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从来都不是空洞且抽象的概念，而是实在的社会实体。费孝通先生在和众多的少数民族进行直接接触后认识到，民族是一个客观普遍存在的“人们共同体”，是代代相传，具有亲切认同感的群体[1]。1951年费先生参与西南访问团进行社区研究，这段经历打开了他对于中国各民族的认识和研究之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即是他对于我国民族关系提出的一大重要认识。
中华民族的早期历史奠定了多元文化的原始格局。中国考古学于20世纪50年代起获得的一系列突破研究，为论证中华民族早期历史环境状况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新石器时代在中原两河流域中下游的生态条件优良，足以让中华民族的先人创造具有特色的文化。自中国朝代建立，先人之文化又在朝代的更迭兴衰中不断传承，延伸出更新的生命力量，绽放了别样的时代火花。
汉族的形成无疑是中华民族形成的一个重要阶段，汉族构成了多元一体格局中的核心。从人口角度，汉族在1982年的总人口已经超过9亿4300万，占据中华民族总人口的93.3%；而根据2020年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汉族人口已达12亿8631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91.11%。这种人口数量的绝对优势让汉族在中华民族中有着相当庞大的体量，其在各个民族中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从地域角度，汉族的聚居地区环境相对优良，以适宜农耕的平原地貌为主，许多联结各片地域的交通要道与商业据点中都有大量的汉人聚集，能够联结东西南北，通过一个个信息集散节点构筑起庞大的交通网络。大部分少数民族在地势地貌上没能如汉族一般占据得天独厚的天然优势，他们生活的场所以高原、山地、草场为主，经济发展方式上与汉族是不同的农业类型。费孝通先生认为，汉族凝聚力的来源之一是汉族的农业经济，“任何一个游牧民族只要进入平原，落入精耕细作的农业社会里，迟早就会服服帖帖地融入汉族之中”[2]。在学界中，其实对于汉族处于“中心”地位还是“核心”地位有着一定的争议。苏航提出，费孝通在中华民族一体理论中所提出的中华民族史观是一种建立在各民族普遍联系这一“整体史观”基础上的各民族共创中华的历史凝聚叙事模式[3]，将汉族作为“核心”恰到好处地展现了在各民族的联系网络中汉族作为支撑骨架的重要作用。
以汉族为核心向周围各族不断辐射，使得各民族出现融合的趋势，形成多元的结构。民族杂居和融合在中原的统一、北方民族的不断输入中达到了历史高潮，少数民族与汉族形成了相互充实的关系。随着经济中心不断向南方转移，各民族也不断向南迁徙，长江中下游的聚居规模逐渐增大，西部的民族逐渐向东流动，语言、风俗、服饰、饮食、传统文化都在逐渐融合。民族在融合中又清晰地区分了你我，于统一体中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构成了丰富多元的内涵。这种“多元”的含义并不仅仅限于历史构建出的多元融合过程，更多的是在这漫长发展图景中，不断演变而生的一种现实多远而非历史多元的自我分化趋势[4]。
明了“核心”与“多元”的内涵以后，“一体”的结构也就变得清晰。汉族作为富有凝聚力的核心，将多元的其他少数民族联结在一起，形成一个层次丰富、内涵多元的统一体。
费孝通先生指出，中华各民族的实体中已然具有高一层次的民族意识，各民族意识作为基础层次，中华民族意识作为高级层次。高级层次的民族意识在基础层次的民族意识中起到凝聚核心的作用，同时不同层次的认同可以并行不悖。该理论后来被陈连开先生引申为民族认同意识多层次论。
在此格局下的民族认同有着丰富的层次，需要从对本民族的认同到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两个层面分析。民族认同首先是对本民族的文化、自己的民族身份进行认同，能够了解自己民族的历史内涵和特色风俗，保持认可的基调，从而形成鲜明的民族认识，进一步做到认同。这种认同过程带有高度的自觉性。在认同了本民族身份以后，这种认同感上升到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认识到自己的民族隶属于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构成了中华民族中的一个元素。
民族认同在当前需要与国家认同相联系。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在多元一体格局视角下是一个值得探索的主题。“民族”与“国家”在概念上都具有统一集体的内涵，具有相似的特征，也有一定的差异。想要弥合两种认同之间的差异，需要“中华民族认同”这一中间环节[5]。
但是现实问题就是，我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认同越强烈，反而不利于民族认同向国家认同上升，这是一种很难调和的矛盾。这也是我想谈论的一种缺憾。如果说之前的段落是在迎合时代要求，作为少数民族，我想说的却远远不止这些。原文里这一段以后其实是大篇章的夸赞和歌颂历史功绩，同样我也是发自真心写下那些话语，但我总觉得还不够，我想说的应该更多。
我的民族，侗族，或许不算一个太知名的少数民族，我们自己的民族服饰也并不能说有多亮眼，没有蒙古族藏族的纹饰，没有苗族彝族那般精美的挂饰，朴素的蓝色衣裳，纯粹的笑容其实就够了。侗语在我们本地几乎很少被使用，会说的人也只存在于非常老的一辈之中，加上侗语并没有成体系的文字，极难被记录，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只说方言和普通话，不会想到要说侗语，毕竟也不会。其实我并没有深刻地想过少数民族与汉族有什么不同，我们已经彻底奔赴在汉化的路上，再也无法掉头。
身在民族院校，少数民族身份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得到了重视，大家会问，“啊，你是少数民族的呀！”，不过对话也往往终止于此。那些颜色鲜艳的民族依旧广泛地被人们记住，学校拿作品出去展演，主角也常是方便挖掘内涵的、拿的出靓丽东西的民族，然后再反复把人们早就知道的东西一层一层刨出花，鸟，鱼，走兽。更多的民族隐藏在社会秩序中，我们没有艳丽的颜色，我们没有强烈的宗教依附，淡淡在民族画卷上点下一笔仿佛就是我们的宿命所在。这样是安全的，没有力量抗衡的，但我安慰自己，有些文明并不是被遗忘了，而是在选择中被遗弃了。
我对民族学的了解并不算多，很多事我也并不愿意去妄言。我知道有人在保护，有人在铭记，有人在风雨桥上不断穿行，有人在力争为残存的文明修补岁月带来的一次次痛的裂缝。我想知道，我们的神，萨岁姆妈，你依旧在山林间保佑路过的侗寨男女们吗？
而我无力对抗，只能简单地思索我们的历史，片刻地回想文明深耕的影子。我不知道那片影子下的土壤里，是不是还有着等待发芽的种子。也许它在梦里开着花，但至少现在，我只能看见光秃秃的田野，文明的泪水无力浇灌这片荒原。
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民族学文选》，终于断断续续地看完了。
说起费老，幼时因他曾任民盟中央主席，熟知其名，却不知道“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是他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对“文化自觉”的表述。再深入了解一些，首先抓人眼球的，竟不是他的学术思想，而是他人生经历的一个大变故。
1935年秋，从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的费孝通，接受导师史禄国教授的建议，决定利用留学前的时间，参加广西省政府组织的调查队，前往金秀大瑶山，对当地瑶人进行社会调查。因社会调查中女性有更多便利，他的女友、同为社会学研究生的王同惠便一同前往。为同行方便，两人于出发前结婚。
调查近尾声时，在转移途中，费孝通落入猎人陷阱受重伤，王同惠孤身下山求援，不慎跌入溪涧溺水而亡。事故前两人所写的《桂行通讯》，以及费孝通养伤期间整理的《花蓝瑶的社会组织》，作为早期民族学调查文献，收入该书的第一部分。
现在翻看日记体的《桂行通讯》，可窥见费、王二人的不同性格。费孝通所写部分一板一眼甚是正经，而王同惠写的几篇，则活泼随性得多。此次调查中，两人有分工，费孝通侧重于“体质调查”，具体来说，就是测量身高、头围、双顶径、枕额径等身体数据，王同惠则发挥女性优势，在瑶山村落展开社会调查。
因文笔洗练克制，《桂行通讯》读起来仿佛瑶山社会一幅瑰丽画卷，更加上费孝通在《花蓝瑶的社会组织》的编后记中赞其是“充满着友爱的桃源”，便觉得瑶山真的是一个美好的研究样本了。然而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回归学术研究，追忆50年前瑶山调查经历时，才吐露了些当年的艰辛。
“大瑶山的山势很险。我1935年进去时，一天只能走一个村子。”
——《民族社会学调查的尝试》
“当时的大瑶山里，老林密箐，羊肠小径，野草蔓生，道路不辨。”
“我初访瑶山时，曾在冷冲住过他们（注：指过山瑶）的竹棚，晚上寒风透过竹墙缝寒气袭人。”
——《瑶山调查五十年》
也许正是这些苦辛，他才在《花蓝瑶的社会组织》里写道：
“这时我走得满身是汗，一停被风吹了，不住的打战，后来向主人讨了火，烤了一回，才舒服了一些。火真是初民的命根，所以每一个瑶民身上都带着一匣洋火，每家都有一个生火的地方，若是人可以离了火生活，也许就可以没有家庭了。”
除瑶山调查外，该书后两部分，分别辑录了费孝通1951—1957年，以及1978年以后的文章。如果说只读一篇，自然要读题名作《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据费老在《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中介绍，该文原是20世纪50年代在中央民族学院开设综合介绍各民族历史的基础课时，准备的讲义，1989年应Tanner讲座之约到香港中文大学讲演，以该讲义为蓝本撰写成讲稿。按费老自己的总结，该文主要论点有三，整理归纳如下：
第一，中华民族是56个民族已结合成的互相依存的、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在这个民族实体里所有归属的成分都已具有高一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
第二，中华民族在从分散的多元结合成一体的过程中，汉族发挥凝聚作用；从多元形成一体后，一体不再是汉族而成了中华民族，一个高层次认同的民族。
第三，高层次（中华民族）的认同并不会取代或排斥低层次（各民族）的认同，在不同层次的认同基础上可以各自发展原有的特点，形成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整体中存在着相对立的内部矛盾，是差异的一致，通过消长变化以适应于多变不息的内外条件，而获得这共同体的生存和发展。
如果说还要再读一篇，则非《发展为少数民族服务的文艺工作》莫属。该文没有小标题，但读完之后，提纲自然就浮现在脑海中了。
一、文艺要为人民服务
二、文艺要为少数民族服务
（一）承认民族区别的合法性
（二）承认少数民族具有自己特色的文艺
三、少数民族文艺的内容
（一）促进民族团结
1．向汉族群众宣传反对大民族主义
（1）介绍少数民族的美德：热爱劳动，热爱本民族；在感情上确立平等的观念，觉悟到大民族主义的丑恶和罪过
（2）体会并同情少数民族对汉族的隔阂；通过文艺把新的亲切的感情传达给少数民族
（3）文艺工作是宣传民族政策的有效工具，为少数民族服务的文艺工作必须要受政策的指导
2．向少数民族宣传新民主主义民族政策
（二）推动少数民族社会改革
1．社会改革是社会发展的条件
2．少数民族社会改革中的不正确思想
（1）汉族干部包办代替；不考虑民族区别，把适合于汉族社会所进行的改革，不加区别的搬到少数民族地区；“等他们觉悟不知道要什么时候哩”
（2）少数民族积极分子急于改革；“恨不得一天之内就追上汉人”
3．少数民族社会改革一定要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由本民族自己来进行
（1）各民族在同一时间需要的社会改革是不同的，必须从具体情况出发
（2）根据他们已有觉悟的程度，启发他们提高和巩固；文艺工作的任务就在进行适合于一定社会条件的启发和酝酿工作
（三）对文艺工作者的要求：掌握民族政策，熟悉服务民族的社会情况，在马列主义理论指导下工作，必须克服轻视政治学习的错误思想
四、少数民族文艺的形式
（一）民族性
少数民族自己熟悉的形式；“从少数民族中来到少数民族中去”，学习→加工和提高→回输
（二）决定于该民族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形态
（三）社会发展后，对于文艺形式就会产生新的需求
（四）新的文艺形式，要从原有基础中优良的一面发展起来，甚至实现“弯道超车”
要说向社会学家学写文章，还得精读费老为《盘村瑶族》所作的序。
“科学研究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过程。它必然是一个由粗及细，由浅入深的过程，也是个由局部、片面到全面、完整的过程。我们不能对一个初学者做出过高的要求，我认为只要树立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具备了锲而不舍、绝不自满的精神，做一分工作，就是在学术大路上前进一步。
“本书的两位作者为了增加我们对瑶族的认识，这三年里付出了大量劳动，不仅是脑力劳动，也包含着艰苦的体力劳动。……我相信他们的劳动是有收获的，这本书就是他们收获的证明。”
“也许应当在这篇序文里说明一下，我对这项研究除了倡议之外，并没有出过多大的力量。……学术工作是复杂细致的脑力劳动，我们作为老一辈的先驱者对下一代的长成固然具有辅导的责任，但是必须认识到这种脑力劳动贵在自觉和创造。”
“我受到启发，发现问题，做出设想。这些我都毫无保留地告诉本书的作者以及对这问题有兴趣的人。如果我的思想活动对他们发生过影响，那是出于他们主动的吸收，而且是经过他们的消化和改造的。”
“这三年，我确是紧紧跟着本书两位作者的工作在学习。同时，我还得说，正因为我一直很注意尊重调查者的主动性，所以这本书里所表达的看法，有些和我的看法不完全相同的。”
“我尽管不断地向他们提供意见，但是并没有自己动笔去修改过他们的原稿，我希望能看到中年的研究工作者能自己站立起来向科学进军。”
很委婉，也很严厉。
最后一篇《民族生存与发展》直面了一个问题：“人重要还是文化重要？”换句话说，对于少数民族，是保留文化放弃发展机会，还是先致力于发展？费老受到澳大利亚Tasmania岛上最后一个土人死去的冲击，以及在加拿大看到保留地里印第安人的生活状态，认为民族平等首先要保证民族生存。
我想起2020年国庆到甘肃旅游，留宿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街道上寂静得不像样。纳闷了半天，才意识到当地人都利用节假日出门旅游了。县城不大，街道和房屋新近做了翻建和美化，干净整洁，不输城边的雪山。街面上店铺不多，却有不少是专营裕固族传统服饰。发挥自身的民族优势，在自己的经济基础上站起来，才有了更大的自由去选择生活方式，去发展本民族文化。
在该文的末尾，费老又冷不丁提到一件事，有点破防：
“……我一生做过很多梦。我和我的前妻王同惠在学生时期就翻译了《甘肃土人的婚姻》，当时她就说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写土族的书，而要外国人写。我们就是在那时下决心要努力去认识中国，自己把道理搞清楚。”
“认识中国”，这个在地理上“自在”的中国，又在历史上和我们一同形成的“自觉”的中国。
1988年费孝通已经80岁了。但是这一年他应香港中文大学的邀请给Tanner讲座做一个关于中国民族学研究的报告，也就是后来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蓝本却成为了他学术生涯晚年的又一个高峰。在这篇论文（以及后续其他研究者的论述中），他提到：
我将把中华民族这个词用来指现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十一亿人民，它所包括的务实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他们虽则都称为“民族”，但是层次不同。
中华民族座位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形成的。
他的论述不是汉族中心主义的历史观，相反，他认为：
中华民族的发端是在距今3000年之前黄河中游出现的一个由若干民族集团汇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称为华夏，这个民族集团不断壮大，把周围的异族吸收进这个核心。它在拥有了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东亚平原之后被其他的民族称为汉族，然后开始逐渐渗透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成起着凝聚和联系作用的网络，奠定了以这个疆域内许多民族联合的不可分割的统一基础。
并且用翔实的考古资料证明中华民族的发端是各个不同的民族集团同时出现在华夏土地之上然后经历不同的发展的过程。在这个不断分离、融合，小的民族集团不断消亡，大的集团的形成，并且逐渐在不同的民族中出现对于“中华民族”这个置于所有小民族之上的概念的认同，就是自在的民族实体的演变。我觉得这个历史的脉络对于反思西方的民族-国家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补充，那就是中国的情形和西方的未必是一样的。
另外一个有意思的观点是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在中国历史上的互动。长城的分界线也是农耕和游牧的界线。历史上不仅仅有北方的匈奴不断侵扰南方的汉人。同时南方的汉族也有大量的人口进入北方的领域，有的转换自己的身份成为少数民族，有的则不断开垦疆域把农耕的版图拓展开来。至于统治中国的各个外族政权最后无一不被汉化的命运，费孝通也认为这是农耕文明对于游牧文明的驯化。因为一旦扎根下来，不断扩张的人口压力以及更高的生产效率让所有成功的政权都选择了农耕，并且连带接受了这个文化。
而这个问题的现实转变则在于，在从游牧向农业化的转变成功之后，在面对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今天，新一轮的民族融合和共存的问题，能够从历史中找到什么借鉴呢？恐怕还没很多人考虑过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