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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稻田重逢

与稻田重逢


儿时记忆里,散布在村子里的每一块稻田,都像家里的孩子一样,有自己的名字。村里人的心思似乎都扑在稻田里,唤起孩子的名字,一贯粗嗓门,而说到稻田呢,开口闭口则是“俺家的长丰大丘”“屋门口的三湾丘”……完全是一副温柔的声调。

老家地处丘陵地带,在村子起伏的版图上,稻田呈现出极不规则的形态,大小不一。村民往往按其形状和所在地,给一丘丘稻田命名。三角形的就叫三角丘,长方形的就叫长条丘,荷叶状的叫荷叶丘,碟子状的干脆叫碟子丘。那丘最大的田,叫长丰大丘。弯弯曲曲的,就叫大湾丘。在昌蒲洼的田就叫昌蒲丘,在尖子山脚的就是尖子丘。从荒地上挥汗如雨地拓出几分田来的,那就叫新开丘好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每一丘稻田即是每一家的孩子,这是一点也不夸张的比喻。稻田像个碗,装着村子绵长的日子。

站在老屋门槛外,一抬眼就能看到长丰大丘。长方形,显得规整,面积也不小,足有五亩三分,这样的大田在小村里可不多见。大丘的上面就是椿树塘,只要塘里有水,这田里的收成就不愁了,所以叫它“长丰”还真不是没来由的。一脚踩进黑油油的泥里,一股爽溜溜痒滋滋的感觉从足底直抵心里头。长丰大丘以前可是谁家都想耕作的一块田。分田到户时,爷爷靠运气抓阄分得了长丰大丘,高兴得不亚于中了头彩,一天里少不了要去田边转上几趟。邻居槐三爷见了,半是调侃半是妒忌地讲:转什么转呢,别人又搬不走你的田。

田是好田,种田的亦是好手。爷爷在长丰大丘干得风生水起,一年两季里,稻子穗穗金黄饱满。

几年之后,村里对田地进行调整,这次爷爷没那么幸运了,长丰大丘被槐三爷家的后辈新初分去了,爷爷为此郁闷了好一阵子。其实,当时爷爷已八十高龄,即便身体再健康,也种不动长丰大丘了。可他还是喜欢到田边去转悠转悠,回来后总不忘和槐三爷唠叨几句,无非是让他提醒一下新初,田里要放水了,田里要治虫了,田里又要薅草了。有次新初随口回了一句:“老伯你就莫操长丰大丘的闲心喽。现在种田也有新法子了呢。”给爷爷呛得半天不吭声。自此,他的心思便转移到了自家屋后的菜地里。

自上世纪90年代起,外面的世界越来越精彩,村子里的年轻人如新初,大都加入打工的行列南下北上。一片热闹声中,稻田的名字逐渐变得暗淡。起始,两季稻改成一季,后来有的田连一季也不种了,任其杂草丛生。那时的爷爷经常搬把竹椅子倚门而坐,望着长丰大丘叹着气。椿树塘多年不曾清淤,塘堤也日渐破旧。

爷爷奶奶过世后,父母随我住到了县城,一年到头已难得回老家一趟。长丰大丘,以及那些曾经被村里人视为命根子的稻田,在我的脑海里渐渐淡去。只是父母还会在家里,不时提及一丘丘稻田的名字。母亲说:现在种田的政策其实挺好,不用交税,还有补贴,多好的事啊。父亲接过话题:像长丰大丘那么好的田,荒了真可惜。我理解和田地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父母对于田地的那份情感。他们骨子里和爷爷一样,把自己的一生与田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父母的语气里自有一份难以排遣的无奈。母亲自言自语道:有什么法子呢?又没有哪个愿意来种。

阳春三月的一天,正是水桐花开的时节,母亲意外接到了新初打来的电话,说要来县城家里拜访。原来新初回到了村里老家,他不想再南下打工了,打算回来好好种田。田种少了也没意思,他要种更多的田,问母亲闲置在村里的田能不能让给他种。母亲一听,忙不迭地连连说:好啊,太好了,反正荒在那里,你要是能种,怎么不好呢?新初许诺,下次给家里送新米来。父亲在一旁搭话:“一粒米都不要你送,只管种好。”新初抑制不住高兴的心情,话也多了起来。他告诉母亲,现在种田可轻松多了,乡里面鼓励的举措多得很,力度也大得很。他已经添置了崭新的农机农具,什么耕整机、微耕机、插秧机、施肥机,都配了好几种了,政府给补贴了上万元,自己花不了几个钱。特别是乡里专门派了督导组下到村子里,帮着把基本水利建设搞好了。椿树塘的塘堤都抹上了水泥,再也不用担心会垮塌了。

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我驾车陪父母回家。父母望着车窗外一掠而过的乡野田畴,满目的青色让他们的话匣子再也关不住了。他们指点着视野里那一丘丘稻田,大湾丘、四方丘、枫叶丘……像久别后的重逢,如数家珍。

他们最关心的当然还是长丰大丘。站在老屋前的地坪中,一眼就看见长丰大丘里浮起的那一层盈盈新绿,着实让他们一番惊喜。稻田的名字再度在小村叫响,一阵微风从田野上吹过来,我仿佛嗅到了稻花香的清新,让人陶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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