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抹记忆好似心灵之腹，快乐或忧愁一如甜的或苦的食物，记忆记住一事，犹如食物进入腹中，存放腹中，感觉不到食物的滋味了。——卢梭《忏悔录》
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敢于暴露自己的一切内心世界，以至于让人觉得坦率得令人惧怕的人的话，那就是法兰西历史上的文化巨人——卢梭!
如果说有一部自传，而又以自传进入人类思想史领域和文学领域的最高层的，那就是卢梭的《忏悔录》!
《忏悔录》，调子沉郁凝重、慷慨啸歌、忧愁幽思、充满悲愤的自辩和滔滔不绝的申诉;同时，也是真诚、深情而带有伤感的追怀的色彩;对过去的充满坎坷的荆棘长途怀有痛惜的感情;对自己无处寄托、无法排解的深邃的心事仰天浩叹;向赋有同情心的读者诉说不完对命运连心扯肺的抗争的质问;对自己立于天地之间的使命和所追求的事业有气贯长虹、令古今变色的信心。
卢梭在《忏悔录》中以真诚坦率的态度讲述了他自己的全部生活和思想感情、性格人品的各个方面，他大胆地把自己不能见人的隐私公之于众，他承认自己在这种或那种情况下产生过一些卑劣的念头，甚至有过下流的行径。他说过谎，行过骗，调戏过妇女，偷过东西，甚至有偷窃的习惯。
这些卑劣的事迹，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恨不得让它销声匿迹，如此赤裸裸的将自己的内心矛盾恐惧困惑与违背道德的所作所为展露于世，除了卢梭，谁还做的到呢?
那抹记忆好似心灵之腹，快乐或忧愁一如甜的或苦的食物，记忆记住一事，犹如食物进入腹中，存放腹中，感觉不到食物的滋味了。对于卢梭来说，所有好的不好的记忆，当它已经成为记忆，再回忆起来，再说出来，已经没有任何可以触碰他心灵的力量，有的只是反省。或许对于他来说，诚实与坦白比伪装的堂皇更加可贵并体现他高尚的人格品质。卢梭敢于正视自己的过往，并且毫不忌讳的坦诚自己的错误。
记忆并不是可怕的东西，但却只有很少一部分勇敢的人才敢将之公之于众。
近日，支部组织大家学习了《忏悔录》，我感触颇深。每一个案例，每一段忏悔，都引发我深深的思索：那么多曾经对党和国家的事业作出贡献的领导干部，最终却身陷囹圄，他们在升迁与成长的道路上经历了什么样的历程和诱惑?他们的幡然醒悟带给我们多少启迪和警示?这些鲜活的事例和发自内心的忏悔，让我深切的感受到，作为一名纪检监察干部，党纪党规的监督者、执行者，既要严格要求自己，时刻自省、自律、自警，又要做好本职工作，担负起监督执纪的职责和使命。下面，我谈几点感受。
坚持理论学习。要积极参加委局组织开展的“三强两提升”、“追赶超越”等主题活动，把集体学习、自学与工作有机结合，深刻领会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学习党章党规和党在各个时期的方针政策，不断提升自己的政治理论水平;进一步改善工作作风，提升业务能力，塑造纪检监察干部的良好形象。
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充分利用支部小组讨论和组织生活会，经常性、有针对性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通过学习纪检监察系统先进人物事迹，通过与“追赶超越”活动中的标杆人物对比，查找自身工作中存在的不足，正视差距，深刻剖析原因，给自己设立标准和方向，明确今后工作中在哪些方面需要加强与努力。
坚持正确的权力观。要高度重视自身建设，时刻以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学习并自觉遵守廉洁自律规定和机关各项规章制度;要以《忏悔录》中的案例为镜鉴，以反面典型警醒自己，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树立服务创新意识，永远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服从领导安排，坚持原则、敢于担当，不越权、不失位，尽职尽责完成好本职工作，做一名务实清廉的纪检监察干部。
再没有比《忏悔录》更能体现出记忆和期待之于幸福的意义的了。在本书的开头，奥古斯丁点明了贯穿全书的两大主题:寻找自我，寻找上帝。人之所以悲惨，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失去了自我，而之所以失去自我，乃是因为失去了上帝;人要获得幸福，就必须在寻找上帝的过程中发现真正的自我。记忆和期待的意义就在于，只有通过记忆和期待，人才能实现这一双重的寻找。实际上，这双重的寻找可以归结于一个问题:人和上帝的关系。这不仅因为人是上帝创造的，更重要的还在于人的心灵乃是上帝的形象。只有认识到人和上帝的关系，才能理解作为人和上帝之中介的心灵--上帝的形象;而心灵作为上帝的形象，恰恰就是人最真实的自我。从这个意义上讲，《忏悔录》的写作目的，就是在自我身上寻找上帝的形象。
如何寻找?既是通过记忆，也是通过期待。奥古斯丁对自我的记忆，不仅追溯到常人无法记得的幼年，甚至提出“在出生之前，自我是否存在，存在于何处”的问题，而且通过对生平的追忆，奥古斯丁细致入微地揭示了自己身上的罪性，以及向善、向恶的两股力量作为对立的意志在他心灵内部的长期争斗。他认为，从婴儿时期开始，人就充满了罪性，终其一生都无法彻底摆脱;然而同样真实存在的，是一种不断求善的意志，要求人朝向上帝，按照上帝的诫命生活，同自己的罪性斗争。对生平的记忆，就是为了不断确认这股引人朝向上帝的力量;而记忆不仅要追溯到生命的初始，甚至要越过生命，往生命之前无限延伸，就是因为这股力量最终来自先于一切生命的上帝。其实，这股向善的力量就是内在于心灵的上帝形象，它是上帝在创造人的初始所赋予人的恩赐。在《忏悔录》的每一章开始叙述或者讨论之前，以及在全书行文的各处，都充满了奥古斯丁对《诗篇》的引用。布朗(PeterBrown)在他撰写的传记《希波的奥古斯丁》中指出，《诗篇》的祈祷语言，是奥古斯丁所能找到的，能够表达他写作《忏悔录》的深沉动机的唯一语言。而祈祷语言所呈现的正是一种期待的姿态。奥古斯丁的记忆和忏悔，始终处在一种朝向上帝、朝向永恒幸福的期待的指引之下;《忏悔录》的全部写作，都在这种期待中获取力量。属尘世的记忆和期待之所以显得虚无，是因为所记忆和所期待的，顶多是短暂而相对的善好;更不用说，如果记忆和期待的对象是罪的快感给心灵留下的影像，那么人将在时间中彻底沉沦，无法摆脱罪的习惯对心灵的桎梏。但是，对上帝的记忆和期待却不同，因为这时记忆和期待的对象乃是最为真实的存在--上帝。上帝是比人的心灵更加内在的本质，是比人的自我更加真实的自我。在这个意义上讲，正是对上帝的记忆和期待，把时间中的人和永恒的上帝联系起来。在对永恒上帝的记忆和期待中写作《忏悔录》的奥古斯丁，虽然仍然处于时间之中，但是他难道不是真正幸福的吗?
答案无疑是肯定的。不幸的根源在于失去上帝和自我，幸福的关键在于重新获得上帝和自我，而这又以理解上帝和自我的关系为前提。记忆和期待之所以能够指向幸福的实现，就是因为对上帝的记忆和期待是自我和上帝最为恰当的关系。记忆上帝，意味着承认上帝是先于自我的创造者;期待上帝，意味着认识到上帝是真正值得追求的善好。而人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正是因为人的心灵是上帝的形象，拥有和上帝相似的三位一体，其中，对过去的记忆对应于人的存在，对现在的关注对应于人的理性，对未来的期待对应于人的意志或爱。人的堕落在于其三位一体朝向了错误的方向，而人的得救在于他对三位一体的正确运用。存在、理性和意志并不是心灵具有的三个功能，而是从不同的角度对同一个心灵的不同描述。犯罪后的人背离上帝的后果既体现为存在于时间中的虚无处境，也体现为理性的孱弱，更体现为意志的错误追求。因为心灵的整体堕落，人的存在是悲惨的在死，人的理性无法把握时间的本质，而人的意志无法朝向真正的善好，反而沉迷于尘世的善好甚至罪的快乐。而人的得救，则在于心灵恢复和上帝的关系，从爱尘世、爱自己转向爱上帝，从理性的骄傲变成真理面前的谦虚，而人的存在也将由时间中的虚无转变为朝向永恒的幸福。
通过正确的记忆和期待，人能够在他身上找到上帝的形象，也就是人的三位一体。而人对他的三位一体的正确运用，则能够恢复他和上帝之间的关系，从而获得真正的自我。和古典思想一样，奥古斯丁也要面对“认识你自己”的问题，然而奥古斯丁对这个问题的回应却和古典思想迥异。苏格拉底在执行神谕后得出的结论是，人其实没有什么知识，只能带着无知之知的谦虚不断地追求智慧。事实上，苏格拉底的无知之知并没有正面回答“自我是什么”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古典思想那里，远远没有在奥古斯丁身上这样复杂和迫切。追求智慧的无知之知，体现出人的自然在于理性，从而运用理性的爱智便是最高的生活境界。但对于奥古斯丁来说，理性，连同人的心灵本身，都不是人的本质。人的真正本质是高于人的上帝，只有认识了上帝并理解了上帝和自我的关系，人才可能真正“认识他自己”。幸福不在于追求智慧的理性活动，爱智的生活只有在爱上帝的前提下才有意义。
通过上文对时间问题的讨论，我们已经触及奥古斯丁的思想和古典哲学的差异。这种差异的根源，正是在于双发对真正的幸福持有不同的理解，而这又集中反映在双方对“认识你自己”这个问题的不同回应之中。我们发现，问题的关键在于理性的地位。古典思想发展到古代晚期，呈现出强烈的宗教化趋势，这在普罗提诺和波菲利的思想中体现得极为明显。然而，无论怎么宗教化，古典思想仍然坚持理性至上的原则。从根本上讲，普罗提诺的太一不过是对于最高的理性原则的宗教化表达而已;波菲利虽然诉诸各种巫术和魔法以求实现灵魂的解脱，但他从来没有把这些非理性因素纳入其哲学体系，而是承认没有任何学说能够解救人的灵魂。与此相反的是，奥古斯丁认为，在超越理性的上帝面前，理性的意义是相对的;而在堕落后的人类身上，理性的能力更是极其孱弱。要想获得幸福，除非通过对上帝的记忆和期待。记忆和期待虽然属于人的理性心灵，但是所记忆和期待的对象，却是超越理性的上帝;此外，在奥古斯丁对人的三位一体的阐释中，心灵中的理性对应于时间中的现在，与能够记忆和期待上帝的其他两个位格(记忆和爱)相比，它恰恰是最容易背离上帝，导致骄傲的原罪的。《上帝之城》对古典思想的全部批判，都可以看作是对这种背离上帝的骄傲理性的批判。奥古斯丁当然不是德尔图良那样的非理性主义者，然而理性在奥古斯丁的思想中确实不是最高的原则，它必须接受信仰的指引;正如生活在时间中的人，只有在回忆和期待着上帝的前提下，他的现在才可能是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