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也是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新发展的重要基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了“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的战略目标，并提出了“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行动目标，标志着市域社会治理进入新阶段。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再次明确“加强和创新市域社会治理，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2020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紧紧围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目标，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以共建共治共享为导向，以防范化解影响安全稳定的突出风险为重点，以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平安创建活动为抓手，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市域在国家治理结构中处于关键层级，具有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以城带乡的引擎作用、以点带面的示范作用。与基层相比，市域具备完整的社会治理体系，具有统筹协调各方资源和调动一切治理因素的天然优势，化解突出矛盾和重大风险的能力更加明显，但治理对象复杂多样、治理风险严峻重大。因此，必须高度重视、积极谋划、认真推进，才能更好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更好促进治理理念、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全面提升，更好实现国家长治久安。
一、构建多元主体群策群力的社会治理体系
多元主体群策群力参与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特征。实现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离不开党政、社会和群众的共同努力。因此，要持续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要集中发挥党政、社会和群众的治理智慧，持续保持干部群众同心同德、共谋治理的优良传统，理性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治理形势，成功破解市域社会治理中存在的各种痼疾和难题。尤其是，既要充分发挥党领导市域社会治理的制度优势，全地域、全过程、全方位加强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市域社会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又要加强政府在社会治理工作中的主导作用，提高政府依法行政、依法履职能力水平，切实加强法治政府建设，推进政府职能体系优化协同高效；还要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维护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在市域社会治理中统筹兼顾不同阶层群体的多样性、差异化诉求，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和市场主体积极参加服务社会、防控风险、化解纠纷等工作，激活社会治理的基层细胞，健全党建统领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最大程度实现党政、社会和群众优势互补、良性互动，形成解决社会治理和平安建设难题的强大合力。
二、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注入新的时代内涵
市域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基层，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发源地也在基层。新时代“枫桥经验”作为党领导下干部群众社会治理智慧的结晶，不仅被誉为政法综治战线的一面旗帜与化解基层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典范，也发展成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中国方案”。因此，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机制，将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贯彻于社会治理全过程，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注入新的时代内涵。打造具有市域特色的新时代“枫桥经验”升级版，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题中应有之义。当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发挥区、镇、村三级联动作用，特别是在乡镇构建起“一个中心（多元矛盾纠纷化解中心）统筹+多部门（司法、人社、法庭、社区民警中队）驻点联合+村居基层预防”的大调解格局和“一站式接待、一揽子调处、一链条解决”的工作机制，形成纵向贯通、横向覆盖的矛盾纠纷化解网络。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枣园街道办加速建设综治中心，以延安精神引领社会治理创新，以“一线工作法”助推平安创建，整合基层社会治理力量，优化人财物等资源配置，在乡镇一级实现便民服务、矛盾化解有机融合，着力实现群众办事、解纷“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地”。这些实践均是巩固基层基础、创新体制机制、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典型，为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有力参考和有效路径。
三、立足市域构建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治理模式
要立足市域，因地制宜，体现优势，探索形成贴合各地治理实际、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治理模式，为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制度提供源源不断的实践和经验支撑。这是由我国当前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决定的，也是与全国各地差异明显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现状相匹配的。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既要强化顶层设计，通盘考虑，提出明确的方向和任务，也要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尊重地方干部群众的首创精神，形成“百花齐放”的生动局面。目前，浙江省诸暨市推进综治工作、市场监管、综合执法、便民服务四平台建设，强化“线上”与“线下”密切互动，凸显大数据优势，形成以“平台”为核心的市镇联动、部门联动、政社联动、全市一体的共治共建模式。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实施“1133”牧区社会治理模式，通过构建一个实战化综合服务平台，建设一套网格化服务管理体系，打造驻村工作、人民调解、政法服务三支基层工作团队，探索社会治理信息化、综合服务流动化、固定场所集中化工作模式，实现了服务方式从单一向多元转变，政府职能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工作作风从被动服务向主动服务转变，改善了党风、政风和民风，形成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牧区样本”。这些符合地方实际的经验，有效提升了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有力推动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总之，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以防范化解市域社会治理难题为突破口，立足实际，突出特色，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发展与创新相结合，努力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实现社会繁荣稳定与人民安居乐业。
摘要：在现今时代下的市域社会治理体系中，中国的现代化城市面貌、新型治理体系及新时代社会特征等均是社会现代化治理环节中的重要因素。本文首先提出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概念，而后依照社会治理现状阐述存在的问题，最终提出推进新时代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相关策略。
关键词：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社区治理体系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与进步，我国市域社会治理的有效实施已变得愈发重要起来。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从国家现状着手，以党及国家的发展为重点战略，同时按照国家的智力提出了具体战略，而市域社会治理体系便显得尤为重要起来。为了提升国家的现代化治理水平，在市域治理的过程中，相关人员应当从国家治理方针着手，合理安排治理制度、有效贯彻落实上级任务，从而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下有效地贯彻落实社会治理目标。
1“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概念
在我国现今的时代发展下，城市地带的经济发展及社会结构已变得愈发不同起来，若想有效完成市域社会治理的任务，管理人员便应当注重现代城镇的发展特点，注重城市人群的人口构成以及社会关系的变化，从而依照现代化的治理体系有针对性的践行市域社会治理。以下简要地探讨现今市域社会治理应重视的相关因素。
1.1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
随着时代的改革，城市群众的身份也相应发生了改变，有较大一部分成员从较小的交际圈跳出而更注重与社会社交关系的发展，这使得社会市域民众的家庭规模正在逐渐缩小着。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及生活压力的不断增大，适龄青年对于生育孩子的重视度正变得愈发薄弱起来，这使得社会老龄化正愈发严重起来，同时代际关系较旧社会而言也缺乏足够的紧密度。
1.2民生条件需求正全面升级
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日益提升，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与向往正逐渐变得迫切起来，与此同时，群众对于社会的法治、民主、公正及安全等需求也变得日益迫切起来。
1.3互联网的社会影响力正愈发增强
随着信息技术的完善与发展，互联网在人们生活中已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人民群众通过手机或电脑等电子设备动动手指便能够实现购物、娱乐、工作与学习等诸多诉求。然而，在人们生活愈发便利的同时也为骗子提供了可乘之机，在社会治理中，虚拟环境下的诈骗与虚假信息等现象需要治安人员引起重视。
2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2.1社区治理体系有待完善
在我国的社会治理体系中，社会治理的主要问题主要体现在基层的治理上。从我国各个地区的社会治理来看，我国市域的社区治理体系仍不够完善，这种现象体现在社会群众力量不能完全得以发挥，同时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地位也显现不足。倘若在市域的社会治理中能够及时并善于发现问题，同时持耐心态度去解决问题，那么社会治理中最突出的问题便更易得以解决。另外，在社区的治理中，党组织应从细微处关注人民群众出现的问题，并将社区的治理带入到生活化与实际的情境中。倘若在社区的治理体系中，治理人员没有对群众的利益引起足够的重视，那么群众便可能由于治理过程中的缺漏而造成一些不满。因此，注重社会中的基层治理并发挥国家党组织是解决市域社会治理的有效之举。
2.2智能化水平显现不足
在市域社会的现代化治理中，治理人员应当利用科学化、智能化以及法制化手段来提升社会的治理水平。但由于现如今我国的发展仍不充分，因此在社会治理中的智能化水平仍然显现不足。在社会治理中，智慧网络的构建尚未成熟，同时在大数据的平台下，社会治理系统也没有完善起来。此时治理人员便应在现今智能化时代中探索合适的社会治理体系。例如，在南昌市便提出了民事民议、民事民办以及民事民管的自治体系，这使得基层群众的社会治理层面是较为富有活力。另外，由于科技的飞速发展，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确已无法满足群众的需求，此时治理人员应当注重迎合现代化发展形势，积极利用信息化网络平台通过大数据系统来帮助群众在心理健康、经济水平等层面保持较高水平，从而更高效的提升市域社会的治理水平。
3推进新时代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相关策略
3.1积极发挥党组织的领导作用
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中对社会群众指出“要加强民族团结，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听党话、跟党走，凝心聚力谋发展，在实现同步小康、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做出新贡献。”从这一思想来考虑，若想实现市域社会的现代化治理，那么人民群众跟党走的意识是决不能动摇的，同时，若想要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那么在市域的社会治理方面便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首先在市域范围内应以市区为基本治理单位，并考虑从城区进行治理而后再逐渐提升乡村与城乡的社会治理水平，从而能够在党的指挥下增强群众的生活水平与精神层次。
3.2预防公共安全风险
在市域社会的治理环节中，公共区域的隐患排查是尤为重要的，公共区域通常聚集着大量的流动人群，倘若自在排查环节轻视了公共安全可能出现的隐患，那么社会的治理便会被阻碍，群众也很难构建对现代化社会治理的信赖。治理人员在公共区域的治理中应当及时对发生危险的场所做出预警，同时可以通过城市区域中的智慧城市管理平台及时对公共区域进行监控与排查，从而降低人流较高区域发生危险的概率。
3.3提高解决难题能力
若想积极地完善市域社会治理工作，那么治理人员首先应当注重的问题便是如何运用合适方法来提升为群众解决问题的能力。在社会的现代化治理中，相关人员需要重视群众在社会管理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唯有依赖与发动群众，社会治理中才能够实现就地解决问题的理想目标。另外，从我国目前社会治理现状来看，如何基层群众的矛盾往往是令警务人员头疼的一点。针对基层群众的矛盾，治理人员可以尝试从问题的源头着手解决。例如，在群众家庭纠纷矛盾的治理中，相关人员应当以社会党组织领导为核心，联合社区及妇联等正规性组织来调节家庭矛盾。而对于家暴此类极其恶劣的家庭矛盾，治理人员应当积极联合司法机关帮助弱势群体维护自身权益，从而践行落实市域的社会治理目标。
4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我国新时代局面下，积极做好市域的社会现代化治理工作是十分有必要的。治理人员应当积极地发挥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并落实习主席的社会治理要求，在社会的治理中主动、积极、公平的解决治理中出现的多方问题。另外，治理人员应当积极预防公共安全风险并有意提升社会治理工作下解决难题的能力。
参考文献
[1]杨安.大数据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厦门实践与探[J].经济,2018(22):102－107．
[2]韩冬梅.加快构建市域社会治理法制化保障体系[J].唯实,2019(4):15.
[3]陈一新．推进新时代市域社会治理现代[N].人民日报,2018(5):17.
【摘要】本文梳理了关于市域治理现代化的研究现状、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成就，分析了亟待深入研究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目前市域社会治理的相关概念与理论体系还没有明确的定义;缺乏市域社会治理的地区差异研究等。提出了今后研究中需要注意的幾点问题：一是要明确政府治理职能，明确分工，责任到人;二是要注重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三是要保证市域社会治理的长期性、有效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目标导向;坚持问题意识，着力解决社会治理中遇到的难题。
【关键词】市域社会治理;基层社会治理;国家治理;现代化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市域治理现代化是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在市域范围的具体体现。
一、关于市域治理现代化的研究现状
目前研究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资料不多，主要是报纸论文类和文件报纸类。截止到2019年12月18日，在CNKI上以“市域治理”为篇名进行搜索，报纸类文章共57篇，期刊类的文章有20篇，其中CSSCI只有一篇，总体来说理论性文章较少，研究深度不足，多数文章主要是围绕地方的具体实践来展开。比如郭勇的《加快推进山西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戴大新、魏建慧的《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路径研究——以绍兴市为例》，甘文华的《优化南京市域治理体系新方略研究》等文章都是从实践的角度谈及了各地市域治理现代化的内容，遇到的问题以及今后的提升路径。从实施路径来看，比如杨安的《大数据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厦门实践与探索》，韩冬梅的《加快构建市域社会治理法治化保障体系》，成伯清的《市域社会治理：取向与路径》等文章为我们阐释了新时代提高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能力和水平的若干路径。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成就
1、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概念的提出和意义
2018年6月4日，在延安干部学院新任地市级党委政法委书记培训示范班开班式上，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首次提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概念。[1]学者们主要从国家治理和市域治理对比的视角下探讨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定义。从字面意思上来看，所谓市域，当视为包含一定乡村在内的自成一体的空间体系，聚集了一定规模的人群，内部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分工和交换体系，同时也在全球分工体系中居于特定的位置。[2]它的提出不仅标志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进一步提高，而且还为国家治理体系搭建了顶层设计和基层实践的桥梁。其次从我国社会治理的着力点来看，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将社会治理的重点从县一级转移到市一级的新时代社会治理创新体系，社会治理以“市”为基本单位，可以更好的覆盖乡村，更好的实现城乡联动。值得强调的是，市域社会治理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实施方法多样，没有一套固定的模式。这是由于不同城市在其历史传统、文化习俗、风俗习惯、经济发展等情况上各有差异所造成的，因此，市域社会治理是我国已有的国家治理在市域范围的自然延伸、具体实施与因地发展。[3]
对于市域社会治理概念提出的时代背景，有的学者分四个方面来展开。一是从我国社会治理的进程和现状来看，以往我国社会治理采取的改革碎片化、创新个体化等方式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现状了，社会治理需要从“初级阶段”向更高层级的阶段迈进。二是从我国社会发展的脉络来看。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使得城市结构和人际关系复杂化。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城市人口由于受教育程度、年龄、职业等不同，人际交往也因时间、区域等诸多因素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涌现出来了诸多的矛盾，在这种层面上，提升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变得尤为重要。三是坚持问题导向。始终围绕人们反映最集中、最突出的问题，着力解决社会治理精细化、系统化过程中的短板问题。四是互联网的发展为人们的交往、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并且成为了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那么如何更好的发挥大数据、人工智能在城市化中的作用，提高城市的智能化水平，提升人民的幸福感已经成为新时代市域社会治理的重点内容。[4]
市域治理现代化在国家治理和基层治理中间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有学者指出，市域治理现代化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既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夯实平安建设根基”指示要求的顶层设计。也是契合中国国情、中央部署、时代要求和基层实际的具体实践。而且也是对基层开展社会治理创新的科学指引。[5]有的学者提出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一是以治理理念现代化为行动先导;二是以治理方式现代化为有效手段;三是以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核心动力;四是以治理体制现代化为重要保障四个方面。[6]
还有的学者从战略层的高度来说明其对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建设的重要意义，第一是事关顶层设计落实落地。这表明其既要贯彻中央关于国家治理的相关政策，也承担着市域范围内社会治理规划、实践的关键枢纽作用。第二是事关市域社会和谐稳定。将社会治理从县级层面转变为市级层面，不仅表明我国社会治理迈向了新台阶，同时也表明市域社会治理是具有更加完备、更加能统筹基层治理的社会治理体系。第三是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将市域治理提升到国家层面，充分体现了市域治理是解决基层矛盾和防范风险隐患最直接、最有效、最基本的治理层级。[7]
2、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容和路径
陈一新指出，市域社会治理共有三个维度方面的内容，分别是治理理念现代化、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中治理理念现代化要树立“五个导向”，坚持目标导向、政治导向、为民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治理体系现代化要优化“四大体系”，构建政治体系、自治体系、法治体系、德治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要聚焦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新技术防范社会风险等方面，切实提高统筹谋划能力、群众工作能力、政法改革能力、创新驱动能力、破解难题能力、依法打击能力、舆论导控能力。[8]
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以来，福建、南昌等地都根据自身情况，形成了一套具有自身特色的城市治理方案，对我们探讨市域社会治理的路径和方案提供了实践经验。
整合当前学者们对建设市域治理现代化的路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树立正确的政治导向。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以满足人民需求，提升人民的幸福感为目标。[9]二是要统筹规划顶层设计，形成市、县、乡、村、格五级贯通的联动平台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充分激发基层社会组织的活力。[10]三是要坚持自治、法治和德治三治融合。建立以党建为引领，自治为主，德治为先导，法治为保障的四层立体治理体系。四是结合创新驱动和智慧治理，积极推进社会治理智能化。积极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学技术构建立体化、智能化、协同化的社会治理综合信息平台，突出服务实战导向、突出融合共用导向、突出便民利民导向，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五是各方联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11]六是坚持问题意识，着力解决人民关切的突出问题，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七是要抓龙头牵引，落实综治、法治、国家安全、信访四个责任制，明确社会治理责任。八是要抓机制创新，推进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把网格化管理打造成基层治理的重要保障。总之，市域社会治理的主要手段，是运用社会政策，来改善民生，协调社会各方利益关系，应对结构性的社会问题。[12]
3、当前市域社会治理面临的问题
市域社会治理是基层治理的主阵地也构成了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关键一环，目前来看，由于各地区市域治理的方式不尽相同，所以面临的问题也多种多样。
有学者分别从公共安全风险、社会结构调整、网络技术革命、履职能力不足四个角度带来的新问题、新挑战进行了梳理。[13]一是公共安全风险的高度不确定性和难以预测已经成为了当前公共安全风险的最突出特点;与以往相比，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导致的风险相互联系，互相影响，导致公共风险易触发和复杂多变。而面对这些公共安全风险呈现出来的新问题、新挑战的时候，我国的风险管理、监管仍有不足，体制上仍有欠缺。二是由于社会结构调整加快，人们不能及时适应社会结构的改变，从而出现了更多的矛盾纠纷和群体性事件，尤其是新旧观念激烈碰撞的时候，可能会造成人们的心理问题和价值取向发生错位。三是网络技术革命的发展在为人民生活提供更多便利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的隐患。在用大数据构建网络平台时，各平台的数据整合、共享仍有差距。网络空间治理的措施、网民的行为规范还有待完善。值得警惕的是当前网络犯罪已经成为我国第一大犯罪类型。四是社会组织和社区治理的参与度和效能还有待提高。一方面社会力量参与治理的程度还不够，社会协同治理还有不足，另一方面，市域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基层，基层治理的核心在社区，而以基层党组织建设为统领、政府治理为主导、居民需求为导向、多元化参与为补充的城乡社区治理新格局还未形成。
有学者对福建厦门在市域社会治理实践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了总结。第一，关于市域社会治理的相关概念范畴的界定还没有统一的标准，例如市域治理和国家治理在内容上部分重合，所以对市域社会治理的认识仍存在实践和理论上的局限性。第二，收集大量数据以后，如何促进公共参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依然有很大的潜力。第三，相关法律、制度亟需完善。第四，大数据相关平台的建立受限于具体地区、不同情况，所以无法形成一整套的全国智能系统。第五，大数据平台自身的集约化、智慧化、系统化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第六，相关人才缺乏，动力不足。[14]由于市域社会治理自身的复杂性、多样性，不仅对人才的专业化、知识化、技能化有了更高的要求，而且更亟需跨专业、跨学科的多方面人才的参与，才能更好的打通顶层设计和基层治理的通道。
4、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的建议和思考
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项系统性、全局性、基础性、时代性的重大工程，所以有效提升新时代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能力、加速构建新时代市域治理现代化体系显得尤为重要。
有学者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导向出发，提出要提升党组织统筹能力，提升依法办事能力，提升文化引领能力，提升矛盾纠纷预防化解能力，提升工作推进保障能力和强化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保障等能力。
有学者基于实践的角度，用“首、难、重、贵、关键”六个字贯穿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的全路径。首就是夯实基层基础，难在打通“最后一公里”，重在源头防范化解，贵在创新方式方法，关键在共建共治共享。其次要明确市域社会治理基于“新时代”的历史定位，这是基于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上取得的伟大成就，基于我国主要矛盾的转化，基于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的伟大征程上;再者要把握好“破与立关系”。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全局性、系统性的工程，涉及到各个方面的内容，重点是什么，从那个方向入手，采取什么样的方法，能否達到预期的效果都需要进行严格的设计安排。所以既要善于找到“破”的点，也要善于找到“立”的基础，要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完善相关方案的前提下再进行突破，更好的发挥市域社会治理建设的能力。最后，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要有“新发展”的思路。[15]推动社会治理理念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由单一主体向多元协同主体转变，由“应急运动”向“长效机制”转变，突出智能化建设和法治保障的手段。
有学者提出提升市域社会治理能力需要做好4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提高群众工作能力。要牢牢把握发展是为了人民，始终以人民为中心是我们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社会治理的重心就是如何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幸福感和获得感。第二，提高解决难题能力。当前社会治理面临的问题一方面来自于长期以来尚未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则来自于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这些都给我们市域社会治理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要提高解决难题的能力就是要求我们转变思维方法，不断发展和创新“枫桥经验”，不断提升市域社会治理能力。第三，提高专业化服务能力。随着科学技术对人类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同时社会矛盾的复杂性、专业性、集成性越来越高，社会治理向精细化不断发展，社会治理对高素质、专业化的人才队伍的要求也更加迫切。第四，提高舆论导控能力。[16]社会舆论有积极和消极的方面，积极的社会舆论可以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而消极的社会舆论严重时甚至可能影响社会的安全稳定，要做好消极舆论的引导，若事情属实，那就及时整改，并将整改的内容和措施向社会通报。若事实不实，要及时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