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散文诸子百家是先秦至汉初各个学派的总称，诸子即指各家的代表人物，亦指他们的代表作；百家即指各学派。《汉书·艺文志》作者根据刘歆的《七略》一书，把儒家经典列入〈六艺略〉中，在〈诸子略〉中，又把先秦至汉初各学派分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等十家。同时，还著录各家著作，「凡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
小说家
先秦九流十家之一，乃采集民间传说议论，借以考察民情风俗。《汉书·艺文志》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
杂家
战国末期的综合学派。因「兼儒墨、合名法」，「于百家之道无不贯综」(《汉书．艺文志》及颜师古注)而得名。秦相吕不韦聚集门客编着的《吕氏春秋》，是一部典型的杂家著作集。
农家
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因注重农业生产而得名。此派出自上古管理农业生产的官吏。他们认为农业是衣食之本，应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孟子．滕文公上》记有许行其人，「为神农之言」，提出贤者应「与民并耕而食，饔飨而治」，表现了农家的社会政治理想。此派对农业生产技术和经验也注意记录和总结。《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等篇，被认为是研究先秦农家的重要资料。
纵横家
中国战国时以纵横捭阖之策游说诸侯，从事政治、外交活动的谋士。列为诸子百家之一。主要代表人物是苏秦、张仪等。战国时南与北合为纵，西与东连为横，苏秦力主燕、赵、韩、魏、齐、楚合纵以拒秦，张仪则力破合纵，连横六国分别事秦，纵横家由此得名。他们的活动对于战国时政治、军事格局的变化有重要的影响。《战国策》对其活动有大量记载。据《汉书·艺文志》记载，纵横家曾有著作「十六家百七篇」。
名家
名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因从事论辩名（名称、概念）实（事实、实在）为主要学术活动而被后人称为名家。当时人则称为「辩者」、「察士」或「刑（形）名家」。代表人物为惠施和公孙龙。
阴阳家
阴阳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因提倡阴阳五行学说，并用它解释社会人事而得名。这一学派，当源于上古执掌天文历数的统治阶层，代表人物为战国时齐人邹衍。阴阳学说认为阴阳是事物本身具有的正反两种对立和转化的力量，可用以说明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五行学说认为万物皆由木、火、土、金、水五种原素组成，其间有相生和相胜(葜)两大定律，可用以说明宇宙万物的起源和变化。邹衍综合二者，根据五行相生相胜说，把五行的属性释为「五德」，创「五德终始说」，并以之作为历代王朝兴废的规律，为新兴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理论根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此派著作二十一种，已全部散佚。成于战国后期的《礼记·月令》，有人说是阴阳家的作品。《管子》中有些篇亦属阴阳家之作，《吕氏春秋·应同》、《淮南子·齐俗训》、《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保留一些阴阳家的材料。
法家
法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因主张以法治国，「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故称之为法家。春秋时期，管仲、子产即是法家的先驱。战国初期，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等开创了法家学派。至战国末期，韩非综合商鞅的「法」、慎到的「势」和申不害的「术」，以集法家思想学说之大成。这一学派，经济上主张废井田，重农抑商、奖励耕战；政治上主张废分封，设郡县，君主专制，仗势用术，以严刑峻法进行统治；思想和教育方面，则主张禁断诸子百家学说，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其学说为君主专制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根据和行动方略。《汉书·艺文志》著录法家著作有二百十七篇，今存近半，其中最重要的是《商君书》和《韩非子》。
墨家
墨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创始人为墨翟。这一学派以「兼相爱，交相利」作为学说的基础：兼，视人如己；兼爱，即爱人如己。「天下兼相爱」，就可达到「交相利」的目的。政治上主张尚贤、尚同和非攻；经济上主张强本节用；思想上提出尊天事鬼。同时，又提出「非命」的主张，强调靠自身的强力从事。墨家有严密的组织，成员多来自社会下层，相传皆能赴火蹈刀，以自苦励志。其徒属从事谈辩者，称「墨辩」；从事武侠者，称「墨侠」；领袖称「巨（钜）子」。其纪律严明，相传「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吕氏春秋·去私》）。墨翟死后，分裂为三派。至战国后期，汇合成二支：一支注重认识论、逻辑学、数学、光学、力学等学科的研究，是谓「墨家后学」（亦称「后期墨家」），另一支则转化为秦汉社会的游侠。
道家
道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又称「道德家」。这一学派以春秋末年老子关于「道」的学说作为理论基础，以「道」说明宇宙万物的本质、本源、构成和变化。认为天道无为，万物自然化生，否认上帝鬼神主宰一切，主张道法自然，顺其自然，提倡清静无为，守雌守柔，以柔克刚。政治理想是「小国寡民」、「无为而治」。老子以后，道家内部分化为不同派别，著名的有四大派：庄子学派、杨朱学派、宋尹学派和黄老学派。
儒家
儒家是战国时期重要的学派之一，它以春秋时孔子为师，以六艺为法，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主张「德治」和「仁政」，重视道德伦理教育和人的自身修养的一个学术派别。同时，儒家强调教育的功能，认为重教化、轻刑罚是国家安定、人民富裕幸福的必由之路。主张「有教无类」，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应该进行教育，使全国上下都成为道德高尚的人。在政治上，还主张以礼治国，以德服人，呼吁恢复「周礼」，并认为「周礼」是实现理想政治的理想大道。至战国时，儒家分有八派，重要的有孟子和荀子两派。
诸子散文包括：
1、士的兴起与诸子百家。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与士这一阶层的兴起有密切关系，由社会各个阶层转化而来的士，成为此期活跃于政坛及思想界、教育界的风云人物，其中“九流十家”，有完整的思想体系，成为诸子百家的代表。
2、兵家与早期道家的格言体散文。《孙子兵法》谋篇布局的特点；《孙子兵法》的语言特色；《老子》的思想；《老子》的格言式散文。
3、语录体散文集《论语》。孔子的思想；《论语》精粹的语言艺术；《论语》对人物性格及语态的描写。
4、对话式论辩体散文《孟子》和《庄子》。《孟子》的思想；《孟子》的论辩特点；《孟子》的语言艺术；《孟子》的寓言艺术；《庄子》的思想；《庄子》散文的浪漫主义特点；《庄子》的寓言艺术。
5、论说体散文《荀子》与《韩非子》。《荀子》说理文的艺术；《韩非子》的寓言艺术。
先秦诸子散文，一般认为经历了三个阶段，而不是四个阶段。
三个阶段及各阶段代表作品分别如下：
第一阶段是春秋末、战国初，代表作有《论语》和《墨子》，前者为纯语录体散文，后者则语录体中杂有质朴的议论文。
第二阶段是战国中期，代表作是《孟子》和《庄子》，前者基本上还是语录体，但已有显著发展，形成了对话式的论辩文；后者已由对话体向论点集中的专题论文过渡，除少数几篇外，几乎完全突破了语录的形式而发展为专题议论文。
第三阶段是战国后期，代表作是《荀子》和《韩非子》，在先秦散文中都已经发展到议论文的最高阶段。它们的篇幅由短而长，风格由简朴而开拓、纵恣，代表着春秋战国时代各个阶段的理论文。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他们纷纷著书立说，互相辩论，因而促进了诸子散文的发展。诸子散文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春秋末年至战国初期。这个时期主要作品中的《论语》《老子》都用词简约，含义深刻丰富。
《墨子》基本形成论说文的形式。
第二个时期是战国中叶，主要作品有《孟子》《庄子》等，它们的文辞比前一个时期繁富，论说畅达有力。
第三个时期是战国末期，主要作品有《荀子》《韩非子》等。其代表性文章都写得结构严密，分析深入，文笔流畅，逻辑性强。先秦诸子的散文是阐述哲理的理论著作，但也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诸子散文各有特色，从文学的角度来说，在战国诸子著作中，以《孟子》和《庄子》的文学价值最高，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更重要。
《荀子》和《韩非子》则以论说文见长，它们对后来论说文的发展产生很大影响。
孟子的文风以辩论见长，写得刚柔相济，曲折尽情，波澜壮阔。
孟子的议论文“鱼，我所欲也”。“舜发于畎亩之中”(《告子下》)是其代表作。
《孟子》的议论文，善用比喻说明道理，有时也用寓言来说理，如“揠苗助长”和“齐人有一妻一妾”等故事。
孟子的散文对后世有很大影响，唐宋古文家如韩愈、苏洵、苏轼等，不但在思想方面受到他的影响，在文章方面也效法他。 庄子的散文，文字优美，想象丰富。庄子的散文中有所谓“寓言”“重言”和“言”三部分。寓言包括一些神话幻想故事，也包括通常所说的寓言。“重言”是引证一些历史故事和古人的话，其中有许多只是作者的假托。“言”是抽象的论说。
庄子在文学上的主要成就在于他的寓言和重言富于浪漫主义的色彩和浓郁的诗意，《秋水》和《逍遥游》就是他的代表作。
他的作品给后世文学家以极大的启发，许多诗人和散文家都爱学习庄子的风格和技巧。
在战国诸子中以庄子给后世文学的影响最大。
仁义礼智信，多许多文人墨客有着巨大的影响，以致于许多画作中都能找出儒家思想来，比如《张良拾履图》、《二十四孝图》、《宫训图》，在汉代和宋朝这两个儒家思想影响深厚的朝代就应该会出现许多宣传、赞美儒家的画作。
圣迹图，是一部表现孔子一生事迹的连环图画。为表达对孔子的尊崇和敬仰，也为方便后人纪念和供奉祭祀，自汉代开始，不断有人绘画和塑造孔子的形象。
诸子散文的主要特点：
诸子散文中，首推儒家的《论语》、《孟子》、《荀子》；道家的《老子》、《庄子》；法家的《韩非子》；墨家的《墨子》，各具特色，下面分别略作介绍。
《论语》一书颇具哲理，虽然行文质朴简练，自然无华，但非常耐人寻味。比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是可忍，孰不可忍”，“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等等都是广为流传的妙语。
《孟子》是继《论语》后的另一部重要的儒家经典。从散文的角度而言，《孟子》的主要特点在于文笔雄健，铿锵有力，以气势见长。比如《离娄上》“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一段，又如《告子下》论“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一节，都一气呵成，读之几乎令人无喘息之机。
《荀子》为文的特点，在于“雄浑”。其学问渊博精深，所以行文气魄宏大雄浑，有包容诸家的气概。比如《劝学篇》，提出了“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的见解，强调了“学不可以已”，总结了治学经验，为后世传诵效法。在《富国》、《王霸》篇中，纵横于古今，引述历代兴亡鉴辙。而《天论》篇，则探微抉隐，极宇宙之玄奥，昌言“天道有常”之旨。文章气势雄浑，为其他诸子所不及。
《老子》一书为道家鼻祖，旨义深邃玄奥。从散文的特点来说，它堪称“清远”二字。比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又如“小国寡民”、“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文笔简净，声韵优美。《老子》主要内容不是文学作品，但它为文的这种清远风格，追随者还是不乏其人的。
先秦诸子之中，就文学角度而言，最有影响的是《庄子》。陆德明《序录》曰：“庄生宏才命世，辞趣华深，正言若反，故莫能畅其弘致。”它行文的主要特点在于“恣肆”。读《逍遥游》，小到杯水芥舟，大至“其翼若垂天之云”的鲲鹏；从“朝菌不知晦朔”的“小年”，到“八千岁”为春秋的“大年”，随思信笔，纵横恣肆。又如《外物篇》写“任公子为大钩巨缁，五十牛害以为饵，蹲乎会稽，投竿东海”，也极尽想象之能事。鲁迅先生称：“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
《韩非子》文章的主要特点是“峻削”。分析精辟入理，严峻峭拔，读之颇有刻骨铭心之感。比如《亡征》篇中，从开卷第一句“凡人之国小而家大，权轻而臣重者可亡也”，如此而下，一连四十余个“可亡也”，条分缕析，步步深入地罗列了各种亡国之征，好像连天波涛，一浪接一浪地扑面而来。又如《说难》、《备内》两篇中，细致入微地剖析了各种权术，淋漓尽致地撕去了“仁义”的遮羞布，赤裸裸地把社会的隐私公诸于光天化日之下!至于《显学》、《五蠹》为文的深刻严密，已是大家再熟悉不过的了。
《墨子》为文的主要特点是“质朴”。比如《非攻》篇，以“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开始，平铺直叙，通过层层推理，说明攻战之不义，强调了“非攻”的主张。又如在《公输》篇中，从以千金聘公输盘杀人而公输拒之说起，论证了公输的自相矛盾。而《兼爱》篇则论述了欲治天下，必“不可以不劝爱人”的道理。文章说理明白，绝无丽辞铺陈。
以上是先秦诸子各派散文的主要特点，而它们的共同特点还有逻辑精密、富于论辩性等等。
在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看来，依于仁者的君子，深知仁德的基础在于良心，在于真诚恻怛之心，有此心就能生此德，而行此德就能保存此心。此间的逻辑关系被孟子清晰地揭示。“君子之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以仁存心”，此之谓也。
明君子的自爱。大家知道，“仁”德在儒家那里是具有丰富内涵的，而君子正是在多个层面去依仁而行事。儒家仁爱思想完全是靠君子这一特殊主体来落实和推行的。“君子去仁，恶乎成名”（《论语·里仁》），“君子亦仁而已矣”（《孟子·告子下》），此之谓也。“仁，亲也”（《说文解字》）。
亲者所表示的正乃是“爱”也。对对象的亲近、亲热、亲切、亲和、亲密等无一不是“爱”的具体表现。“亲爱”“仁爱”是也。在确立了仁德的主旨及其精神在于爱以后，当要懂得这一爱的多层次性。
换句话说，儒家的仁爱思想是包含丰富的爱的内涵的。至少包括自爱、爱人、爱物。当然爱人又分爱亲人和爱人民。由此可见，自爱是儒家仁爱思想首先要讨论的问题，而君子又承担了这一首要任务。
《荀子》记载了孔子对“仁”的三种境界评价的内容。《荀子-子道》篇说：“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对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爱己’，子曰：‘可谓士矣’。子贡入，子曰：‘赐！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贡对曰：‘知者知人，仁者爱人’。子曰：‘可谓士君子矣’。颜渊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颜渊对曰：‘知者自知，仁者自爱’。子曰：‘可谓明君子矣’”。
使人爱己，仁者爱人，仁者自爱，是孔子三位学生对仁的不同理解，而孔子最后肯定了颜渊的“仁者自爱”答案，并认为如此就可称为“明君子”。孔子赞赏颜回的观点，表明仁的本质内涵应首先在于“自爱”。汉代的杨雄说：“人必其自爱也，而后人爱诸；人必其自敬也，而后人敬诸。自爱，仁之至也；自敬，礼之至也。未有不自爱而人爱敬之者也。”（《法言-君子》）
张载更提出“以爱己之心爱人则尽仁”的思想。而如何准确理解“自爱”这一概念的内涵及其意义则又是理解儒家仁爱思想的关键之所在。
自爱就是自觉，自律，自立，自达，自尊，自强，自省，自反。所谓“自觉”，就是自己醒悟，自己明白，自己懂得，自己清楚，自己意识，自己认识。就是自觉到人是宇宙的精华，是“几希”（良心）的拥有者。人“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语），“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语），此之谓也；所谓“自律”就是做到自己约束自己，自己端正自己，一切以礼行事，“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孔子语），此之谓也。
孟子更明确指出：“吾未闻枉己而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孟子·万章上》），意思是说，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自己做的不正确，但却匡正别人，更何况是辱没自己，来匡正天下呢所谓自立，自达，具体是立于礼，达于德，然后建功立业，成就事业。也就是说，自立自达首先和最重要的当是道德的挺立和建立；所谓自尊，就是使自己要有尊严的生活，要使别人尊重你，你自己首先要尊重自己，按照君子的标准去做人行事，有人格，有情操；所谓自强就是积极有为，坚持信念，不言放弃。
孟子正是将人的自强与居仁由义紧密联系起来的。他说：“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孟子·离娄上》）；所谓“自省”“自反”，就是要在行有不得的情况下，首先从自身处找原因，而不是怨天尤人。孟子说：“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孟子·公孙丑上》）。
意思是说，实行仁义的人好比射箭的人，射箭的人先要端正姿势然后开弓，射箭出去没有射中目标，不埋怨胜过自己的人，而反过来审察自己的不足罢了。孔孟都喜欢用“射”做例子，以此比喻和强调“自省”“自反”的重要性。
总之，儒家所谓的“自爱”其实质是强调一系列的“内圣”过程和功夫，是一整套的“为己之学”过程和功夫。通俗的说，所谓的“自爱”就是一系列的“修身”“修己”的功夫论。
如此的“自爱”当然地与“自私自利”毫不相干了，非但不是一回事，相反还是超越，甚而是反对自私自利行径的。真正懂得自爱的人，一定是有修养的人，所以，一定不是自私自利的人。
吕氏春秋是诸子散文。
《吕氏春秋》，又称《吕览》，是在秦国相邦吕不韦的主持下，[1]集合门客们编撰的一部杂家名著。成书于秦始皇统一中国前夕。此书以“道家学说”为主干，以名家、法家、儒家、墨家、农家、兵家、阴阳家思想学说为素材，熔诸子百家学说于一炉，闪烁着博大精深的智慧之光。
《劝学》是战国时期思想家、文学家荀子创作的一篇论说文（也可以归为历史散文），是《荀子》一书的首篇。
这篇文章分别从学习的重要性、学习的态度以及学习的内容和方法等方面，全面而深刻地论说了有关学习的问题，较为系统地体现了荀子的教育思想。全文可分四段，第一段阐明学习的重要性，第二段说明正确的学习态度，第三段论述学习的内容和途径，第四段阐述学习的最终归宿。文章语言精练，设喻贴切，说理深入，结构严谨，代表了先秦论说文成熟阶段的水平。
《庄子》是继《老子》之后体现道家学说的一部极其重要的作品。现今通行的《庄子》一书，分为“内篇”“外篇”“杂篇”三部分，共三十三篇。以其深邃的思想内容和奇诡的创作手法，在先秦诸子散文中独树一帜，是一部洋溢着浪漫主义的文集。
庄周一生著书十余万言，书名《庄子》。这部文献的出现，标志着在战国时代，中国的哲学思想和文学语言，已经发展到非常玄远、高深的水平，是中国古代典籍中的瑰宝。因此，庄子不但是中国哲学史上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同时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的文学家。无论在哲学思想方面，还是文学语言方面，他都给予了中国历代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以深刻的，巨大的影响，在中国思想史、文学史上都有极重要的地位。作为道家学派始祖的老庄哲学是在中国的哲学思想中唯一能与儒家和后来的佛家学说分庭抗礼的古代最伟大的学说。它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占有的地位绝不低于儒家和佛家。
1、诸子散文指的是战国时期各个学派的著作，反映着不同学派的思想倾向、政治主张和哲学观点。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竞作，九流并起。”各种思想流派的代表人物纷纷著书立说，宣传自己的社会政治主张。
诸子的文章，各具风采。在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有儒、法、道、墨四家。
2、历史散文的概念是对诸子百家的哲理散文而言的。
哲理散文以析理论辩为主，不专记人记事；历史散文则以记述历史事件的演化过程为主，最早的历史散文是《尚书》。
历史散文有三体，分为“国别”、“编年”和“纪传”。
历史散文”历史作用：
我国古代的叙事散文在历史著作占有极高的地位，其渊源则在先秦。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成熟的历史散文--《左传》、《国语》、《战国策》、《晏子春秋》等，对后世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司马迁的《史记》，不仅大量地采用了《左传》、《战国策》的史料，而且汲取了它们的写作技巧和语言风格。例如《赵世家》极似《左传》、平原君、魏公子等列传又极似《战国策》。
《春秋》的褒贬是非以及《左传》直书无隐的精神，一直为司马迁以来的良史所继承，成为过去史学家撰著的原则。
从司马迁起，史家之有论赞，也是受了《左传》的启示。
《左传》的作者常常通过"君子"或他人之口来表示自己的观点、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这种手法也为后来史家所秉承。
《战国策》的纵横家雄辩余风，直接影响到汉初贾谊、晁错等政论作家。而唐宋以来的著名古文作家如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等人无不师承先秦历史散文。
他们的叙事文和传记文无论在语言上，表现方法上，很大程度上受了先秦历史散文的影响。例如，韩愈虽说"左氏浮夸"，而其《董公行状》的辞令却与《左传》风格极为近似。
柳宗元在所谓"圣人之道"上曾经非难过《国语》，但在文章上却承认其"深闳杰异"，并主张"参之《国语》以博其趣"（《柳河东集·答书中立论师道书》），可用《左传》、《国语》之辞（《柳河东集·报袁君陈秀才书》）。
至于苏氏父子，受《战国策》影响尤为明显。苏洵的《权书》、《衡论》以及其他史论，苏轼的《策略》、《策别》、《策断》、
《志林》诸论及其他策论、上书等，都在学习《战国策》中吸取了有益的经验。
可以说，《晏子春秋》直接启发了后世文言小说的作者，而《穆天子传》、《逸周书》则可视为后世说唱文学的滥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