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来访

　　民国十三年（1924年）4月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来华，慕其名，由徐志摩陪同至西湖相访，泰戈尔以印度诗坛代表的身分，赠给陈三立一部自己的诗集，并希望陈三立也同样以中国诗坛的身分，回赠他一部诗集。陈三立接受书赠后，表示谢意，谦逊地说：“您是世界闻名的大诗人，是足以代表贵国诗坛。而我呢，不敢以中国诗人代表自居。”后两人比肩合影，传为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

　　松林趣事

　　民国十八年（1929年）11月，由次子陈隆恪夫妇陪同，乘轮溯江而上，终于登上庐山，卜居于牯岭新宅“松门别墅”一说“松林别墅”，赋诗倾诉：“乡梦醒鸣鞭，始觉身如鸟”，打算“息影松林径，洗梦涧瀑流”。年近八十的他，遍览山南山北的风景名胜，写下了许多寄情咏物的诗篇，名为《匡庐山居诗》，石印成册，以赠亲友。山居期间，蒋介石曾到牯岭避暑，很想见见他，特派专人登门联系。他不愿与当政者交往，对来人说：“我已经是一个不闻世事的世外之人，即使我们会晤了，也没有什么可谈的，我看还是不必来见吧。”

　　铜元与银元

　　一天，陈三立出门回家，雇了一辆人力车代步，事先也没有讲论价钱，等到家门口付车费时，他从口袋中摸索到两个铜子儿，便拿出来给了人家。这不合常价，车夫自然嫌少，便“龂龂以争”。

　　老陈便又各衣袋里去翻，结果找出一枚银元，加付给了车夫。可车夫还是“喧呶不已”。这下老陈生气了，说：“给铜元你争，给你银元还是争，怎么这样讨厌！”说罢便昂然走进家门，不再搭理人家。这时听见他们争吵声的家人赶快出来，问车夫怎么回事。车夫说：“开始你家主人给我区区两个铜子儿，怎能偿我的劳力？后又付给一块银元，可我那能找得开？所以和他理论。”家人明白，主人是根本不知道大致的车脚之价，加付一银元也不要人家找的；而这个车夫又是憨厚耿直之人，以为收一块银元太多了，也是常例所未有的事情，所以为找不开钱同样着急。家人于是问车夫：“你想要多少钱？”车夫回答：“至少四毛钱。”家人便如数付了，取回了那块大银币。车夫离去，一家人相与大笑，惟独老陈不知笑的什么，自己“执卷咿唔”，埋头读起书来。

　　仗义执言

　　有个同样以清朝遗老自居的李瑞清（字梅庵，或以“梅翁”称之），他在患疮疾僵卧不能行动的困境下，仍是连民国政府的间接资助也坚却不受，只靠卖字鬻画的收入维持残生。因为他一贯持节自好，故有“清道人”之称。当时在他所居的上海，以“遗老”自命的人还有不少，但他们中有些是口是心非的主儿，标榜“持节不染”，而“临财则又往往变易面目”，竟还以“不拘小节”自解。此辈对李瑞清的做法颇为嫉恨，意思当然是：你老儿真真这么清高，岂不反衬得吾侪鄙污失节？于是乎，就想法变招地报复于他。正好当时李瑞清的寡嫂想攘夺其出卖字画之资而未能如愿，便对小叔子污言秽语。这下想报复梅翁的遗老们更有了造谣的素材，乃广为宣传，并相互庆幸地说：“这下可以叫这个‘清道人’无地自容矣！”可以想见，他们大肆传扬的，无非是梅翁因对寡嫂有非分之图而被斥骂之类带绯闻色彩的东西。

　　在中伤梅翁这件事情上，有一个人（所据材料中隐其名）显得尤其卑劣，惹得陈三立大为不忿，说：“若辈心术如此，尚可自鸣高洁耶？若不敛迹，我必当大庭广众，痛揭其勾心斗角之诡术！”机会果然来了。这天，“遗老”一班人聚合宴会，陈三立当着众人的面突然对那人大声呵斥：“我要代清道人打你的耳光！”有个叫沈曾植（字子培）的同道也起而助威。这下使得参与传谣诬人者惊羞交加，相与逃席而去。经此一场，无聊之辈们不得不有所“敛迹”，谣诼平息下来，陈三立算是帮了“清道人”的一个大忙。

　　陈三立不但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也是中国近代史上诸多重要事件的参与者。

　　湖南维新

　　早年襄助其父陈宝箴在湖南维新变法，提倡新学。在湖南辅佐父亲推行新政，在整顿吏治、革新文化教育，罗致维新人才等方面，陈三立多所赞划，赢得了极高的社会声誉。与谭嗣同、徐仁铸、陶菊存等四人一起被称为“维新四公子”。

　　同光体诗人

　　“同光体”是近代闽派、赣派等各种诗派的总称。“戊戌变法”后一心致力于诗，写出《渡湖至吴城》、《城北道上》、《园居看微雪》等多部优秀作品，是近代“同光体”诗派的领袖人物，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

　　陈三立生于1853年10月23日，年少博学，才识通敏，洒脱而不受世俗礼法约束。

　　1880年（光绪六年）随父往河北分巡道今河南武陟县。

　　1882年（光绪八年）入乡试，因恶时文，自以散文体作答，主考陈宝琛赏识其才，破例录为举人。1886年（光绪十二年）会试中式。返长沙，与王闿运等人结碧湖诗社。1889年（光绪十五年）参加殿试，中三甲四十五名进士，授吏部主事，旋弃职。侍父在湖北布政使任所，曾应张之洞邀，为两湖书院校阅试卷。其间应易顺鼎邀，两游庐山南北。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甲午战争后，李鸿章赴日签订《马关条约》，陈三立闻讯激愤异常，曾电张之洞：“吁请诛合肥以谢天下。”当时其父宝箴任湖南巡抚，推行新政，他往侍父侧，襄与擘划。在罗致人才、革新教育方面效力尤多。1898年戊戌政变时，因“招引奸邪”之罪被革职不用。后随父返江西，居西山“青庐”。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陈三立移居南京，未几丧父。家国之痛，陈三立更无心于仕途，于金陵青溪畔构屋十楹，号“散原精舍”。常与友人以诗、古文辞相遣，自谓“凭栏一片风云气，来做神州袖手人。”陈三立早年虽有“吏部诗名满海内”之誉，但《散原精舍诗集》所收乃自此始。 此后虽不问政，为社会兴利仍极热忱。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办家学一所，又赞助柳诒徵创办思益小学堂。让出住宅作课堂，延聘外国教师，开设英语及数、理、化新课目；注重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还废除“八股文”和跪拜礼节，禁止死背课文及体罚学生，创新式学校的先例。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初，曾与李有芬创办江西铁路公司，并拟倡修南浔铁路，惜因事未果。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湖南工商界追念陈宝箴父子推行新政，振兴实业，奏请为宝箴塑铜像，为陈三立授宫职，被其断然拒绝。同年夏，义宁州大荒，铜鼓双坑饥民往宜丰天宝买粮，富商何大毛诬称“匪徒抢劫”，并说“宁州遍地是匪”，挑起斗殴，杀死双坑饥民57人，双坑人控诉不得上达，求助陈三立，陈主持正义，具陈上疏，终获刑部详察，严惩主犯及当地知县，冤案大白。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袁世凯行君主立宪，委陈三立任参政议员，未肯就。

　　1926年（民国十五年），陈三立由杭州到上海寄寓三载。

　　1930年（民国十九年），陈三立倡议重修《庐山志》 ，委托吴宗慈专主。为了使志书更为完善一些，他还特别约请了著名学者李四光、胡先引等撰写有关条目。另外，在具体的编修过程中，陈三立特别强调了修撰体例的问题，强调志例应尊重科学，志文因时代不同，允许文体有别，做到“旧从其旧，新从其新”。

　　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一二八事变”中日军侵占上海闸北，陈三立居牯岭，日夕不宁，于邮局订阅航空沪报，每日阅读。据说，当时的他曾于一晚做梦时喊出“杀日本人”之类的话语。忧国之心可见一斑。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曾经的好友郑孝胥投靠日本，辅佐溥仪建立伪满政权，陈三立痛骂郑“背叛中华，自图功利”。在再版《散原精舍诗》时，忿然删去郑序，与之断交。

　　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陈三立离开庐山寓居北平，目睹西山八大处遭八国联军破坏，连叹“国耻”！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他表示：“我决不逃难！”闻有人议论中国必败，他怒斥：“呸！中国人岂狗彘耶？岂贴耳俯首，任人宰割？”北平、天津相继沦陷。日军欲招致陈三立，百般游说，皆不应许。侦探日伺其门，陈三立怒，呼佣拿扫帚将其逐出。从此五日不食，忧愤而死，享年85岁。

　　1945年江西省政府1713次省务会议决定：将设在修水境内的赣西北临时中学改为省立散原中学，1948年迁葬杭州牌坊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