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朗乾坤，大千世界，何谓老师？
这样说，似乎有些矫情。真的，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有这么一问。
华夏文明，植根在灿烂的山河里，历久弥新，丰富多彩。
据说，在宋朝和元朝时期，民间对幼儿、小孩的启蒙教员，就称呼为老师。由此，老师便成为专属于学生对教师的一种尊称，一直沿用至今，也成为一种职业。
中国的典籍里，老师多被称为：师傅、夫子、讲郎、教书先生等等。
唐代的大学者韩愈在《师说》里提出：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
这是古人对老师一词的定义。意思是说：古代求学的人一定有老师。老师，就是传授道理、教授学业、解答疑难问题的人。人不是生下来就懂得道理的，谁能没有疑惑？有了疑惑，如果不跟从老师学习，那些成为疑难问题的，就最终不能理解了。
而且，老师的任务和责任，也非常的明确：教书育人。要先成人，后成才。为人师表之人，才能解惑答疑。
因此，对老师的称谓，又有了更广泛的延伸。如：教师、师长、导师、先生、园丁、慈母、蜡烛、春蚕、春雨、人梯、孺子牛，等等。
无疑，老师是“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践行者，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老师，既平凡，又神圣。既普通，又伟大。既艰辛，又光荣。
我们这代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20世纪60年代末期，走进小学的课堂。从一草一木开始，引导我们认识炎黄故事的，便是老师。
我读小学，是从三年级起步的，老师姓凌，180厘米朝上的个头，身板笔直，四方脸，大背头。既刚毅，又儒雅，似乎不像小学老师。然而，他就是我的老师。而且，语文、算术等几门课，都是他一个人教。
凌老师是什么出身，我不知道。但是，学识渊博，才华横溢。教学经验丰富，工作认真负责，是不言而喻的。我们那个班，好像还是个复式班。也就是说，一个班里，几十个学生，却不是一个年级的。课堂上，凌老师的课程，是重叠的，需要轮流的教授。
课前，是否要备课，不得而知。但是，上课次数多，作业批改量大，当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凌老师还是一位书法家，粉板字、钢笔字、毛笔字都写得好。尤其是毛笔字，无论揩书、隶书、行书、草书，都有出神入化的表现。也因此，我从三年级开始，就练习书法。凌老师还专门用田字格的本子，给我写了一本字帖，是柳体楷书。可惜，我没有坚持下来，没能写出凌老师希望的成就。
我读中学时的主课老师是张老师，师范大学毕业的。虽然，他的家也住在乡村，除了学校的工作，还要做些庄家地里的活。不过，丝毫不影响他教书育人的职责。
每天早晨，张老师和我们这些学生一样，匆匆忙忙地向学校赶去。到了学校，来不及喝上一口水，拿上粉笔盒、黑板擦、课本，赶在上课铃声响起的同时，站在讲台上，等待着学生们的第一声问候：“老师好！”
“同学们好！”张老师很平静地回应道。就此，开始了他一天的工作。
张老师为人谦逊、敬业、认真，是全校公认的优秀教师。
我家兄弟姊妹多，有三个孩子在同一所学校读书。可是，家里的活计，只有妈妈一个人做。鸡、鸭、鹅、猪等一大群的牲口，便顾不上了。我们要上学，也要抽时间管它们。因此，迟到、早退、缺课是常事。成绩时好时坏，也就成为必然。
我家和张老师的家，住在学校东南部的同一个方向。经常，下午放学时，张老师会叫上我一路回家。一路走着，张老师有意无意的与我闲聊着，聊着，聊着，就聊到书本上的课程了。哪里，我落下了。哪里，我似懂非懂的。几条田埂走完了，快到家时，我的课业捋顺了。张老师会盯瞩一句：“回家吧。晚上，再复习一遍。”
张老师以他那自然、浅显、平淡，几乎没有任何痕迹的方式，恰到好处的，指点、引导着我。使我一步一个脚印地，踏入社会，迈向人生。
我参加工作时，只是个不足二十岁的愣头小伙子。肚子里没有多少墨水，偏偏爱上了文学，不知天高地厚，无所顾忌的写起小说来了。梦想着，有朝一日，要成为作家。其结果是，折腾、失败，失败、折腾。
经人指点，我拜访了文化馆的周馆长。
周馆长，是作家，只是还不太出名。不过，为人热情，乐于助人，喜欢培养后学。
知道了我的意思。周馆长笑了，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说：“看看，文学的魅力有多大！这么个小青年……”却又有些不太相信，看了我好大一会。说：“都写些什么呀？”
“小说、散文，都写。”我怯怯地说道：“就是，不知道怎么写。馆长，我要拜您为师！”
周馆长又笑了，笑得轻松、自然、开心。那张圆圆的脸上，像是喝了一杯老酒似的，火热，暖心。
稍停，周馆长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试探我似的。说道：“作家、作家，是‘坐’在家里的‘家’。辛苦、寂寞呢，你能坚持下去？”
“能，一定能！”我坚定地说道。
“那好，有思想准备，就是成功的基础。”周馆长很认真地说：“拜不拜师，不重要。你想写，能写下去，好！我们就共同切磋，共同提高吧。”
严格地说，我的文学梦，是从这一刻开始的。
我三天两头的，带着文稿，去找周馆长。无论在办公室，还是他家里。他都会放下手头上的“活”，聊我的“蓝天、白云。”聊我的“古往、今来。”我无一次，不是忐忑而去，兴奋而归。
有一回，周馆长生病了，发烧，躺在床上。可是，我来了。他迅速地爬起来，歪在床头上，一边打着喷嚏，一边看着我的稿子。
我说：“您休息吧，我改天再来。”
“没事。兴许，讨论、讨论，发发汗，就好了呢。”我不好坚持，坐下了。这一聊，就是一个下午。
《论语·述而》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这是孔子的经典学说之一，意思很明确：只要有三个以上的人在一起，就一定有人是我的老师，就有了学习的机会和目标。当然，是学他身上的“善”。
这段话里，还有个潜台词。那就是：也有人不可以当我的老师，不“善”的东西是不能学的。
因此，能当我师的，必学之。而且，还要“择其善”而“从之”。反之，不善之事，就不用学了。
如今，无论在什么场合，无论见到谁。听到最多的称呼，便是：老师。
一时间，老师，有了“广而用之”的效应。我有些怀疑，甚至，不能理解。
有时候，别人称我为老师。有时候，我也称别人为老师。而大多数的时候，都是听着别人，互相称呼老师。
叫在嘴里，听在耳朵里，似乎很顺溜。可是，总觉着有点别扭，有点“搞笑”。难道，我们每天所面对的芸芸众生，都是老师？
当然，也可以从另一个方面来理解这个问题。称呼别人为老师的人，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学生”的位置上，以谦逊的精神，以尊重的态度，面对社会，面对所接触的每一个人。
问题在于，被人称为老师的人，可能有几种反应。首先，会心安理得的认为自己就是对方的老师，没有丝毫异样的感觉。其二，心里很惶恐，可面子上却获得了某种满足。其三，根本就不认为自己是对方的老师。但是，理解对方是尊重自己的，为对方的谦逊、客气，而感激莫名。只是，怀有这种感觉的人，少之又少。
同样，称呼别人为老师的人，心理上的感觉也是不平常的。其一，对方就是学富五车的饱学之士。而且，诲人不倦，乐于助人，是真正的老师。其二，出于社交礼节，出于某种需要，必须称呼人家为老师。其实，根本不屑与此人打交道。甚至，鄙视所谓的“老师”。
我们天天都在称呼别人为老师，又被别人称为老师。严格地说，这些人，都只不过是社会形态中的一个人，一个食着“人间烟火”的平凡人而已。有人，在某一方面有专长。有人，善于某个层面上的事业。但是，要上升到老师的层面，显然不够。面子上，不够。实质上，也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流行用“老师”来互相称呼，似乎是华夏文明在渐渐地回归，普天下的人，一夜间变得儒雅、睿智了。实际情况呢，并非如此。这只不过是一种虚伪的表现，是一种“无信仰、无原则、无品格”的乱象与噱头。
民国初年，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提出以“同志”作为“革命者”之间的称谓。他在遗嘱中再一次的写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足见，人与人之间，并非只有老师一种称谓。
当然，同志一词不是孙中山先生发明的。春秋时，左丘明在《国语·晋语四》里说：“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后汉书·刘陶传》里写道：“所交与友，必也同志。”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全党以共产主义为信仰，党内人士称为同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同志一词的对象、范围逐渐扩大，同事、朋友，皆称同志。一个阶段，同志，成为九州大地上，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代名词。
改革开放以后，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同志一词淡化了。甚至，说同志是同性念的代名词。同志一词，与无形中退隐了。
在经历了“老板”、“领导”等一系列的称谓之后。“老师”成了“同志”以后的又一次转型升级，成为人人都必须接受的一种形式。
不得不说，“同志”与“老师”，根本不是一个概念。同志，虽与先生、长者、君等，有着同等的涵义，却不能与老师同日而语。老师，就是老师，是为人之师。甚至，可为人父，怎么能自降身份呢！
凌老师，以朴素、智慧的态度，成为我一生的启蒙者。张老师，以认真、求实的风格，成为我学识的奠基人。周馆长，以远见、卓识的胸怀，成为我文学的引路人。
他们都是平凡的人，执着于自己的事业，不为名不为利，不计较个人得失。尤其要说的是，他们不仅有专业的知识，还有为人民，为社会大众服务的奉献精神。而且，还有着就连他们自己，都不曾宣扬过的远大理想和无私敬业的品德。
很多时候，很多场合，人们不称呼他们为老师。甚至，有人根本就不知道他们是老师。
重要的是，每时每刻，他们都在做着老师的事业。他们，才是真正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