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人生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老屋中度过的。
老屋大约修建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五柱”木结构穿斗房。1960年父亲从祖籍地刘广坪“沙石盘”搬来居住时，卖了家中的两只老母鸡和几十个鸡蛋，就从别人手中买下了这两间正房一间偏房的三间老屋。
父亲从朝鲜战场复员回乡后，当时的大队书记见他当过兵，个性耿直，公道正派，又是共产党员，有一定的组织领导能力，就安排他到另一个生产队去当队长。那时大哥才三岁多，自己走路下来的，二哥才几个月，是父亲用大箩篼，连同简单的日常生活用具一起挑着来到了新家，几年后才有了姐和我。
老屋坐南朝北，原主人姓罗，听说，因为房屋当北风，“朝向”不好，吹散了老屋先前一家人，导致一大家子病的病，死的死，最终这家人成了“死绝户”。
从迷信来说，这房子不能居家住人的，否则会像前主人一样家破人亡。或许当初房价低廉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吧。
但父亲从不把此事放在心上，他说，身正压百邪，人不对怪屋基，牙不硬怪大米，全是封建迷信，牛鬼蛇神。或许是应了父亲“身正压百邪”的说法。从搬进老屋到我们拆除老屋重建新房的几十年时间里，一家人从没遇过大灾大难，也没患过大病怪病，弟兄姊妹几人健康成长。着实给了那些在背地里叽叽歪歪，乱嚼舌根子人一记响亮的耳光。
老屋所在地是个院子，被人们称之为“上垭口”，有四户人家居住，其余三家都姓罗。虽不同姓，但关系处得非常好，很少为鸡毛蒜皮的琐事争吵，谁家有好吃的，都会拿出来共同分享。一遇逢年过节，上下几个院子的人都会相互走院串户，大人们扯闲谈吹牛，小孩们则踢毽子、打娃儿牌、跳绳、拉猫什么的尽情地玩耍，哄笑打闹声不断，十分闹热。这种场面，是如今乡村永远再也找寻不到的了。
老屋前左侧山梁上有两棵黄桷树，听说是同院子的人栽下的。栽树的人姓罗，是一个教书的老学究，鲁迅先生笔下孔乙己类人物，古板、刻薄、迂腐，满口的“知、乎、者、矣”，但我从来没见过，其子女后辈文墨一般，甚至还有不能识文断字的，也没有一个人继承他的衣钵。
常言，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好在他栽了两棵黄桷树，不但成了雀鸟的栖息地，也成了我儿时攀爬的好去处。取鸟窝，采黄桷叶喂牛，有次取了一窝喜鹊蛋，被喜鹊鸟骂了几天几夜，也由此挨了父亲几荆条棍子，让我懵懂的心长了几分“见识”。但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一场冰雪霜冻中，其中的一棵树枯死了，的确让人惋惜。
老屋旁有棵核挑树，虽没长出几颗核桃来，但每到春夏季节，满树宽大厚实的叶片，却成了我用来包裹麦子面粑的好东西。从树上摘下叶片，用清水冲洗干净，将面团揉压成面粑，用核桃叶包好，然后瓮在带火舌的柴火灰里焖烤，待一定火候，面粑色泽变得金黄，吃起来香脆可口。至今，那口感味道极佳的麦面粑，仍让我念念不忘。在生活困难年代，我作为家中的老幺，才享有这样的“特权”，但逢家中吃面疙瘩，我必烤一个麦面耙。
老屋所处地势较低，一遇绵雨天便阴冷潮湿，地面三合土起水打滑。加之房高只有4米多，无楼层，夏天太阳直晒在屋瓦上，室内温度上升，闷热难受；冬天瓦上结霜，气温骤降，室内寒气逼人。尽管如此，一家人其乐融融，温馨的欢笑声时常在老屋里荡漾。
老屋承载了太多的幸福和欢笑，完成了它既定的使命。上世纪90年代初，我撤出老屋搬到另一个地方建了新房。隔年，二哥在原屋基上重建，只是变换了房屋朝向，改为坐西向东。院子里的其它三家人都分别搬出了老屋，选址建了新房。老院子的宅基地上，只留下一些废弃的残垣断壁，一幅荒凉破败景象。
岁月流逝，风雨飘摇。如今，老屋已不复存在，早已消失在岁月的皱褶中，但他留给我的记忆却是那么深刻和难忘，每每想起，总是充满温馨甜蜜的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