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电脑前码字时，妻总是坐在我的身边安静地读我的文字。妻由此成了我文字的第一个读者。看着我用键盘敲出一个个故事，妻提议让我写一个关于我和她的文字。我说，写什么呢，我们的生活是这么的平淡，似乎无奇。妻说以我们为小说里的主人公，演绎一部经典的爱情故事。我笑着告诉她，能传世的经典爱情都是悲惨的，牛郎与织女至今相隔于天河，柳永和董永最终也没能团聚，梁山泊和祝英台死了之后变成蝴蝶才能在一起。妻点着头，眼神里充满了失落。
当时光悄悄地跨入2015年的地界，无意间看到年轻的妻头上的一根白发。妻说跟我相识都十年了，结婚九周年的日子也不远了。我不由得感叹，日子过得真是快，转眼间与妻相识忆十年。1月13日，是我与妻结婚的九周年纪念日。不能在烛光下与她共享浪漫的晚宴。伴着她的，依旧流水线上机器的轰鸣声和线长尖锐的督促叫喊声。这种环境对于我来说太熟悉了。十年前，从西北腹地到了东南沿海，第一次进工厂就被安排在流水线上。人在生产车间并不是劳动力，而是生产机器，时尚的说法便是生产资料。
与妻是同期到了东南，进了同一家工厂，而且是同一个车间，不过不是同一条生产线。那时劳动力供大于求，想到工厂里找个环境较好工资较高的车间做工，必须要有高一点的学历或者凭“关系”介绍。来东南的时候，中介人员把东南说得天花坠，鼓励我们走出大山走向大海，工厂管吃管住。到了才发现，工厂里的工作与生活并不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劳动法在工厂里荡然无存，工资要拖后两个月才到发到我们的手里。从西北到东南我们身上所带的零花钱也不过两三百块，很多同乡看到这种情况打电话让家里打了路费又回西北去了。
我在那时也动过回去的念头。想到二月份的工资五月底才能拿到，从进厂到五月底的生活费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得我们每个人都喘不过气。然而在那时，我还不知道妻的存在，确切地说对她一点印象也没有。对此，妻提及此事时对我总是谩骂一通，埋怨我的眼里没有她。
知道妻是在我在那家工厂里工作一周以后的事了。一周的时间能留在工厂的基本都算是稳定的，但生活费依旧是我们时常担心的事情。坐在生产线上，脑子里想得不是怎么进行工序的操作，而是想着下一餐时肚子用何物填充。一个小姑娘在这个时候成了同乡们嘴里的谈资。听同宿舍里的同乡讲，车间里有一个小姑娘没有钱吃饭，让家人给打了一百块钱的生活费，钱刚从银行的ATM机里取出来，那个小姑娘就去理发店花了八十块钱给头发做了个负离子拉直。
我听到后哼了一声，对于小姑娘的做法实在不敢恭维。
当我们天天为了吃饭而发愁的时候，同乡里有个帅小伙与邻县的一个小伙子为争一个漂亮的女同乡发生了点冲突，他们扬言要请社会上的朋友连同我们一起“收拾”。饥饿的问题尚未解决，又陷入了恐惧当中。也就在那时，工厂附近的另外一家大公司成了我们的下一目标。于是，我们产生了扔掉近二十天的工资跳到那家工厂的想法。那家工厂之所以对我们有那么大的诱惑，是那家工厂真正的包吃住。只有能解决吃饭的问题，一切都好说了。
几个同乡去了一次那家工厂，回来的同乡说那家工厂只收女工不收男工。后来又去了一次，厂方说要有人担保才能接收我们。这对于初来东南的我们无疑堵上了一堵巨墙。我那时因为写了几篇文章在企业报上发表了，企业报的主编也跳槽到了我们要去的工厂。同乡催促我去找主编，由主编担保我们进厂。
在企业报主编的引荐下，我们与工厂厂长碰了面。厂长很乐意我们这些“半生不熟”员工进到车间里做工，但他们的要求是我一同要过去。我那时已经在车间里做储备干部，不想由此而毁了“前程”。同乡用集体主义和民族主义绑架了我，说我只顾着自己的前程而不管大家的死活。想了两天，我才同意跟大家一起跳出了那家工厂。
那时时运不济，刚跳到那家工厂，工厂正在试点新的食堂政策，取消了原来先吃饭后从工资里扣的做法，改成了先充餐卡再就餐。充餐卡需要现金，这对我们来说是刚出火坑又沉火海。工厂里给我们预先借支的五十块钱根本不够我们生存所需。还好，工厂食堂里的米饭是免费的，于是大家想到了拼餐，打一份菜，几个人合起来吃。实在没有钱的，可以取个碗打一碗白米饭，再在白米饭上舀一勺紫菜鸡蛋汤。
我和妻一同拼餐，我吃菜吃的少，妻也吃的不多，剩下的菜她分给其他的同乡们吃。这是她所乐的事，感觉到能与他人分享是最大的快乐。工厂的食堂对于我们的做法开始严加管理，不允许拿碗取白米饭，一份菜只能拿一个盛汤的碗。不过我们还是搞拼餐，先用小碗打米饭，吃完米饭后再盛汤。那时我们手里都准备了一把勺子，吃完饭后把勺子装在口袋里带回去，下次吃饭时候再带到食堂。
我与妻是患难之交。之所以那时选择与妻拼餐，是觉得妻很像读书时的校花，天真烂漫，无拘无束，而我那时成了她的“护花使者”。几年以后我带妻回银川与同学聚会，一个校友夸我娶到了“校花”，随即的谈吐中他才发现自己认错了人。
记忆中，我与妻最悲的事情是，两个人饿了两天，五毛钱的饼成了我们两个人唯一能填充肚子的食物。当然那时还有许多乐于帮助我们的老工友，她们主动向我们借钱，接济我们度过饥饿的每一天。
患难之时，我与妻那时还不熟悉，只是在一起拼餐而已。虽然同去的大多都是80后，但妻在我们当中年龄较小。平常开玩笑时还可以抚摸她的头发，妻也是笑着的。后来和我们一起进餐的男同乡也摸了一次她的头发，却想不到被她重重的一拳打在脸上。我那时都感觉到很吃惊，她对那个同乡大骂，而且还警告他不要碰她。那时正好在食堂，就餐的人很多，许多双眼睛朝我们的餐位盯着，嘴角都是翘着的，一脸的好奇。
事后，我问妻为什么会发那么大的火。妻瞪着我，嘴里还是骂那个同乡。妻说：我不喜欢他碰我。我问她我再碰她的头发会不会也像那个同乡一样被她打。妻笑笑说不会。妻还说，她不会对她喜欢的人动手的。
而我那时预感到了些什么。于是，我们一起在东南的雨天里牵手奔跑到工厂的食堂餐厅。妻在她笔记本上写着：喜欢和你在一起，喜欢和你在雨中奔跑。
我那时经常说她花钱太过于大手大脚，在钱财方面挥霍起来毫不吝啬，特别的豪爽。这与她的成长有关系。妻在家排老小，妻的父亲早年在煤矿上干体力，一个月挣普通人好几个月的工资。对于妻来说，他们家似乎从来不缺钱花。这点倒不像我，我从小缺钱，在外求学的日子也过得紧巴巴的。我批评了几次她，她说她愿意为我改变她的性格。我笑而答之。当我们提到要在一起要结婚的时候，同乡们也替我们感到高兴。更让我想不到的是，第二天有同乡告诉我听到我与妻要回西北老家结婚的消息后还有人哭得两眼红肿。
我想，那个同乡夸张了点，我长得不帅，又没钱，一个在车间里的操作工哪里会有魅力让一个女孩子为我伤心流涕？
我与妻的婚事首先遭到了我的家人反对。父亲一直想找一个学历较高的“儿媳”接替他在卫生室的工作。父亲起先想到是我们兄妹四个，可我们兄妹没有一个对卫生事业感兴趣的。于是父亲就把培训的目标定格为未来的“儿媳”。妻的学历并不如父亲的愿。母亲那时也在村子里为我相好一位与我年龄相差不大的姑娘，据母亲说她已经和女方的家长定好的亲事，就等着我回家成亲。这事让我小妹嗤之以鼻，小妹那时正在县里的读高中，她说什么年代了还有家里人包办婚姻的。我带着妻回到家里，父亲瞪着我一句话不说，母亲也只剩下叹气了。在那时，父亲在聘礼上给我们一个标准，毕竟那个时候聘礼也是高得吓人，一般人家是难以承受的。
妻的父母也反对我们在一起。妻的父亲在意的是我的工作，一个身体单薄的男子是撑不起家庭的负担的，他把我与妻的约定视为小孩子过家家般的儿戏。后来我去了一次她们家，妻的父亲问了些我的家庭情况，在妻的坚持下，妻的父亲开始站在了妻的一方。只有妻的母亲还在唠叨着。其实说服妻的父亲的并不是妻，而是妻的父亲认为我是一个“大学生”，目前在工厂里打工只是暂时的，走走远方亲戚的关系，或许以后会有更好的发展的。父亲与妻的父亲两个人闲聊，父亲提及我所在的村里一个公务人员在妻所在的乡任乡长或是乡委书记之类的职务，妻的父亲更加坚信了我以后会“腾达”的理念。
按照西北农村的风俗，找了两个媒人，不到二十天，我与妻就“闪婚”到了一起。
结婚后，我们又从西北到了东南的工厂里打工。
妻的长相不像西北的女孩子，很多东南当地的同事们总是认为我娶了一个当地的姑娘做妻子，个个夸我“牛”。我说妻与我同是西北大山沟里的，同事们不信，说妻的长相一点不像西北大山里出来的“红二团”。（注：因气候原因，西北的姑娘的脸庞红彤彤的，有媒体称为“红二团”）
妻与我在东南相识十年，我在工厂里从车间操作工到储备干部，后来调到财务中心和人力行政中心，还兼职过一段时间的车间主管，也算脚踏实地默默无闻的工作。默默无闻到连集团董事会的董事们都不知道我的名字。妻从东南到西北，再从西北到东南，来来回回，进出工厂四五次，虽然有所改变，仍改不了儿时的脾性。然而在消费上，已然远了她们一家人的豪爽。在这十年里，妻也明白了，挣钱是多么的不容易。每当她想大手花钱时，她都会想到我们曾经饿肚子的情形，当然还有拼餐，偶尔还会想起那时只吃白米饭而被太阳晒晕的同乡们。
患难见真情，蓦然回首十年时光，也在妻与我结婚九周年的日子里，对妻说一声：有你真好。人生应当有这样的一个伴，陪着我一路走过。
妻读着我敲下的文字，嘴角莞尔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