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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文史发行会主持词

教育文史发行会主持词


  我在《文史哲》编辑部工作七八年,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73年到1975年初,主要是主持《文史哲》复刊;第二阶段为1979年到1984年底,我从山东省委回山东大学(微博 招生办),重新主持《文史哲》编务。我在《文史哲》工作时的社会环境,与现在已有天壤之别。当年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刊物处于风口浪尖上,我们动辄得咎,还有没完没了的检讨与检查,所以整天如履薄冰,提心吊胆。对我来说,这七八年过的是苦日子。十多年前,就答应北京友人以“我与《文史哲》”为题写回忆录。可是,“忆苦”未必“思甜”,再加手头事情不断,总是半途而废。如今,要纪念《文史哲》创刊六十年,编辑部嘱我写点文字。我且把1973年复刊及相关事情,凭记忆记录于后,仅供参考。

  一、全国十家综合性大学学报同时复刊——《文史哲》复刊由山东省革委领导

  1973年《文史哲》复刊时,山东大学在曲阜,不在济南。1970年夏秋间,山东大学奉命一分为三。理科留在济南,改称山东科技大学;生物系合并到泰安的山东农学院;文科全部迁往曲阜,与曲阜师范学院合并,称山东大学。大概是1973年4月间,曲阜山大党委决定由校党委副书记李镇为《文史哲》编委会主任,校革委副主任吴富恒教授为编委会副主任,任命我为编辑部副主任,主持常务工作。吴富恒(1911—XX),河北滦县人,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在哈佛大学师从文学批评大师瑞恰慈教授;1942年回国,任云南大学教授;1950年,随华东大学合并到山东大学;“文-革”前是山大副校长,人称“吴校长”;1973年,为校革委副主任。李镇,工农干部,初中文化,曾任《大众日报》副总编辑。《文史哲》编辑部成员,除我外,计划中的编辑部主任是在北京工作的山大校友丁伟志(未到任)。编辑有刘蔚华(代表曲师院)、孟繁海(未到任)、史学通、侯宜杰等。另外,调原来在编辑部工作的顾琴芬、宋桂芝两人立即回来工作。

  借此机会,我想纠正当今传媒上误传的两个数字。《中国出版网》“出版人物”栏有关我的介绍材料说:“1973年初夏,全国16家学报同时复刊。山大《文史哲》为其中之一。刘光裕由山东省革委回山大后,被任命为编辑部副主任,全权负责复刊事宜。1973年10月,《文史哲》复刊号发行,以其富有学术色彩,征订数高达70多万份,为全国仅有。”“1979夏,回山大;9月,再次出任《文史哲》编辑部主任;1983年,《文史哲》发行量增至3.3万份,高居全国同类刊物之首。”这些文字中,两个数字有些出入。其一,在我记忆中,1973年复刊并公开发行的学报是10家,不是16家。这10家,都是直属教育部的综合性大学,没有师范大学,没有理工科大学。这10家,除山东大学外,还有北京大学(微博)、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招生办)、厦门大学、武汉大学(招生办)、中山大学、吉林大学、四川大学。“中国出版网”的16家之说,不知是否另有根据。1966年“文-革”开始后,全国学报都停刊了。1973年10家学报的复刊,是中央决定后通知学校的,并不是学校自己决定的,《文史哲》也是如此。1973年以后,公开出版的学报逐渐多了起来。“十年浩劫”的后期,全国的刊物以大学学报为多;学报以外的刊物,大都到“文-革”结束后才恢复。其二,在我记忆中,《文史哲》发行量增至3.3万份,好像不是1983年,是1982年。这些事情,年代久远,记得的人越来越少。不过,仍有档案可查,并非不能弄清楚。

  再回到《文史哲》复刊。山大党委为何任命工农干部李镇为编委会主任,吴富恒教授为副主任?《文史哲》创办时吴富恒就是副主编,1955年后一直是编委会主任。“文-革”十年是非常不正常的特殊时期,全国“以阶级斗争为纲”,任何工作都必须走阶级路线,必须依靠工人阶级与贫下中农。李镇因为是校党委副书记,是工农干部,所以能做《文史哲》第一把手;吴富恒因为是教授,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以只能做第二把手。这样的任命符合阶级路线,可是我的心里不能不犯嘀咕,今后业务问题该请示谁,听谁的意见呢?

  《文史哲》停刊七年后复刊,许多工作必须从头做起。编辑部成员中,除刘蔚华一人很快报到,其他人要从外单位调进来,不可能很快。刘蔚华有一篇文章要写,暂时无法做具体工作。所以,做编辑工作的实际上只有我一个人。办《文史哲》,吴富恒本是驾轻就熟,胸有成竹,我只需跟着他做事就行。1973年,吴富恒62岁,我37岁。我们师生一老一少,很容易形成默契。首先是开座谈会,征求意见。主要是征求山大教师的意见,也在山东师院等校外单位征求意见。在听取意见的基础上,确定了办刊方针与复刊计划,并向山东省革委政治部汇报。这些事情要在当年的5月完成,否则就影响当年复刊。接下来的任务,是筹集文稿。充实编辑人员与建立编辑部工作秩序,只能与筹集文稿同时进行。我们的目标是,力争复刊号在第四季度问世,并在年底或年初将1974年第1期文稿送印刷厂。1973年余下的半年间,我必须拿到两期文稿;否则,复刊可能落空。千头万绪,哪一项都是不能不做。困难真的很大,幸好复刊的人气很旺。山大文科自搬到曲阜以后,教职员工们一直闷闷不乐,听说《文史哲》复刊,无不欢欣鼓舞,希望借复刊恢复文科声誉,促进搬回济南。校内校外,支持复刊的人很多。校园里几乎人人都乐意为复刊做工作,有事请谁帮忙都可以。人心齐,泰山移。1973年我忙得天昏地黑,然而一路顺风,并不觉得太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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