润动机冲突的发生不可避免的产生。巨大数量的生产要素输出，最终都不利于其母国经济增长。发达国家的内部差距扩大了贫富差距、产业差距、区域差距，扩大到国内政治上难以接受的地步。这是最近一轮全球化遭遇挫折的主要原因。
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生产要素输出的过程，也是国际力量展示的过程。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心国家对边缘国家的国际剥削，这是不可避免的事实。这种剥削，是参与全球经济周期的边缘国家所应承受的租金，是各个国家维持其国际经济地位的一种手段。参与国际流通或许更好，但很难跨界，更不能占据主导地位，关键位置跨界，不是简单的开放就能实现，一定会受到现有国际力量格局的制约。国际流通战略支持民族复兴后，不足以支撑国家回到历史高峰地位。
具体到福耀玻璃来说，是以开放的心态拥抱全球市场，海外业务占比近50%。福耀是国内最早走出去的零部件企业之一，早在1991年就向加拿大TCG出口汽车玻璃，涉足海外市场。截至2019年，福耀海外市场收入101.9亿元，占比49.9%。近年来福耀俄罗斯工厂、美国工厂、欧洲工厂陆续建成投产，预计公司海外业务占比仍将持续提升。全球布局，本土化响应。福耀铺开全球布局，贴近配套客户，提升客户响应速度与服务质量。福耀已在中国16个省市以及美国、俄罗斯、德国、日本、韩国等9个国家和地区建立工厂、分公司和办事处等机构，并在中、美、德设立6个研发中心，在全世界的职工约有2.7万人。
从行业的角度来看，国内相当多的行业没有外部原材料和零部件的供应、外部市场的需求就没有生存的能力。中国不可能迅速减少对外工业的依赖；没有必要在总体一级层面进一步减少对外依赖的程度；也没有迫切需要在面向出口的战略和进口替代战略之间，做出不是这个就是那个的选择。
极致专注，才是最深的“护城河”
福耀玻璃围绕汽车玻璃专注经营几十年，规模上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商之一，效益上成为全球盈利能力最强的制造商。其汽车玻璃国内市场占有率高达61.2%，整体毛利率达37.5%，近三年加权ROE为17.4%。福耀玻璃在提升单一产品市占率的成长道路上做到了极致，成功突破成长困局与价值困局，成为细分行业绝对巨头。综合收入规模、市场份额、盈利能力，福耀都是国内首屈一指的零部件企业。
垂直一体化下，打造福耀全产业链
浮法玻璃4大基地10调产线，高自供率有效降低成本。浮法玻璃占汽车玻璃生产成本的3成以上，福耀多年来持续推进产业链垂直整合，建立浮法玻璃生产线并实现浮法玻璃自供。目前，浮法玻璃自供率已达80～90%，在进一步保证玻璃原片质量同时显著降低了生产成本。与此同时，设有子公司湖南溆浦硅砂、海南文昌硅砂、通辽本溪硅砂，自供有效降低浮法玻璃生产成本。进行深度的垂直一体化整合，将降本增效体现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
产业链延伸至更上游，生产设备自制。公司子公司福清机械制造公司是集团内部专注于汽车玻璃生产设备研发、制造与服务的下属制造部。已为福清、俄罗斯、美国等地的汽车玻璃工厂提供了80%以上的自制优质设备。很大程度降低了公司生产成本，也显示了福耀对汽车玻璃行业深刻的理解。
重资产模式的天然优势
重资产运营模式下规模效应突显。汽车玻璃产能扩张需要消耗大量资金，福耀近年来处于市场扩张阶段，经营净现金流、净利润基本与资本开支基本相当，说明公司每年赚的钱又重新投入成为工厂等固定资产。
福耀最强大的“护城河”正是在于通过强大的固定资产投资不断扩建产能，在提升规模效应的过程中使生产成本得到最大限度的优化，也就是说福耀可以将盈利平衡点做到极低，竞争对手要么同样扩建产能优化成本（这就要求竞争者资金实力同样雄厚），要么就处于亏损状态直至退出。这种通过产销回笼资金不断加大固定资产投资所构筑的隐形壁垒让福耀能不断截取竞争对手退出的市场份额，在提升市占率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精细化管理下出类拔萃的盈利能力
精益管理贯穿始末，控本降费做到极致。福耀坚持精益管理，将降本增效体现在生产运营各个环节，本土建厂提升响应速度、浮法玻璃自我供应的垂直一体化整合、生产设备改装保养内部化等举措都提升了公司的经营效率，而高效的运营管理使得福耀在毛利率处在行业遥遥领先的地位。福耀近年来毛利率一直处于40%左右的水平，而旭硝子、板硝子、圣戈班等国际巨头近年来毛利率均不足30%。福耀玻璃近20%的净利率也远高于竞争对手，显示出福耀出类拔萃的盈利能力。
海外拓展走在国内制造业前列
福耀是最早一批走出去的零部件企业，海外市场拓展成果显著。由于福耀在国内汽车玻璃市场占有率已达61.2%，进一步提升空间不大，国内市场成长瓶颈显而易见，因此海外市场拓展为其必经之路。公司海外市场拓展稳步推进，近年来海外收入占比不断提升，由2010年的29.4%提升至2019年的49.9%。福耀玻璃近年来海外收入占比约40%，较国际一线零部件巨头仍有提升空间，海外市场继续拓展是福耀跃升成为全球一线零部件巨头的必经之路。福耀全球化版图正在铺开。
汽车玻璃行业门槛较高，进入新市场难度较大，福耀借着其他汽车玻璃巨头面临危机，关停工厂之机，插缝进入国外市场。而一旦切入海外市场，初步站稳脚跟，公司便加速扩建产能。2014年福耀俄罗斯工厂投产，2016年福耀美国代盾工厂投产，2016年美国芒山工厂投产，福耀一系列的海外产能布局目前基本完成，为海外市场业务拓展打下坚实基础，福耀的全球化版图正在快速铺开。
集中优势力量，专注细分市场。新冠疫情已使世界经济陷入衰退，我们应该做的是继续高举全球化旗帜，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优化配置中的作用，更好地在世界各地的企业中形成分工，从而维护国际经济的良性循环。对于国内制造业来说，福耀玻璃为中国汽车玻璃行业树立了一个新典范，集中企业优势力量，专注细分市场，向全产业链开放发展，积极主动拥抱全球化。这是一条阳光大道。
（上海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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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决胜“十三五”迎接“十四五””的关键历史时刻，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严酷挑战史无前例，新冠疫情下全球经济进入长期停滞新常态，国际秩序与国际格局加速转变。同时，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机遇绝无仅有，第四次产业革命发展方兴未艾，“一带一路”建设下的新型全球化日异月新。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相伴而生，旨在宏观不确定经济环境中，以“发展基建扩内需、优化产业链促稳定、自主创新增潜力、对外开放谋发展”的确定性战略举措拓展经济发展空间，保障经济安全。
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一方面形成内循环下扩大内需、巩固全产业链的战略腹地及战略支点，另一方面形成外循环下对外开放、推进“一带一路”的重要支撑及纽带。与此同时，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因其区域内极富战略意义的河西走廊地区和河套地区，简称“两河三地”，以其联结中西部的重要地理区位和独特的区域资源禀赋，成为新时代国家经济发展总体布局的关键一步。从地理位置来看，“两河三地”区域贯穿中西部，连接中亚;从人口结构来看，“两河三地”区域人口众多，少数民族自治，区域人口约占西部十二个省、区、市人口总数的15.5%，占全国总人数的4.2%;从资源禀赋来看，“两河三地”区域存在着丰富的矿产及生物资源，仅区域煤炭储量即超8500亿吨，风能及水利资源均位列中国前列，以世界储量之首的稀土矿藏为代表的矿产资源丰饶。因此，无论是新时期落实西部大开发战略2.0的需要，还是构建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需要，聚焦“两河三地”是必然之选。
一、“双循环”是对西部大开发理论和实践的重要补充
“双循环”是我国在新时期“立足国内，兼顾国际”视角下，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布局，也是西部大开发理论和实践过程中的重要补充。“双循环”的实施西部地区是不能“缺席”的，甚至是需要西部地区“扛大旗”才行。西部大开发经过20多年摸索发展，专家学者已经发现东、中、西部地区的互动自建国70余年以来从未停歇，西部区域发展战略始终与我国经济发展脉络相伴而行，与我国不同阶段的基本矛盾相适应，整体呈现出“均衡发展—非均衡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的阶段性演变。而国内学者对于西部发展状况，尤其是“两河三地”区域发展的研究讨论，集中于从新世纪初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1.0”起，至2020年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2.0”之间的这20年间，对西部地区以往政策效果的分析总结和未来发展规划的对策建议。
首先，关于西部地区政策效果分析，国内一大批学者从西部地区经济总量增长、产业结构调整、投资规模扩大、生态环境改善、对外开放加快等方面入手，全方位刻画西部大开发的良好政策效果。尤其是内蒙古和宁夏地区，地区生产总值和人均GDP的年均增速均已大幅超过我国平均水平，一二三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同时，邓翔等对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效果以面板数据政策效应评估模式进行评估，评估结果表明：西部大开发对拉动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效用，“两河三地”区域发展受益匪浅，但其政策效果随时间呈倒“U”型变化趋势。
其次，关于西部地区“十四五”期间发展的对策建议，任保平、白永秀和何昊等学者紧扣《指导意见》36条，提出要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西部城市间联系互动、完善公共福利及基础设施建设、强化生态保护及资源利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与此同时，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的对策视角。高新才、魏丽华从西部城市群建设的规模效应、扩散效应和集聚效应入手，提出以全面开放为前提，形成贯通南北主轴，对接“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的“一轴三带”新格局。邓翔则通过阐释西部大开发政策效果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升情况下的边际效应递减规律，强调既要重视基建投资等“硬环境”，更要重视对外开放程度、人才教育培养等“软环境”的协同效应。
综上所述，国内学者对“十三五”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成效剖析全面，对未来“十四五”的西部区域经济增长对策建议丰富。然而，对“两河三地”区域整体经济协同发展情况讨论较少，对策缺乏针对性。因此，理顺“两河三地”在西部大开发中的战略地位，明确“两河三地”在构建双循环中的角色定位，对西部大开发更好促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成必要保障。
二、西部大开发战略下“两河三地”面临的问题
（一）“两河三地”发展演变
“两河三地”区域涉及总面积为167.53万平方公里，接近全国总面积的五分之一。其一，甘肃位于西部黄河上游，是将战略地位影响行政区域划分展现的淋漓尽致的省份，与6个省份接壤。其中，河西走廊作为甘肃粮仓，东西几乎贯穿整个甘肃省达1200多公里，是古丝绸之路和“一带一路”的重要结点，是中部地区联通西部乃至中亚的交通要道，也是蒙古高原及青藏高原两大游牧社会联结的关键纽带。其二，内蒙古自治区于北部同俄罗斯、蒙古国毗邻，横跨西北、东北和华北三大区域，临省数量全国之最。其中，河套地区指黄河在阴山山脉以南的地方，位于黃河“几”字弯曲处，主要包括鄂尔多斯市和巴彦淖尔市。“黄河百害，唯富一套”。河套平原平整无山、土质肥沃、水源充足、宜农宜牧，八大引黄干渠，使其有充足的灌溉水源，种植业发达，是西部地区粮食主要产区。其三，宁夏回族自治区坐落于我国西北部黄河上游地区，串联了黄土高原与内蒙古高原，是中国几何位置的心脏，也是全国最大的回族聚居区。连接了河西走廊与河套地区，是“两河三地”的纽带，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也具有重要的地位。
虽然“两河三地”区域战略意义重大，但整理建国以来“两河三地”相关支持政策及经济发展数据不难发现：似乎是历史与“两河三地”开了一个长达半个世纪的玩笑，“两河三地”一直被忽略，变成了西部区域中的西部，这一点我们也可以通过对比新中国成立至今“东三省”和“两河三地”分别受国家的重视程度看出。“两河三地”首次受到的政策倾斜便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部大开发政策1.0最初涵盖的省份便包括了内蒙古自治区、甘肃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 “十五”期间开展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中央主要分三阶段实施，从基础开发建设到社会主义现代化，逐步赋予新时代西部地区发展“鼓励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新的灵魂。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三个实施阶段，既有连续性，又有创新性，一脉传承，不断升级。
（二）“两河三地”发展桎梏
具体就“两河三地”发展而言，20年的西部大开发建设，基础设施等方面虽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仍无法满足新时代“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的西部发展格局定位，区域发展的支持和推动仍任重而道远。首先，以“两河三地”为典型的西部地区近些年发展动能有所下滑，区域发展在补短板、固底盘的同时，更需要新的体制机制激活区域经济增长潜能，《指导意见》的颁布恰逢其时。其次，“两河三地”的发展仍然面临着人才稀缺、生态环境脆弱、创新开放能力欠缺、产业结构层次亟需转型等因素的制约，长远来看，这些制约因素必然是西部发展、双循环格局实现所要直面解决的。再次，“两河三地”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的同时，“软环境”建设发展不协调，市场体制机制建设、营商环境打造、法治环境塑造仍有所欠缺。最后，“两河三地”区域一定程度上受地方资源禀赋和发展空间的约束，难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突破，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有待加速。
然而，“两河三地”面临的问题，恰恰是未来实现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促进构建双循环的战略主攻点。从经济发展角度看，“两河三地”地区坐拥河西走廊和河套地区两大重要战略支撑点，新型农业及天然能源等资源禀赋优势突出，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突出，与我国双循环构建下的战略大后方需求相适应。从文化发展角度看，“两河三地”作为古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我国中西部文化融汇的启点，又是我国同中亚各国多元文化交流的交点。从政治发展角度看，“两河三地”区域必然是践行精准扶贫，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决胜全面小康社会的重点战场。
三、双循环新格局下的“两河三地”角色定位
2020年5月，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新时期西部大开发战略《指导意见》相继颁布出台，两会期间更是明确强调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战略地位，不难看出中央对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双循环发展格局构建寄予厚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是面对当前复杂经济形势的长远战略规划，是保障国家经济安全与拓展经济发展空间并重的最优选择，主要着眼点在于扩大内需、强化自主创新、完善全产业链条、持续对外开放这四大方面。与此同时，该四项抓手与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的发展格局定位完美契合，西部地区发展被赋予的战略意义，已从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转变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接力棒。伴随西部大开发战略踏上新阶段，“两河三地”区域应当充分发挥人口、地域、自然资源等要素优势，重新站上发展的历史舞台，为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贡献力量。
（一）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促内需
应当大力发展“两河三地”基础设施建设，以传统基建+新基建投资扩大内需，为国内大循环奠定基础。自2015年以来，我国的贸易顺差即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新冠疫情和经贸摩擦对经济产生冲击，以内循环为主体，以扩大内需为核心，成为以确定性发展战略应对不确定性国际经济形势的必然选择。当前内需的扩大无非依赖于三条主要路径：扩大消费需求;扩大企业投资需求;扩大政府投资需求。显然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既是近端拉动内需最有效的抓手，也是远端通过供给侧改革促进个人消费与企业投资的必然保障。
同时，“两河三地”区域近年来经济增速普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表明以“两河三地”为代表的西部地区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更大，具备很强的后发优势，尤其是风能水能为代表的新能源建设和以大数据为代表的新基建方面，有着不可比拟的资源优势，未来发展潜力和空间巨大。因此，基建投资带动“新时代的西部大开发”将成为基础支撑，可以有效深挖和释放内需潜力，科学促进国内大循环提质增效，尤其在适应比较优势的基础上，也能提升我国在国际循环中的位势。
（二）打造差异产业集群保产业链
应当秉承“两河三地”区域协调战略，打造差异化区域产业集群，为双循环发展格局下的产业链安全及完整提供保障。在西部地区打造新的区域产业集群，促进不同区域间经济内循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在当前产业垂直分工的趋势下，一定要吸取美国制造业对外转移的经验教训，由于我国西部地区提供了广阔的产业链战略腾挪空间，应当充分衡量区域比较优势和制造业空心化问题，积极鼓励部分产业往中西部梯度转移，保障本国企业生存空间，确保全产业链优势和安全，将供给侧改革与区域协调发展有机结合，畅通区域产业发展之间的联通性，为国内大循环注入不竭动力。
“两河三地”区域应当以此为契机打造区域产业集群，充分利用自身区域的要素条件优化生产力布局。一方面，利用能源资源集中的优势，大力发展信息化、智能化产业，在承接部分中低端传统制造业的同时，推动信息技术新动能与传统产业广泛深度融合，打造西部地区现代化产业集群，积极将西部地区的教育、医疗、旅游等第三产业与大数据紧密结合，推动西部发展与第四次工业革命齐頭并进。另一方面，利用区域内河流、高原等生态环境的资源优势，大力发展产业链齐全、集自动化与现代化一体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动农牧业一二三产业链深度融合转型，以高标准农田和现代化牧场推动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建设，以高端特色农机装备的生产研发及推广应用支持生态集约高效的设施农业发展。
（三）增强科技创新能力补短板
应当加强“两河三地”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发挥资源禀赋打造科研技术创新高地，为双循环发展格局下突破关键技术短板营造环境。新时代下的国内大循环一定不仅仅是循规蹈矩的生产与流通，同《指导意见》提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的要求一样，应当以创新能力建设为核心。尤其是一旦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存在缺陷，整体的供应链循环都会受到约束。西部大开发战略本次最大的升级，也就在于强调了产业赋能西部的同时，不容忽视西部科技创新产业的建设，通过一批示范区与创新平台的搭建，推进“产学研用”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建设，以此推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现代制造业体系。 “两河三地”区域应当把握住此次西部科技建设的机遇。一方面，应当通过完善传统基建与新基建配套适应机制、金融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措施，营造科技创新企业经营环境，并借此大力发展高校资源，建设一批应用导向的本科高校、职业技术培训学校，增强“双一流”高校与西部地区的交流合作，扩大企业在职培训规模。另一方面，应当借助科技浪潮发展区域优势产业。如就农业产业而言，立体种植、无土或少土栽培、大棚滴灌等新型农业技术的发展，可以有效開拓戈壁农业新型领域，推动戈壁广阔的土地资源以建立粮食生产基地为核心发挥效益;对于能源行业，可通过发展化学储能技术，建设特高压电网，布局大数据计算中心，科学合理地将当地丰富的水电、光电与风电资源更加稳定可持续的输送，或更加高效率的就地利用。
（四）扩大对外开放步伐谋发展
应当持续推进“两河三地”与蒙古国、俄罗斯的经济贸易往来，从贸易和资本两方面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质量交流融合，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谋求契机。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并不能阻碍我国扩大开放的步伐，从一定程度来讲，仍然需要外部市场需求来消化产能，更加需要资源的进口、外资及技术的引进来促进国内大循环的发展。同时，西部地区与东盟以及欧亚等“一带一路”地区紧密相连，只有加强西部地区与周边国家，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经济联通与循环，才能更好地实现我国西部区域层次清晰、渠道丰富的新时代对外开放格局，才能更好的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
“两河三地”紧邻蒙古国与俄罗斯，更应该加大区域开放力度，加强与周边国家交通运输设施建设，将中蒙经济走廊建设摆到重要发展位置上来，并通过构建核心枢纽城市带动区域发展;积极发挥甘肃省河西走廊在丝绸之路对外开放中的核心战略地位，以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形成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有力支撑;高效助推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的先行先试和宁夏银川综合保税区的建设步伐，把握中阿博览会举办机遇，全力助推宁夏对外贸易高速发展。
站在新时代的历史关口，展望“十四五”规划，西部大开发战略与双循环发展格局相得益彰，而“两河三地”的发展理应是西部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也是构建双循环无可厚非的关键一环。探索高质量发展的西部路径，培育西部区域新经济增长极，加大我国经济发展的活力与韧性，是未来我国拉动内循环、激活双循环的动力之源。
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笔者看来，双循环的提出，既是对短期疫情冲击下国内外经济政治环境新情况、新问题的应对，更是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长远出发，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展望未来，立足大循环，促进双循环，直面国内经济的结构性失衡，释放内需潜力，对于我国实现跨越式发展，实现创新驱动下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促进国内大循环是应对世界大变局的必然举措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世界经济陷入深度衰退，中美分歧与博弈加剧，全球供应链、产业链遭遇明显冲击。而早在2018年，习近平主席便多次提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美国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兴起，给多年来形成的国际规则和世界秩序带来了严峻挑战，深刻影响着大国关系。此时形成国内大循环、构建双循环，是适应外部环境新变化、新局势的重要战略部署和要求。
从产业链层面来看，在过去几十年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国际分工与合作不断得到加强。在此过程中，我国形成了相对齐全的工业生产体系和相对完整独立的产业链条，并深度融入了全球价值链：占全球制造业附加值的近30%，占全球进出口份额的23%。然而，随着疫情催生产业链回流、中美贸易摩擦持续，以及全球成本竞争优势发生转移，使得国际大循环面临前所未有的变动。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新冠肺炎疫情下，多国反思缺乏基础医疗设施自主生产能力、过度依赖我国的困境，借此加大了吸引制造业回流的力度，这可能导致涉及民众医疗卫生、国家安全等基础产业的全球产业链重构。二是中美贸易摩擦削弱了我国商品在美国的竞争力。目前，我国过去四年出口到美国的前15大商品中，已有14类占美国进口市场的份额在减少，其中不仅包括劳动密集型商品，甚至高附加值商品的出口也受到来自美国近邻墨西哥的竞争。三是东盟凭借劳动力、资源等低成本优势，在全球贸易活动中的重要性持续上升，一定程度上压缩了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全球的占有率。
更加深刻的变革来自于中美关系新格局。近期，中美交锋正在贸易、金融、科技、军事、意识形态等诸多领域展开，且博弈不断升级。
在政治方面，2020年7月1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香港自治法》，以我国通过《香港国安法》、破坏香港自治为由，授权行政当局针对我国相关人士及金融机构，实施包括禁止财产交易在内的制裁措施，首批制裁清单包括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中联办主任骆惠宁等11位香港及内地驻港高级别官员。从目前的博弈态势看，不能排除在11月3日美国大选投票前，特朗普最大限度使用其拥有的法律授权，扩大制裁范围的可能。
在技术领域，最近一段时间，TikTok被美国政府要求强制出售，白宫展开以去中国化为目标的“净网行动”，接着又颁布行政命令封杀TikTok和Wechat。美国针对我国科技公司的“组合拳”接二连三，不仅针对“硬科技”，还加大对“软科技”企业出手的力度，加速与我国在科技领域脱钩。如果科技脱钩的趋势无法改变，一场影响更加深远的新型数字铁幕或不可避免地要落下。
在金融领域，美国就中资企业海外融资加大限制。如近期中美会计准则和审计合作之争加剧，美国财长姆努钦表示，中国和其他国家不符合会计准则的公司到2021年年底，需从美国退市;而之前参议院通过的《外国公司问责法案》(待众议院通过和总统签署)亦对我国赴美上市企业提出苛刻要求。除此以外，美国还可能会加大对部分中资金融企业的制裁。
变局同时蕴含机遇与挑战。笔者总体认为，从“国际大循环”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体现了我国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积极战略选择与调整。
促进国内大循环是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疫情冲击下，我国经济表现出了较强的韧性。二季度，我国GDP增速重新回升至3.2%，在全球范围内首先走出了疫情阴霾。然而，尽管迎来疫情后的经济快速反弹，但当前我国经济仍面临四大结构性失衡，给经济反弹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挑战。
一是生产端的恢复快于需求端。当前工业生产恢复较快，4.8%的增速接近疫情之前;但需求端的恢复要相对缓慢，7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为-1.1%，仍旧处于负增长区间。
二是工业恢复快于服务业。第二产业GDP增速大幅反弹14.3个百分点至4.7%;而第三产业仅回升7.1个百分点至1.9%。部分服务业(如住宿餐饮、租赁与商务服务业)还处在深度负区间。
三是大型企业恢复快于中小企业。7月，限额以下企业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为-3.7%，连续五个月低于限额以上企业，且差距进一步拉大;制造业PMI也显示，小型企业景气度趋于回落，与大型企业表现显著分化。
四是实体与金融的不平衡，即实体经济下滑、金融体系扩张。疫情之下，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加大，资金流入股市现象显著;但在实体回报率仍然低迷的情况下，流动性存在“脱实向虚”的倾向。
此外，在过去三十年的经济高增长中，供需失衡、区域失衡、行业失衡、企业失衡的矛盾有所加剧，成为困扰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难点。例如，实体经济结构方面，我国长期面临产能过剩局面，但供给难以满足需求，不少高品质商品还需依靠外部渠道才能获得满足;区域层面，东部沿海城市发展较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相对滞后;行业层面，金融业和房地产扩张与实体经济回报率下降形成反差;企业层面，民营经济发展常常面临着“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等障碍，生存空间弱于国有企业。
因此，通过优化经济结构，持续释放内需潜力，缓解结构性失衡，立足内循环，促进双循环，是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立足大循环，实现双循环的政策着力点
内外部经济形势的深刻变革以及我国经济面对的长短期的挑战与压力，使得我国决策层做出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最新部署。而这也可能成为贯穿我国未来5—10年发展的战略纲领,成为“十四五”规划的指导方针。为了促进双循环，如下五大政策发力点值得特别关注：
第一，“双循环”并非闭关锁国，应保持积极开放态势。我国巨大的市场规模、完整的工业体系、完备的基础设施,在全球范围内独具吸引力。在产业链转移风险加大的背景下，仍应通过加大开放措施，加速海南自贸港建设等，吸引外资流入。与此同时，也要做好外部经济衰退背景下的政策应对，包括：鼓励出口转内销，在电子、医疗、高端制造等关键行业提供政策优惠，大力推动进口替代;以多边主义稳定贸易投资，加快中日韩自贸区和中欧投资协定等经贸框架的谈判;在保证产业链不过快流出的情况下，积极发展与东南亚等经济体的经贸关系;助力外贸企业寻找替代出口市场。
第二，培育高质量的国产服务供给，扩大国内最终消费。短期内，应通过出台扶持政策措施，稳住目前的消费回暖势头，加大对消费薄弱地区和低收入人群的定向支持。如可通过增加转移支付、金融定向支持以及发放消费券、现金券等方式，提高特定群体的可支配收入水平，延续国内消费难能可贵的回升态势，进而推动服务消费尽快回到正轨。从长期看，我国经济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其零售市场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零售市场。未来，应将要素市场化改革作为主要抓手，以推进新型城镇化为主要方向，进一步释放市场活力。
第三，提高科技供应链的韧性。短期而言，应对美国对中方的技术封锁，应当筛查海外供应链，特别是具有战略安全意义的海外供应链，查明上游设备、零部件、软件等受美国管控的部分，对其中不能自产的，要提前准备非美国的替代品。长期而言，根本的解决途径仍然是加强基础研究，提高政策层面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此外，在创新科技领域，我国应该积极参与国际数字经济贸易和服务规则的制定，把数据安全、技术安全、金融安全问题留在经贸框架内，主动打造国际贸易的前沿阵地。
第四，建立更加协调的区域经济体系。鼓励通过新型城镇化建设释放经济增长新动能，推进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长江经济带开发、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地区协调平衡战略，缩小区域经济之间的差距;同时，降低沿海外贸企业的成本与转移压力，尽可能鼓励和引导有条件的企业留在国内，与中西部地区形成梯队承接，避免大量对外投资对国内制造业形成抑制，促进区域的均衡发展。
第五，全面深化改革，激发实体经济活力。要推进传统行业数字化转型，推动创新生产要素供给;释放民营经济活力，推动教育和科技体制的改革;深化多层次资本市场改革，优化资源配置，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推进农村土地市场化改革，释放要素市场化改革红利。
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也就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积极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主动适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战略谋划和康庄大道。
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新发展理念引领下的科学内涵
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的“双循环”有“一般内涵”和“特殊内涵”之分。“双循环”的“一般内涵”是指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循环都处于双循环的“一般状态”。从经济活动的规律来看，在经济全球化、产业链和供应链全球布局的今天，任何国家和地区经济在内循环的同时，都不同程度地主动参与或被动卷入了外循环，只不过内循环与外循环的比重、结构有所不同，这就是“双循环”的“一般内涵”。
从经济发展战略导向来看，一个国家或地区选择以外循环为主，还是以内循环为主，或者是内循环与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战略，是由其发展阶段特征所决定的。美国、日本等世界发达经济体所走过的“以内循环为主——外循环为主——内外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演进路径，就诠释和佐证了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双循环”的阶段性特征和路径抉择。
中国过去的经济循环也是一种“双循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提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是一种特殊时期的“双循环”;在没有实行改革开放的时代，我们参与国际循环的路径主要是“转口贸易”，那时中国的“双循环”是一种低水平，外循环严重受阻的双循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依托加工贸易“大进大出”，使中国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外贸依存度一度高达 64.24%，同样是一种以国际大循环为主的“双循环”。
现在所强调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新发展理念引领下的“双循环”，是以创新引领为第一动力、以协调为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以绿色为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以开放为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以共享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双循环”。也就是说，现在所强调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双循环”。我们现在所强调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已经不是“一般内涵”的“双循环”，而是具有“特殊内涵”的“双循环”。
现在所强调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特指中国已经由一度的国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相互促进的双循环“旧”发展格局，转变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即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
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理论逻辑和战略抉择
在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关键时期，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深刻、厚重和系统的理论逻辑，是中国突破“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战略抉择和“中国方案”的有机组成。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不仅仅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国内外严峻复杂形势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应急之举，更是顺应大国经济发展规律，把握中国经济发展主动权，扩大中国市场优势，稳定和优化产业链供应链，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增强中国高质量发展活力和可持续发展韧性、进一步深化中国的改革开放，重塑国际合作新势能和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重手棋”。
1. 把握中国经济发展主动权的高位谋划
中国经济具有潜力足、韧性强、回旋空间大的特点，不仅是“全球工厂”，更是全球最大的市场。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有利于我们掌握国际分工主动权，保障中国经济体系安全稳定运行，是有效应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大环境、保障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的稳健运行。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拓展市场空间、优化和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的大国经济循环和大市场的逻辑。特别是 14亿人口生存与发展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动权必须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内构建新发展格局，与时俱进地适应了国内基础条件和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国际环境变化的特点，更体现了守成大国发展阶段转型的战略谋划;不仅仅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修复经济均衡的有效应对，更是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过程中，基于新发展理念引领的发展格局的主动转型。
2. 大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抉择
历史上的经济强国大都是贸易强国，17 世纪的荷兰、18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美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均是如此。因为，国际循环不仅能弥补本国资源禀赋的不足，而且能让该国通过学习效应、溢出效应和示范效应等带动国内循环，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但是，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本。要想维持一个大国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国内循环仍然是内生性的决定因素。从西方经济发展历史看，生产资料的扩张是资本主义早期经济增长的关键，这一过程维持了上百年，但终结于生产过剩导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伴随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进步，国内消费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日本、德国、美国、英国等这些大国经济发展的规律表明，一旦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必须要逐步从外向型为主的双循环，演进成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中国内需规模和内需结构已完全具备了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坚实基础。中国经济要实现外循环乏力背景下的可持续发展，必须顺势而为，主动作为，扩大内需，“堤外损失堤内补”，实现可持续的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3. 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迫切需要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美好生活需要的长期战略是高度契合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美好生活诉求中有大量中国的、民族的、地方的元素和特质，需要以畅通国内大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高性价比的商品、服务、文化、生态产品等来满足。这样，才能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只有把 14亿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放在国内大市场上来实现，才具有保障性和安全性，才能增强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4. 实现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经济的外循环为主并不是发达国家的标志，也不是高质量发展的主要路径。单靠外向型经济支撑不起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更支撑不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特别是，中国一度在沿海地区“两头在外”的外循环，出口 1000亿美元的代工品，进口800亿美元的零配件，扣除进出口流通费用，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大约就是100亿美元。但是，其对外依存度则高达1800亿美元。虽然“两头在外”的外循环模式对中国经济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这种“打工型”外循环属于低端的外循环，从而绝不是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路径。与此相反，发达国家出口500亿美元的芯片，就可能实实在在对该国经济贡献500亿美元，但它的外贸依存度比我们低得多。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实践看，2019年美国GDP总量是21.5万亿美元，外贸依存度只有19.5%，美国过去十几年一直维持这样的外贸依存度。日本也只有25%。欧盟作为一个经济体，其外贸依存度大约在22%。美日欧盟均是把内需作为一个磁铁，吸引天下各国与之相关联，最终靠内生的产业链供应链——“芯片”成为其强国战略的“压舱石”。“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中国遵循高质量发展演进规律的中国实践。
5. 重塑中国国际分工合作和竞争新势能的大国路径
世界经济发展历史和经验告诉我们，大国经济在全面崛起和创新布局没有强大的国内经济循环为主的“定盘星”，是难以形成不断改进的竞争力和驾驭全球资源配置的能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未来国际大循环提升和顺畅的基础，是中国竞争力和价值链地位全面提升的关键，是摆脱简单开放带来的比较优势低水平锁定效应的关键，是建立安全高效经济体系的关键。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和延续，是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大循环的“运动战”，是未来“十四五”期间重塑中国国际分工合作和竞争新势能的大国路径。
三、“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鲜明的“五新”特征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既有其他国家和地区经济双循环一般的属性，更有与其他国家经济不同的中国经济双循环特征;它既有与中国过去双循环的某些共同属性，更有中国新时代和新阶段的新使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特点和亮点在于“新”，凸显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主动性”“全面开放性”“发展高质性”“区域差异性”和“多层嵌套性”等五个层面。
1.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主动性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体现战略主动性的双循环。在对外开放过程中，中国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不仅具备全球最完整且规模最大的工业供应体系，同时还拥有超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巨大和需求多样的国内消费市场，已具备了构建国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格局的有利条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新发展理念在中国经济循环战略上的主动践行，也是新发展理念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认识和实践中的深化和提升，是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战略主动战。
2.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全面开放性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体现开放性的双循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不是闭关锁国，也不是“出口转内销”。其目的在于激发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地联通，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即使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内循环”，它一方面以国内分工体系和产业体系为支撑，以国际循环为补充，以生产、分配、流通、消费为载体的动态发展体系，新时代的内循环体系是开放的;另一方面，“内循环”也要利用外资、外企、人才和技术在国内生产，是开放性的“内循环”。也就是说，“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除了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进一步拓展“外循环”的新空间之外，还要着力把一部分过去需要进口的商品转化为引进外资在国内生产，把部分过去的“外循环”转变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内循环”。
3.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发展高质性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体现高质性的双循环。 5G、人工智能、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正在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赋予新动能。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外循环”层面解析，中国必须要提升中国进出口商品与服务的质量、效率和动能，提高单位外贸依存度的“含金量”和科技含量。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内循环”层面解析，我们必须促进国内经济向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产品质量优良化方向转型。
4.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区域差异性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体现区域差异性的双循环。过去沿海“外循环”强势的省份，可能受到的冲击较大，转型发展的紧迫性更加强烈，“壮士断腕”的决心更大，措施更有力。这些区域会迅速地将外向型经济模式切换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模式，更多关切深耕国内市场、固化产业优势，市场经济“赢者通吃”和“马太效应”的态势可能更加显性。内陆地区的省份，“外循环”比重虽然不大，但基于“一带一路”建设步伐的加快、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构建，外贸呈现出难得的“逆势增长”好势头。“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外循环”，其对象国和地区结构也呈现出区域差异性。与中国外贸摩擦大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其比重会降低;欧盟、一带一路地区特别是东盟、日韩等参与中国“外循环”的比重会呈现增长势头。因此，各地要根据其资源禀赋和产业特色，以田忌赛马思维，各显神通，扬长避短，取长补短。
5.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多层嵌套性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体现多层嵌套性的双循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不是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两个循环简单的物理组合。这种“双循环”新格局是“内循环”与“外循环”的“物理组合”与“化学反映”的多元复杂排列组合。“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有不同产业之间的循环、地区之间的循环，各种大力模式的交织循环、复杂循环、多元循环等;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不排除有个别的产业存在“外循环”为主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