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小编给大家整理的拜访王巧兰女士散文，本文共2篇，希望大家喜欢!
拜访王巧兰女士散文
10月1日，在新中国建国六十周年之际，榆社县双拥办收到榆次的王巧兰女士捐赠的十五万元钱，她要在她的故乡――榆社县云簇镇东庄村为在抗战时牺牲的东庄烈士们修建一座烈士陵园。
王巧兰女士1923年11月2日出生于山西省榆社县云簇镇东庄村贫苦农家，1938年2月参加了革命工作，1939年5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她在八路军129师386旅卫生队工作。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她先后任村长，区妇救会常委、主任等。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榆社、太谷、清徐县委委员、县妇联主席、晋中地区妇联委员，榆次市总工会副主席，榆次市人大副主任，曾连续三届当选为山西省人大代表，1986年离休。她一生收养了四十多个烈士的孤儿，现在已经是一位87岁的老太太了，但她念念不忘曾经与自己出生入死英勇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最终献出宝贵生命的东庄烈士。为了让东庄人民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懂得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更为了东庄后人能够继承和发扬先烈们的热爱祖国、热爱家乡、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团结一致，把今天的东庄村建设得更加美好，她把自己的一生积蓄全部拿了出来，献给了东庄村，为东庄的烈士们修一座陵园。
1月9日，天气阴沉，寒风凛凛，我怀着非常景仰的心情，随榆社县双拥办的赵建平主任及东庄村村长、王巧兰女士的本家侄儿游二狗驱车去榆次拜见王巧兰女士。
车在高速上飞速地奔驰着，我眼睛盯着车窗外，但是心思却一直不在窗外的景物上，脑海里一直在不停地思索着王巧兰女士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心想，她一定生活得非常舒适：穿着非常体面；住着宽敞而且装修讲究房子；一定有专门的保姆照顾她；成群的'儿孙都围绕在她的身旁；我们坐在她家客厅里舒适沙发上，一边喝着茶水一边听她讲她过去的故事……所有的这一切，我都在脑海里不断地一遍一遍地构思着……
车很快就驶进了榆次市，忽然在晋中市中医院楼前停了下来。
我疑惑地问道：“你们来这里有事吗？”
村长说：“俺姑就住在这医院里呀！”
我一边随他俩往医院里走，一边心里嘀咕到：她都生病住院了，我们真不该来打扰她老人家。
我们乘医院的电梯在三楼停了下来，一下电梯,一股医院特有的消毒药水混杂着数不清的各种药的气味扑鼻而来。
我随着他俩来到一条长长的通道。老赵在通道右边的第三个门前停了下来，门的右上角挂着一个木牌子，上面写着“济困病房”。房门紧闭，他在门上轻轻敲了几下，里面没有声音。
这时，一年轻的护士从我们后边走来，问道：“你们是不是来看王阿姨的？那不是她吗？”
我们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前面一轮椅正在向后倒，可看不到轮椅上的人。
二狗马上走上前去，扶住轮椅说：“姑，你怎么出来了？”他一边说一边把轮椅转了过来，轮椅上坐着一位老太太。
哦，这就是王巧兰女士！我不由地仔细打量起来：她满头齐耳的银发，宽宽的脸颊，面目慈祥，一对非常大而且耳垂很厚的耳朵特别引人注目；她个子矮小身子却较胖，上身穿一件大红手织毛衣，下身穿一条黑色棉裤。看上去一点都不像一个大干部，而只是一个普通的老太太。
“二狗，你们什么时候来的？吃过饭了吗？”轮椅上的老人高兴地问道。
我们榆社人同亲朋好友见面时，不论是早上、中午还是晚上，打招呼的第一句话总是“吃饭了吗？”就如同城里人见面时打招呼说“早上好！”“中午好！”“晚上好！”一样。当听到王女士问我们“吃饭了吗？”我倍感激动，虽然她说的不是地道的榆社话，但觉得非常亲切，离家乡六七十年了还没忘家乡的语言习俗。
“姑，大晌午的你不在家睡一睡，出来干嘛？！”
“俺趁中午楼道里人少，出来锻炼锻炼身体，免得俺撞到别人。”
“你还担心你撞到别人？别人撞不到你就是万事大吉了！”赵主任笑着说道。
“俺总是倒着走，轮椅又太高大，俺看不到后面，防不住就撞到别人身上了。楼道里人少的话俺就可以避免了。”
我们一边说话一边推着王女士进了济困病房。一进门，映入眼帘的情形使我大吃一惊，让我感觉我们不是来到医院的病房里而是来到一位普通居民家。只有一间大的普通房子里，几乎没有可供人行走的空间：在门的左边，靠墙放着一张普通的木床和一个低低的木柜，在床和木柜之间的空隙杂乱地堆放着许多锅碗瓢盆；在门的右边，靠墙放着一个写字台和一张与左边同样的木床；房子的南面是窗户，在窗户前放着一张吃饭用的简易桌子和两个高脚木凳。不论是木床、木柜还是桌子，都已经非常陈旧，已经辨别不出它们原来的颜色了。两张木床上整齐地叠着好几条被子，写字台和饭桌上都摆放着许多杂物。整个房间里最引人注目的也是最昂贵的更是唯一的一件电器是写字台上的一台43英寸的液晶电视，几乎占满了整个桌面。屋子里所有的东西看起来都非常杂乱，而且屋子里并没有一丝的医院特有的消毒药水气味，整个房间弥漫着居家做饭的柴米油盐味。
“快坐下！快坐下！”一进门，王女士就一直热情地招呼我们坐下。
我们三人便随便在床沿和高脚凳子上坐了下来。
二狗从羽绒服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的纸递给了王女士：“姑，您看一下，这是咱们村抗战时牺牲的19位烈士的名单，您看看他们的牺牲时间、地点以及战役有没有不对的地方。”
“都写上了吧？没有漏下人吧？来，俺看一看。”王女士接过那张纸便认真看了起来。
“姨，真是太感谢您了，您为咱们榆社，特别是为东庄村做了一件好事、大事呀！”赵主任深情地对王女士说道。
坐在轮椅上的王女士，听了赵主任的话，马上把脸转向了窗户，眼睛伸向了远方，脸上的表情一下子变得严肃而凄凉起来：“俺这算什么？和俺一起战斗过的战友们有多少人为了国家、为了党和人民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俺现在老了，和俺一起战斗过的每个人，不论是活着的还是牺牲了的，他们的一言一行，每天都会像放电影似地呈现在俺的脑海里。想起每个战友牺牲时的场景，俺都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俺一个孤老婆子力量实在太小了，不能为每一个地儿牺牲的战友都立个碑、建座陵园，但是俺可以为东庄的烈士们做这些事，以此来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这是俺一直以来的心愿呀！”王女士在说这些话时，她眼前仿佛又浮现出了那炮火连天的岁月，浮现出了昔日战友们不顾生死安危奋勇拼搏的身姿……她的眼泪顺着脸颊流到了嘴角两边……
她扭过头来，说：“俺比他们幸运多了，不仅看到新中国的成立、看到穷人都翻身做了主人，而且过上了今天的幸福生活。俺掏再多的钱也是应该的……”虽然脸上还挂着泪珠，可分明呈现出了满脸的幸福感、满足感。
当问及她参加八路军队伍打击日本侵略者时，王女士记忆犹新，俨然不是一个87岁的老太太在回忆自己的过去，而仿佛是在讲述她刚刚做过的事情，滔滔不绝地给我们讲起了她的传奇人生……
一个朋友，嵌在一个人的心天中，如同星座在青空中一样，某一颗星陨落了，就不能去移另一颗星来填满她的位置！
我的心天中，本来星辰就十分稀少，失落了一颗大星，怎能使我不觉得空虚，惆怅？
我把朋友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有趣的，这类朋友，多半是很渊博，很隽永，纵谈起来乐而忘倦。月夕花晨，山颠水畔，他们常常是最赏心的伴侣。第二类是有才的，这类朋友，多半是才气纵横，或有奇癖，或不修边幅，尽管有许多地方，你的意见不能和他一致，面对于他精警的见解，迅疾的才具，常常会不能自已的心折。第三类是有情的，这类朋友，多半是静默冲和，温柔敦厚，在一起的时候，使人温暖，不见的时候，使人想念。尤其是在疾病困苦的时光，你会渴望着他的“同在”─—王世瑛女士在我的朋友中，是属于有情的一类！
这并不是说世瑛是个无趣无才的人，世瑛趣有余而才非浅，不过她的“趣”和“才”都被她的“情”盖过了，淹没了。
世瑛和我，算起来有三十余年的交谊了，民国元年的秋天，我在福州，入了女子师范预科，那时我只十一岁，世瑛在本科三年级，她比我也只大三四岁光景。她在一班中年纪最小，梳辫子，穿裙子，平底鞋上还系着鞋带，十分的憨嬉活泼。因为她年纪小，就常常喜欢同低班的同学玩。她很喜欢我，我那时从海边初到城市，对一切都陌生畏怯，而且因为她是大学生，就有一点不大敢招揽，虽然我心里也很喜欢她。我们真正友谊的开始，还是“五四”那年同在北平就学的时代。
那年她在北平女高师就学，我也在北平燕京大学上课，相隔八九年之中，因着学校环境之不同，我们相互竟不知消息。直到五四运动掀起以后，女学界联合会，在青年会演剧筹款，各个学校单位都在青年会演习。我忘了女高师演的是什么，我们演的是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预演之夕，在二三幕之间，我独自走到楼上去，坐在黑暗里，凭阑下视，忽然听见后面有轻轻的脚步，一只温暖的手，按着我的肩膀，我回头一看，一个温柔的笑脸，问：“你是谢婉莹不是？你还记得王世瑛么？”
昏忙中我请她坐在我的旁边，黑暗的楼上，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们都注目台上，而谈话却不断的继续着。她告诉我当我在台上的时候，她就觉着面熟了，她向燕大的同学打听，证实了我是她童年的同学，一闭幕她就走到后台，从后台又跟到楼上……她笑了，说这相逢多么有趣！她问我燕大读书环境如何，又问“冰心是否就是你？”那时我对本校的同学，还没有公开的承认，对她却只好点了点头。三幕开始，我们就匆匆下去，从那时起，我们就成了最密的朋友。
那时我家住在北平东城中剪子巷，她住在西城砖塔胡同，北平城大，从东城到西城，坐洋车一走就是半天，大家都忙，见面的时候就很少。然而我们却常常通信，一星期可以有两三封。那时正是“五四”之役，大家都忙着讨论问题，一切事物，在重新估定价值的时候，问题和意见，就非常之多，我们在信里总感觉得说不完，因此在彼此放学回家之后，还常常通电话，一说就是一两个钟头。我们的意见，自然不尽相同，而我们却都能容纳对方的意见。等到后来，我们通信的内容，渐渐轻松，电话里也常常是清闲的谈笑，有时她还叫我从电话中弹琴给她听，我的父亲母亲常常跟我开玩笑，说他们从来没有看见我同人家这样要好过，父亲还笑说，“你们以后打电话的时间要缩短一些，我的电话常常被你们阻断了！”
我在学校里对谁都好，同学们也都对我好，因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朋友”。世瑛就很热情，除了同谁都好之外，她在同班中还特别要好的三位朋友，那就是黄瑛（庐隐），陈定秀，和程俊英，连她自己被同学称为四君子。文采风流，出入相共，……庐隐在她的小说《海滨故人》里，把她们的交谊，说得很详细─—世瑛在四君子之中，是最稳静温和的，而世瑛还常常说我“冷”，说我交朋友的作风，和别人不一样。我常常向她分辩，说我并不是冷，不过各人情感的训练不同，表示不同，我告诉她我军人的家庭，童年的环境，她感着很大的兴趣……
然而我们并不是永远不见面。中央公园和北海在我们两家的中途，春秋假日，或是暑假里，我们常带着弟妹们去游赏─—我们各有三个弟弟，她比我还多两个妹妹─—小孩子奔走跳跃的时候，我们就坐在水榭或漪澜堂的阑旁，看水谈心。她砖塔胡同的家，外院有个假山，我们中剪子巷的门口大院里，也圈有一处花畦，有石凳秋千架等，假山和花畦之间，都是我们同游携手之地。我们往来的过访，至多半日，她多半是午饭后才来，黄昏回去，夏天有时就延至夜中。我们最欢喜在星夜深谈，写到这里，还想起一件故事：她在学生会刊物上写稿子，用的笔名是“一息”，我说“一息”这两字太衰飒，她就叫我替她取一个，我就拟了“一星”送她，我生平最爱星星，因集王次回的“明明可爱人如月”，和黄仲则的“一星如月看多时”两句诗，颂赞她是一个可爱的朋友，她欣然接受了。直至民国十二年我出国时为止，我们就这样谈而永的往来着。我比较冷静，她比较温柔，因此从来没有激烈的辩论，或吵过架，我们两家的人，都称我们“两小无猜”，算起来在朋友中，我同她谈的话最多，最彻底，通信的数量也最多（四五年之间，已在数百封以上），那几年是我们过往最密的时代，有多少最甜柔的故事，想起来使我非常的动心，留恋！
我出国去，她原定在北平东车站送行，因为那天早晨要替我赶完一件绒衣，到了车站，火车已经开走了，她十分惆怅，过几天她又赶到上海来送我上船。我感谢之余，还同她说，“假如我是你，送过一次也罢了，何必还赶这一场伤心的离别？”她泫然说，“就因为我不是你，我有我的想法！”─—庐隐有一首新诗，就记的是这件事，我只记得中间四句，是：
辛苦织成的绒衣，
竟赶不上做别离的赠品，
秋风阵阵价紧，
不嫌衣裳太薄吗？
在上海我们又盘桓了几天。动身之日，我早同她约定，她送我上船就走，不要看着船开，但她不能履行这珍重的诺言，船开出好远，她还呆立在码头上……
到美国以后，功课一忙，路途又远，我们通信的密度，就比从前差远了，我只知道从上海，她就回到福州去教书。在十三年的春天，我在美国青山养病，忽然得到她的一封信，信末提到张君劢先生向她求婚，问我这结合可不可以考虑，文句虽然是轻描淡写，而语意是相当的恳切。我和君劢先生素不相识，而他的哲学和政治的文章，是早巳读过，世瑛既然问到我，这就表示她和她家庭方面，是没有问题的了，我即刻在床上回了一封信，竭力促成这件事，并请她告诉我以嘉礼的日期。那年的秋天，我就接到他们结婚的请柬，我记得我寄回去的礼物，是一只镶着桔红色宝石的手镯。 民国十五年秋天，我回国来，一到上海，就去访他们夫妇，那时他们的大孩子小虎诞生不久，世瑛在床上，君劢先生赶忙下楼来接我，一见面就如同多年的熟朋友一样，极高兴恳切的握着我的手。上得楼来，做了母亲的世瑛，乍看见我似乎有点羞怯，但立刻就被喜悦和兴奋盖过了。我在她床沿杂乱的说了半小时的话，怕她累着，就告辞了出来。在我北上以前，还见了好几次，从他们的谈话中，态度上都看出他们是很理想的和谐的伴侣。在我同他们个别谈话的时候，我还珍重的向他们各个人道贺，为他们祝福。
民国十六年以后，我的父亲在上海做事，全家都搬到上海来。年假暑假我回家的时候，总是常到他们家里，世瑛又做了两个，三个孩子的母亲，她的敦厚温柔，更是有增无减，同时她对于君劢先生的文章事业，都感着极大的兴趣，尽力帮忙。我在一旁看着，觉得我对于世瑛的敬爱，也是有增无减！她在家是个好女儿，好姐姐，在校是个好学生，好教师，好朋友，出嫁是个好妻子，好母亲，这种人格，是需要相当的忍耐和不断的努力，她以永恒的天真和诚恳，温柔和坦白来与她的环境周旋，她永远是她周围的人的慰安和灵感！
民国廿年母亲去世以后，父亲又搬回北平，我和世瑛见面的机会便少了。民国廿三年他们从德国回来，君劢先生到燕大来教书，我们住得很近，又温起当年的友谊。君劢先生和文藻都是书虫子，他们谈起书来，就到半夜，我和世瑛因此更常在一起。北平西郊的风景又美，春秋佳日，正多赏心乐事，那一两年我们同住的光阴，似乎比以前更深刻纯化了。
他们先离开了北平到了上海，我们在抗战以后也到了昆明，中间分别了六七年，各居一地，因着生活的紧张忙乱，在表面上，我们是疏远了。直到了前年，我们又在重庆见面，喜欢得几乎落下泪来，她握着我的手，说她听人说我总是生病，但出乎意外的我并不显得憔悴。我微笑了，我知道她的用心，她是在安慰我！我谢了她，我说，“抗战期间，大家都老了都瘦了，这是正常的表现，能不死就算好了。”她拦住我，说，“你总是爱说死字……”我一笑也就收住─—谁知道她一个无病的人，倒先死了呢！
她住在汪山，我住在歌乐山，要相见就得渡一条江，翻一座岭，战时的交通，比什么都困难，弄到每年我们才能见到一两次面。她告诉我汪山有绿梅花。花时不可不来一赏，这约订了三年，也没有实现─—我想我永不会到汪山去看梅花了，世瑛去了，就让我永远纪念这一个缺憾罢。
我们在重庆仅有的一次通讯。是她先给我写的，去年五月一日，她到歌乐山来参加第一保育院的落成典礼，没有碰到我，她“怅惘而归”，在重庆给我写了几行：
冰姐：
到重庆后，第一次去歌乐山……因为他们告诉我，你也许会来参加保育院的落成典礼……我可以告诉你，我在山上等你好久了……我念旧之情，与日俱深─—也许是年龄的关系，使我常常忆旧─—可是今天的事实，到了保育院，既未见你，而时间的限制，又无法去看你，惆怅而归，老八又告诉我，你身体不大好，使我更懊悔我错过了机会，不抽一刻时间来看你！我在山上几次动笔写信给你，终于未寄，今天无论如何，要写这几个字给你，或不是你所想得到的，我是怎样今情犹昔！再谈吧，祝你痊安
瑛 五·一·
我在病榻上接到这封小简，十分高兴感动，那时正是杜鹃的季节，绿荫中一声声的杜宇，参和了忆旧的心情，使我觉得惆怅，我复她一信。中有“杜鹃叫得人心烦”之语，今年三月，她已弃我而逝，我更怕听见鹃啼，每逢听见声凄而长的“苦─—苦”，总使我矍然的心痛，尤其是在雨中或月下的夜半一连叠声的“苦─—”，枕上每使我凄然下泪……
世瑛毕竟到歌乐山来看我一次，那是去年夏日，她从北温泉回来，带着两个女儿，和她的令弟世圻夫妇，在我们廊上，坐了半天。她十分称赞我们廊前的远景，我便约她得暇来住些时─—我们末次的相见，是在去年九月，我们都在重庆。君劢先生的令弟禹九夫妇，约我们在一起吃晚饭，饭后谈到我从前在北平到天桥寻访赛金花的事，世瑛听得很高兴，那时已将夜半，她便要留我住下。文藻笑问，“那么君劢呢？”世瑛也笑说，“君劢可以跟你回去住嘉庐。”我说，“我住待帆庐太舒
服了，君劢住嘉庐却未免太委屈了他。”大家开了半天玩笑，但以第二天早晨我们还要开会，便终于走了，现在回想起来，追悔当初未曾留下，因为在我们三十余年的友谊中，还没有过“抵足而眠”的经历！
今年三月初，我到重庆去，听到了世瑛分娩在即的消息。她前年曾夭折了她的第三个儿子─—小豹─—如今又可以补上一个小的，我很为她高兴。那时君劢先生同文藻正在美国参加太平洋学会，我便写信报告文藻，说君劢先生又快要做父亲了，信写去不到十天，梅月涵先生到山上来，也许他不知道我和世瑛的交情罢，在晚餐桌上，他偶然提起，说，“君劢夫人在前天去世了，大约是难产。”我突然停了箸，似乎也停止了心跳，半天说不出话来。
我一夜无眠，第二天一早，就分函在重庆的张肖梅女士（张禹九夫人）和张霭真女士（王世圻夫人）询问究竟。我总觉得这消息过于突然，三十年来生动的活在我心上的人，哪能这样不言不语的就走掉了？我终日悬悬的等着回信，两封回信终于在几天内陆续来到，证实了这最不幸的消息！
霭真女士的信中说：
……六姐下山待产已月余，临产时心脏衰疲，心理上十分恐惧，产后即感不支，医师用尽方法，终未能挽回，婴儿男性，出生后不能呼吸，多方施救，始有生气，不幸延至次日，又复夭折……现灵柩暂寄浙江会馆……君劢旅中得此消息，伤痛可知，天意如斯，夫复何言……
肖梅女士信中说：
……二家嫂临终以前，并无遗言，想其内心痛苦已极，惟有以不了了之……
我不曾去浙江会馆，我要等着君劢先生回国来时，陪他同去。我不忍看见她的灵柩，惟有在安慰别人的时候，自己才鼓得起勇气！
我给文藻写了一封信，“……二十年来所看到的理想的快乐的夫妇，真是太希罕了，而这种生离死别的悲哀，就偏偏降临在他们的身上，我不忍想象君劢先生成了无‘家’可归的人！假如他已得到国内的消息，你务必去郑重安慰他……”
六月中肖梅女士来访，她给我看了君劢先生挽世瑛的联语，是：
廿年来艰难与共，辛苦备尝，何图一别永诀
六旬矣报国有心，救世无术，忍负海誓山盟
她又提到君劢先生赴美前夕，世瑛同他对斟对饮，情意缠绵，弟妹们都笑他们比少年夫妻，还要恩爱，等到世瑛死后，他们都觉得这惜别的表现，有点近于预兆。
世瑛的身体素来很好，为人又沉静乐观，没有人会想到她会这样突然死去。二十年来她常常担心着我的健康，想不到素来不大健康的我，今夜会提笔来写追悼世瑛的文字！假如是她追悼我，她有更好的记忆力，更深的情感，她保存着更多的信件，她不定会写出多么缠绵悱恻的文章来！如今你的“冷静”的朋友，只能写这记帐式的一段，我何等的对不起你。不过，你走了，把这种东西留给我写，你还是聪明有福的！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夜，重庆歌乐山。
（本篇曾收入《可纪念的朋友们》，1947年3月晨光出版公司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